普遍怀疑催促我们重塑国家共同体
杨于泽

　　武汉“钉子户”童贻鸿被指控扔砖头伤人，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一派出所自首；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卡车压死，当地警方第一时间发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抨击警方撒谎。怀疑和警惕已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信任医生、商人、官员，尤其不信任地方政府的话。这是《国际先驱导报》昨天勾勒出来的世态，使人看了异常沉重。
　　我们深深陷入怀疑一切的泥潭，甚至带着几分“主义”的色彩，有时甚至进入某种迷狂。何以如此？有人可能责怪历史，说中国之二十四史是奴隶史，它驯养了我们的奴性，使我们精神残疾。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一堆垃圾，让我们天生“瞒和骗”。记得学者朱学勤讲过一个观点：把问题泛化为文化，搞所谓文化批判，其实不着边际。
　　怀疑本质上是一种认识的冲动，是认识的起点，本来并非坏事。但市场经济、现代政治是以信任为前提的，当我们怀疑一切的时候，社会生活就变得很困难。为了使现代社会成为可能，人类在交往中摩合出一套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适宜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把大家粘合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每个人的自我，我信任我，于是把人与人之间本能的怀疑克服了。
　　我们现在普遍怀疑，说明我们还没有被整合成一个共同体，我非他，他非我。从19世纪开始，中国在西方文明裹挟下，慢慢步入现代，实行市场经济，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游戏规则。但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缺乏相应的游戏规则，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人们从乡村进入城市，跌入陌生社会，每个人对于另一个人都是“他者”。如果没有一套制度居中协调，相互不信任其实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相互信任。
　　当代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向中国社会传播了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同时每个人都成了独立的权利主体，人与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撞异常激烈。这是社会内在矛盾，相互的不信任由此而来，并且还在加剧。但普遍的怀疑，并非我们悲观绝望的理由，它不过是催促我们找到办法，克服相互的怀疑，使现代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出路决非文化批判，也不是道德指责，而是制度设计。我们需要一套制度安排，把所有国人凝聚起来，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使这个命运共同体成为每个人的自我。到时候，信任社会、信任别人就是信任自己，而怀疑即使不彻底消失，也会变成某种合理的审慎，断不至于妨碍公共生活。现在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人们在经济上的相互信任已经确立，虽然还有人制造假冒伪劣，但已退出主流。
　　一个现代的命运共同体，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都需要一套适宜的制度安排。所谓制度安排，就是所有人必须遵守的言行合一的规范，它顾及别人的感受，在意别人的可能反应，要在传达善意，过滤恶意恶行。尤其要融合权力、官员与人民，组成政治共同体。社会将不再是“他者”，而是每个人的“自我”，即使是政治生活，也只是人们“自我”的一种现实。相互不信任，总有一天将自然冰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