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亚国家以及我国的贸易顺差问题已经在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认真的讨论的许多年了，牵扯面甚广，现从我国的视角（研究的立场），从贸易顺差的性质与原因的角度，再略说一二。

    1.贸易顺差的“发展性”

    若干年前世界银行专门撰写报告倡导东亚“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以为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借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此模式又转向谨慎。不论学术讨论及其结果如何，以出口带到经济增长的模式，是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的基本模式，也差不多是唯一成功的模式。因此可以说，扩大出口，通过贸易顺差积累资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具有“发展性”。因此，对于贸易顺差的追求（当然不能通过限制进口来获得），具有合理性。

    2.贸易顺差的“阶段性”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处于一定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对于诸多亚洲国家和中国而言，“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具有阶段性。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重要特征。这并不意味着，之后的三十年中国仍然会积累大量的贸易顺差。对于现在所谓的发达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也曾经出现过贸易顺差，现在仍想追求顺差而不能。因此，不能因为自己过了这个阶段，就开始批评他国。

    3.贸易顺差的“被动性”

    谁都知道，连外国人也承认，中国的顺差，其实是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韩国人，包括中国人的顺差，绝大多数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创造出来的。这与现在的原产地规则有关，与国际分工格局有关，与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策略有关，当然，也与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和政策导向有关。

    4.贸易顺差的“夸大性”

    这已成为业内共识，也得到了美中联合研究的证实。当然，如果加工贸易不算进来，则会去掉更多的水分。

    5.贸易顺差的“共赢性”

    中国赚取了加工费和就业，外国人赚取了投资收益；中国人以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外国人以本国失业为代价；中国人以政绩自诩，外国人被政客忽悠。

    总之，表现为中国国际收支账户上的贸易顺差确是客观存在，任谁都无法消除之。但其性质和原因却非传统的经济学所能解释。当然，调整的政策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学来进行，如汇率变动，就更不靠谱了。

    美国人有自己的政治压力，中国人也有。林毅夫说的好，好比是两口子吵架，很贴切，但背后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很沉重。美国人在艰难的调整，中国人也在被迫进行艰难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