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设计的出现，可以因为几个天才对构型审美的崇拜。设计的流行，主要就还是经济因素了。就像肖邦莫扎特对韵律音阶疯狂崇拜，可没有欧洲贵夫人对音乐的迷恋，也不会有一个时代层出不穷的天才技师们，造出古典音乐的黄金50年。
但经济发展程度、历史根源不同，对设计的诱导方向还不一样。大致说到“现代设计”，是由包豪斯而起，二战之后突飞猛进，成为社会窗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甭管美的怪的矫情的，都在让这个世界变得不同。
二战最大收益方肯定是美国，躲在遥远的美洲大陆，该卖军火卖军火，该抢科学家抢科学家。造飞机大炮原子弹的牛人抢了不少，设计大师同样网罗众多。设计界大佬、包豪斯创始人格罗比乌斯，远赴重洋，从德国来到了哈佛教书做设计。他的后继者，凡德罗，包豪斯第三任校长，也跑到美国大学做教授。一批工业大师纷纷前来，加上蓬勃增长的消费需求、成熟理智的商业环境，美国设计被当作公司企业最好的经营资源之一，无缝嵌入产品价值链条里。制造商拿设计做什么呢？他们对消费者喜新厌旧的心理了如指掌，设计被重视，必须是能产生经济价值。全球市场霸主的美国佬认准一点：不断变化产品的风格，保持审美新鲜，能有效持续占有市场份额。
一个新外形、新造型面世，你手里的就成了旧东西。“今天的好东西明天就显得过时了”，这时购买就有动力了。你可以想象的所有东西，大到地铁汽车，小到水果刀包装纸，都在通过不断改变造型的方式，来强调自身存在价值。
欧洲呢，就有些不一样。得过是很注重思考的，包豪斯在理性之路上走得前卫而成功。二战毁了一切，但也适合推倒重来。德国算比较另类的欧洲国家，都浪漫的时候它严谨，都经济危机的时候它财政状况还不错。这个纯粹理性的桥头堡稍微弱势，其它国家纷纷涌现。比如意大利，法国，北欧众国。以意大利为代表，有明显的拉丁气息。自由奔放，独创浪漫，活力逼人，这些都跟中西欧的艺术背景有关。
这些国家还很有手工艺的传承精神，这在以前文章里也提到过。意大利法国，四处是一百多年优良工匠传统的作坊，这些作坊当初起的名字有LOUIS VUITTON，有GUCCI，有HERMES。很多工匠式的制作方法，都在欧洲设计师的意识中留有重要的地位。连包豪斯的授课教授，都有不少木工师傅、铁匠师傅。这种将设计师的个人才能，和工匠品质融合在一起的设计产品，衍生出了品牌与奢侈品，大把大把地赚银子。
日本又不一样。二战之后日本和德国一样，百废待兴。不过它没有德国的工业设计底蕴，没有欧洲的整体设计氛围。旁边一圈亚洲兄弟，那会儿都还是土包子时代。倒是美国在产业上扶植不少，于是在六七十年代，日本开始成为世界工厂，全民经济大生产。这阶段，吃什么味儿不重要，吃饱就成。用的东西长什么样儿不重要，好用就成。所以做工业产业，必然有设计。但此时的日本设计，明显不是以生活方式、文化为方向，而是义无反顾地朝经济发展方向大踏步前进。
与中国何其相似。
然后，日本开始思考，怎么样的设计才算“日本的”。借助奥运，借助西方时尚界、设计界的断层饥渴、世界对东方文化的好奇，以及经济商业的需要，浮世绘、禅文化被植入各个产品，推向世界，一跃成为主流文化。文化高度要占位，占住了主流，就能立刻在全世界人潜意识里享受无数垄断性、持久性优势。就跟那本书《菊与刀》一样，日本设计有色彩丰富、装饰的、华贵的，也有单色调、直线的、单纯俭朴的。透过日本文化，这些已经都被西方所接受。不再是产品、品牌，而是独立于西方习惯之外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是中国的方向么？
有一点，相对于日本，我们有更多更廉价的劳动力、更庞大的市场潜力，是一个做任何东西只要做出规模就能赚钱的环境。当初日本，松下幸之助一句“设计的时代就要来临”，一呼百应，因为他们看到了瓶颈与未来。我们的企业家，同样需要足够的战略眼光来对待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