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第十一次的美「中」两国的国防咨商于美国华府举行。美「中」的国防咨商是1997年10月江泽民访美时与柯林顿，共同决定设立的副部长级对话机制。此次会谈的共同主持者皆非新面孔，「中」方为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领军，而美方亦与前次相同，仍由国防部主管政策的次长佛洛诺依女士为团长。北京强调双方顾及彼此的核心利益，以尊重、互信、对等与互惠等原则，建立两军对等与互惠的交流模式，并呼吁美方应排除发展两军关系障碍；至于美方，亦强调两国具有共同利益，应在此基础上，就各项彼此关心的议题，进行坦率的沟通、协调以及合作。

　　此次对话原本应于数月前举行，但因欧巴马政府今年初正式批准对台军售而遭「中」方延宕。在两天的会议中，主要讨论范围涵盖美「中」两军交流、军事透明度、海上军事安全以及非洲、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韩，以及伊朗等区域议题。尽管此次会谈内容，一如以往，涵盖牵涉彼此利益的诸多双边、区域，以及国际议题，但不可讳言，双方的侧重有所不同：北京当局最重视者，除近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之外，亦包括美国对台军售议题；而美方所在意者，除中国大陆军事透明度之外，也关注北韩动向，希望借用北京的力量影响平壤；至于海上军事安全，则是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美国国防部长柯恩与大陆国防部长迟浩田，曾于1998年初于北京签订军事海事咨商协议，依照该协议规范，双方须组成工作小组，定期商讨两国的海上安全、沟通联系，以及建立互信等相关议题。而自2009年以来，美「中」于南海与黄海之对峙，出现日益频繁的趋势。华府观点认为美方机舰有权于公海进行无害作业，并认为「中」方船只的逼近压迫之举，充满挑衅意味；不过北京则宣称美方电侦船只的所做所为，明显违反国际法，是在未经中共认可的情况下，擅自闯入其专属经济海域进行非法刺探。

　　华府与北京均重视海上军事安全与摩擦事件，希望避免因危机升高、误判或擦枪走火的意外局面，而重演2001年于海南岛上空的撞机风波，但此次的国防咨商中，双方在东海与南海的议题上，仍是针锋相对，并未获得实质共识，分析背后的深层原因，与美「中」在今年以来于南海升高的战略竞逐态势有关。

　　例如在2010年3月中旬，美国副国务卿史坦伯格与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贝德造访北京，当时北京高层曾向来访的美方国安官员强调，中共视南海为攸关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的核心利益，而此讯息的最不寻常之处在于，此为北京当局首次将南海议题之重要性，提升至与涉疆、涉藏，以及台湾问题相同的位阶。

　　美国于2010年7月在河内举行的东协区域论坛外长会议中回击，针对南海议题表达明确立场。国务卿希拉里于声明中指出，维护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与开放，事涉美方认定的重要国家利益，故华府主张应尊重国际法规范，不支持任何一方对此地区拥有主权的主张，且反对诉诸武力与威胁使用武力，欧巴马政府愿意与对西沙与南沙群岛声称拥有主权的相关国家，共同透过协商与和平途径解决问题。

　　换言之，美方清楚向国际社会与北京宣示，美国在此区域有其重要利益，不会轻言缺席；至于在北京的响应方面，大陆外长杨洁篪利用媒体受访机会表达「中」方的基调，即仍是反对将南海争端予以国际化与多边化，表面理由是不希望让问题更趋复杂，但其更深层的考虑，在于避免国际力量的干预，尤其是必须尽量降低美国在此区域的影响力与发言权。

    美方代表希望「中」方能够发挥对北韩的影响力，制止北韩采取任何军事挑衅举动，双方并曾就平壤停止核计划交换意见。但北京方面仍重申一贯立场，即认为国际社会的首要之务，在于各方必须保持冷静自制，并应透过外交谈判、对话与协商等和平方式，化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对峙情势，大陆副外长张志军在2010年12月18日曾以「要缓和、不要紧张，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和平、不要战争」，再度阐述「中」方的基本态度。事实上，身为六方会谈主席国，「中」方近来曾试探重启六方会谈可能性，但未获华府的正面响应。

　　目前欧巴马政府处理北韩核问题的基本原则，包括以下数点：其一是美国仍采取所谓的双轨途径，即一方面持续执行对平壤的制裁，包括支持安理会相关决议与各国自行采取的方案，另一方面，强调华府与平壤间的建设性沟通与对话大门，依然保持敞开；其次，解除制裁的前提在于北韩对于弃核，必须有重大进展，而这部份应于谈判桌上触及，故以目前观之，讨论解除制裁仍言之过早；第三，美国对于重启谈判的态度绝非「为谈而谈」，至于是否进入谈判进程，并非取决于五方的决定，而是北韩方面是否严肃与认真地看待此事，包括承诺与具体作为在内；最后，美国并不排斥北韩间进行直接沟通与对话，何况此情况在过去即有之，故美国于未来会根据实际需要作出判断，重点是美国倾向以多边模式，尤其是仰赖六方会谈的既有架构处理朝鲜半岛核武议题。

    在军事透明方面，美方代表团向「中」方阐释，美国重大国防安全政策之基本看法与思维，包括核武立场检讨、弹道飞弹防御检讨，以及太空立场检讨等文件在内，佛洛诺依甚至向媒体强调，上述说明的内容详尽程度，相当于美国对于亲密盟国的简报规格，并希望以此为示范，让北京能够逐渐提高其军事开放与透明化程度。而「中」方虽亦向美方代表解释其战略思维与军事发展，但此次双方并未针对此议题有更深入的互动。事实上，有鉴于近年来中共的快速军事扩张，并以两位数百分比成长的国防预算，五角大厦从不讳言其高度疑虑，尤其质疑其军事意图、军事能力，以及军备开支的不够透明，并强调北京的军备发展，实远远超过其防御需求。

    中国大陆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海军少将关友飞，于12月10日下午的记者会后，答复媒体提问时指出，北京此次要求美国停止向台北出售武器装备，所持理由是相较于以往，目前两岸局势已大幅和缓，持续朝向正面互动的方向前进，故对台军售无助于两岸局势的和平与稳定，且妨碍两岸和平统一。至于美方则重申华府对台军售的基本态度并未改变，强调欧巴马政府仍会履行台湾关系法中的对台军售义务。

　　综观此次双方在此议题上的表态，基本上仍与第9次(2009年6月)与第8次(2007年12月)美「中」国防咨商所持立场，无分轩至。北京明确表示台湾议题为中共的核心利益，并直指对台军售，无疑是美「中」关系长期以来出现发展、停滞、再发展特殊现象的主因之一；至于美方虽然表示不支持台独，亦体认美「中」关系三大公报重要性，但并未在对台军售上有所退却，而此论点符合欧巴马上台以来的官方宣示，最明显例子是在欧巴马于2009年底的亚洲行前夕，美方国安高层透过各种场合中，向外界透露重要讯息。

　　例如副国务卿史坦伯格于出席华府智库座谈中，重申美国将依循台湾关系法，评估台湾的防卫需求，提供适当武器装备，并表示就算会导致北京方面的不快，仍会如此，且指出这不仅是履行法律义务，亦是为所当为之事；而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贝德则表示，欧巴马政府的对台军售政策，仍将延续历任美国政府的基调；至于国务卿希拉里亦指出，美方告知北京在符合台湾需要的基础上，会持续出售台湾防御性武器。

 　　　　三、美「中」军事交往的历史轨迹

    2009年10月底至11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访问美国，当时徐才厚与美国国防部长盖兹达成7点共识，内容除包括持续推动两国高层接触，以及建构海上磋商机制之外，更宣示双方未来的合作面向，将涵盖人道救援暨救灾、军事医疗、资浅军官互访，以及文化体育等各项领域。2009年11月，欧巴马访「中」，在欧胡联合声明中曾提及，美「中」两军应在既有基础上，促成美国国防部长盖兹、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上将，以及中共中央军委会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于2010年的互访行程。

　　然而，在欧巴马政府于2010年初宣布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之后，除两国高层军事接触出现停滞之外，北京进一步宣布4项反制措施，其中包括暂停两军互访安排、推迟部份进行中的两军交往项目、暂停即将举行的美「中」国防咨商，以及对于参与军售台湾的美国企业进行惩罚。而美「中」的军事交往，直至近来才出现转机，2010年10月中旬，在河内所举行东协10加8的扩大国防部长会议中，大陆国防部长梁光烈曾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会晤，当时两人曾就海上军事安全议题交换意见，两个月后，双方正式恢复第11次国防咨商。

    回顾美「中」军事交往的历史，的确是在进退间不断起伏摆荡。1980年1月，卡特时期的国防部长布朗访问北京，开启美「中」建交后的军事高层接触，1981年，美国取消军售中共的限制。1989年之后，美「中」关系出现波折，布什政府决定停止对「中」出口武器装备，并暂停双方的军事合作计划。在柯林顿于1993年初就任后，对北京采取交往的新战略，美「中」恢复军事交往。

　　1995年5月，因柯林顿政府同意李登辉总统返回母校康乃尔大学演讲，引发北京当局的强烈不满，两国军事关系再度生变。1996年6月，随着国防部主管政策的次长斯洛科姆访「中」，以及该年10月大陆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意谓双方已再度恢复军事交往。1999年5月，因北约军机误炸中共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美「中」军事互动宣告触礁，北京宣布停止双方在反扩散、军备裁减，以及重要国际安全议题的对话，换言之，原订于该年举行的第3次国防咨商被迫延搁。

　　2000年1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访美，双方重启军事交流，同年则召开第3次与4次美「中」国防咨商。2001年4月，因美军EP-3侦察机与解放军歼8战机于海南岛附近空域的擦撞事件，再度造成两军交往受阻，甫上任的小布什政府宣布美国所有与「中」方的军事交流合作计划，将采取有选择性与个案审核方式进行。直至2002年底，两国才重启第5次国防咨商。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两国关系因现实利益需要，出现合作的动力，随着大陆国防部长曹刚川于该年10月访美，也意谓美「中」军事交流迈入新阶段，但整体而言，仍不如1990年代的柯林顿时期。而因小布什于2008年10月卸任前，做成出售台湾65亿美元武器装备的决定，引起北京强烈抗议，故导致原本应于该年底举行的国防咨商被迫中断，直至2009年2月底，美「中」两军才恢复工作层级的对话，并接着于该年6月进行第10次的国防咨商。

    整体而言，美「中」国防咨商的重要性可能不宜过度高估，它虽可视为培养互信与减少猜忌的平台，但其主要功用仍是交换意见、表达立场，以及逐步增进彼此了解。

    就华府而言，其较重视国防咨商能否真正落实制度化，也就是必须确保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双方的军事沟通管道，皆能够维持畅通无虞。例如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葛瑞森于此次国防咨商结束之后，在出席华府智库的研讨会时曾公开指出，华府期盼美「中」两国能够建立稳定与持久的军事对话架构，重点是此机制必须能够避免突发事件或特殊因素的干扰，因为反复中止又重启的交往接触模式，对于美「中」两军关系的发展与增进彼此了解，无疑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对北京来说，较突显美「中」国防咨商中所面临的不利因素，并倾向于将这些议题(实质面)与国防咨商的顺利召开(程序面)相互链接。「中」方代表曾于此次会议中指出，包括美国持续对台军售、美国国会限制美「中」两军交往的相关法案，以及美方机舰对于中国大陆专属经济区内的密集侦察行为，为美「中」两军关系发展的最主要障碍。

    美国防部长盖茨预订于2011年1月10至14日赴中国大陆访问，而受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上将的邀请，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亦可望于明年适当时机回访美国。即便如此，美「中」军事交往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仍有其局限存在。回顾过去近20年历史，美「中」军事关系发展的平顺与否，虽然基本上可视为两国整体互动的缩影，但军事议题本为两国关系中最敏感之一环，需要依赖长期且深厚互信基础为之配合，故预计短期内双方的军事合作恐难有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