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五章 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11）
关于徐懋庸
1957年全国展开反右斗争的时候，我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看了报纸上批判徐懋庸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是报纸上只刊登他的“反动言论”和批判的文章，我想了解一点有关他的情况，就没有办法了。直到2008年1月，我从报刊上看到了有关徐懋庸的文章，才使我对他有了一点点了解。
徐懋庸1910年出生于浙江下管农村，16岁便离家出走，到了上海参加革命斗争。
1949年，作为刚上任的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局文化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以及不久后又担任着武汉大学党组书记、副校长的徐懋庸，得知留在家乡的父母女儿还健在后，欣喜不已。他想把他们接到城里来，但要亲自回乡实在没有时间，于是便写信以便确定日子好派人去迎接。但回信却使徐懋庸为难了起来，原来二老经过合议后认为城里的生活他们过不惯，因此并不想出来，倒希望儿子能早点回去看一看。徐懋庸答应了。经过了一段漫长的等待后，父母见儿子依然没有回来，于是又来信催问，徐懋庸回信说，忙过这一阵，马上就回家。经过多次催问，徐懋庸仍然没有回家。父亲便生起气来了。 徐懋庸
直到母亲去世了，徐懋庸还是没有回到家。
1957年徐懋庸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他在1956年至1957年间发表了几十万字的杂文、漫笔，几乎每篇都成了人家攻击批判的靶子。批判徐懋庸最猛烈最惨烈的的火力当数上海姚文元，终于将徐懋庸打翻在地上。
徐懋庸后来把自己的遭遇理解为是命运对他的捉弄，他甚至认为是自己过于偏激和尖锐的文字才造成了今天的结局。虽然他作出过牺牲：爱人刘蕴文在过敌人封锁线时失踪了，寄养在老乡家里的儿子也失踪了，另一个孩子也因病夭折了。更令他痛苦的还是女儿晔子的死。晔子四岁时留在家乡下管，陪伴着爷爷和奶奶，走过了许多艰辛而苦难的路，稍大一点后就跟人去上海做姨娘，赚回工钱来养活祖父母。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命运竟会是这样的残酷，就当他准备派人去接她与自己团聚的前两天，已准备好了行李的晔子不知道得了一种什么病，突然去世了。在她已捆好的行李里，有一双由她自己一针一线纳成的布鞋底，这是她要送给父亲的珍贵的见面礼。
徐懋庸在得到晔子的噩耗后差不多快要崩溃了，那天他在房间里整整踱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孩子们看到父亲头上原来黑黑的头发已经变成灰白了。
1962年，徐懋庸终于带着一双儿女克洪和延迅回到家乡，探望年近九十、双目失明的父亲。离开下管之前，徐懋庸又去拜谒母亲的坟墓。母亲的坟墓在小镇边的一处山坡上。旁边还依着一具稍小的坟，墓碑上写着：“徐晔子之墓”。抚摩晔子的墓碑时，徐懋庸流下泪来了……他想，如果全国解放后他能早一点回家，不仅能够见着母亲，晔子也不可能这样地夭折。他有着无比的内疚和自责。再如果，要是晔子当年跟他去了延安，也许，她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女干部……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冲击和折磨的徐懋庸在1977年2月7日早晨与世长辞,享年67岁。临终前，当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留下时，徐懋庸用微弱然而又是十分清晰的声音说：“我想回家！”
徐懋庸与鲁迅
20世纪30年代徐懋庸(1910-1977)以“杂文家”闻名上海文坛。
1934年秋，徐懋庸被选为左联常委，担任宣传部长。次年春，徐懋庸接任左联书记。他在左联和鲁迅之间起着联络员的作用。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推行新的统一战线政策。8月1日，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要求建立“国防政府”，联合抗日。11月，萧三根据王明指示写信给左联，说文艺战线需要组织新的统一战线团体，建议左联解散。鲁迅是左联的旗手，解散左联要向鲁迅汇报，周扬与鲁迅关系不好，就派徐懋庸找鲁迅谈。
徐懋庸第一次同鲁迅说，鲁迅答复：
组织统一战线团体，我是赞成的，但以为“左联”不宜解散。我们的“左翼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一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过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
徐懋庸把鲁迅的意见带回去，左联召开常委会。胡乔木以“文总”代表身份主持会议，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意思是，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会造成宗派主义。大家一致同意解散“左联”。胡乔木让徐懋庸再去做鲁迅的工作。
徐懋庸第二次去找鲁迅。鲁迅听了他的汇报后表示：
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地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禁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解散了，这是很不好的。
徐懋庸把这个意见带回给周扬，周扬起初说：“这意见很好，等‘文总’讨论一下再说。”过了几天，他说：“‘文总’讨论过了，认为‘文总’所属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都发宣言，太轰动了。因此决定由‘文总’发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
于是，徐懋庸第三次见鲁迅。这次鲁迅的答复很简单：“那也好。”
然而，过了几天，周扬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因为此时还在筹备组织的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将成立。如果‘文总’发表宣言解散，而救国会成立，国民党会把救国会看作‘文总’的替身，这对救国会不利。”
徐懋庸第四次去见鲁迅，说明此事，鲁迅听了，脸色一沉，一言不发。徐懋庸只得告辞。这是徐懋庸和鲁迅最后一次见面。时间是1936年2月28日。
不久，鲁迅给徐懋庸写了封信说：“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其实这封信是鲁迅给徐懋庸的绝交信。
鲁迅对徐懋庸失去信任的主要原因是以为他是周扬的人。而徐懋庸也有苦衷，认为关于路线政策问题，总是共产党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周扬是的。他总得相信周扬的话，要站在周扬这一边。他认为有必要给鲁迅写封信，澄清一些问题。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写了那封引起鲁迅极大不满的信。在信中，他责怪鲁迅对于“基本政策没有了解”，“我觉得不看事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错误的根由”。信中还责怪鲁迅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错误的，是“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
1936年6月1日，胡风发表了与鲁迅等商量后写成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什么？》一文，认为周扬等的“国防文学”口号，不够全面、明了，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文艺界爆发了“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徐懋庸在信中表达了对鲁迅的不满，这封信使双方矛盾更加激烈化了。
1936年10月，鲁迅与世长辞。徐懋庸听到这消息如晴天霹雳，“这在我心头撒下了一种十分复杂的痛苦”。回家后，提笔写下了十六个字的挽联：
敌乎友乎？余惟自问，
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徐鲁争论的阴影并没有随着鲁迅的去世而结束。徐懋庸在鲁迅逝世时就料到，“他的永留在中国大众身上的影响，就是此后‘知我，罪我’的代言者！”他还说：“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固然有始，却还没有完结。”越是鲁迅地位神圣化，徐懋庸的日子就越艰难。
徐鲁之争，根子在周扬，也就是说，徐懋庸是周扬与鲁迅之间矛盾的牺牲者。徐懋庸站在周扬这边，得罪了鲁迅，他给鲁迅的信中的话也是周扬平时向他灌输的，但“两个口号”论争爆发后，周扬认为徐懋庸给他们惹下大祸，开会批评他“个人行动”、“无组织纪律”、“破坏了他们同鲁迅的团结”。一到有事，全推到别人身上，对自己毫无检讨之意。为此，徐懋庸与他们闹翻了。
徐懋庸在上海的处境更为困难了，许多人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他准备去延安。一直到1938年春才到延安。
过了一段时间，徐懋庸主动写信给毛泽东，要求面谈一次。他把上海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包括周扬对他的态度、他来此要求弄清是非的决心。毛泽东听后说：“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是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造成的。争论是有益的，真理越争越明。”接着，毛泽东也批评了徐懋庸对鲁迅的不尊重，批评他不该写那封信，当然鲁迅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
毛泽东最后说：“错了不要紧，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事情总算有了结论。毛泽东安排徐懋庸在延安抗大教哲学，并嘱咐滕代远将徐懋庸的爱人和孩子接到延安，使他们夫妻团聚。这年夏天，徐懋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年后的1943年，彭德怀要徐懋庸担任晋察鲁豫边区文联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地区热河省文联主任。解放后他任武汉大学秘书长、副校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
徐懋庸秉性耿直，爱提意见，不管对方是谁也不管局势如何。老战友任白戈评价他：“他为人爽直，善于思索，话不一定顺耳，但仔细听取，会有好处；有的时候，见解有独到处，并且敢于讲出别人不敢讲的话。”
1957年，他又拿起笔，直抒胸意，《不要怕民主》等一批杂文发表了。几个月时间内，他写了100多篇、30多万字的杂文，他因此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揪出来，打成反革命，肉体和精神都遭受严重的折磨和摧残。才60多岁的他，已是一位瘦骨伶仃的老人了。
1977年2月7日，在天冷人情更冷的阴霾季节，他带着深深的遗憾走完了多难坎坷的一生。
1978年12月，党对徐懋庸的右派问题作了改正，恢复他的政治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