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因为科举传统而盲目崇拜知识的国度，官员深造学习似乎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至于出国考察学习，简直可以作为一件政绩来标榜了。然而，科学、技术、工程当然是可以学习的，但是，制造工艺已经不大容易学习了，企业管理技术更不容易，至于社会管理，那简直就不可能通过课堂授课或者走马观花式的考察来学习。因为，管理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内生于社会中，镶嵌在其制度中。

当然，关于社会治理的经验性原理确实是可以学习的。然而，要学习现代社会管理的经验性原理，又何必出国学习？随便找一本西方的政治学教科书，就知道该如何对社会治理作出合理而恰当的制度安排了。

即使一定要出国考察、学习，似乎也不应当去新加坡。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回顾近代中国，严复等人当年还在主张学习英国，但是，到了清末立宪，仅仅因为日本有天皇，为了照顾皇帝的万世一系，就转而全面地学习日本。再后来，又通过日本这个中介学习德国及其他国家。如此一路下行，取法的对象一代不如一代，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终究未能走上正轨。

当然，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其本身的经济成就还算成功。但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加坡经济就一直面临一些无法克服的瓶颈。同样，新加坡目前的治理模式及其背后的理念，本身在国际社会上就有巨大争议。

即便考虑双方的规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学习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国家的治理模式，也有点不可思议。管理一个几百万城市人口所需要的制度、技术，恐怕与管理一个有几千万人口且夹杂了农村、城市的省，更不要说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其间的距离不可以道里计。关于这一点，倒是一位新加坡学者在深圳研讨会上指出了：“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并时刻有危机感，可能心态上和中国这样的大国还不一样。”

奇怪的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不少人就始终把新加坡当成学习的主要榜样。各地政府也一直派遣官员到新加坡学习。近年来，学习新加坡有了一个更实在的理由：面临房价急剧上涨的现实，很多专家和时评家呼吁中国也学习新加坡房地产政策，由政府出面给大多数人口解决住房问题。

但是，这样的学习恐怕不得要领。即便是深圳这样的城市学习新加坡，也是圆凿方枘，格不通。举例而言，在新加坡不存在外来人口的问题，而在深圳，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如何让占常住人口大多数的外来人口融入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市民，是深圳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