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哀伤


岁月的哀伤

              ——缅怀彭柏山老师

    彭小莲所作的《他们的岁月》,是一部个人传记,也是一部历史报告文学,正如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写的是个人的生活历程,但又是一部二战期间欧洲的大时代悲剧。

    彭小莲笔下的“他们”,是指她的父亲彭柏山、母亲朱微明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革命者。他们的岁月,是悲壮的,又是悲伤的。而他们的故事则是令我困惑了三四十年的故事。

    彭柏山这个名字,对于香港人是陌生的,但对于经历过一九四九年前后动荡岁月的大陆知识分子并不陌生,都会知道他是新中国开国之后不久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被毛泽东点过名的“胡风集团”在上海的支柱。而对于我,彭柏山这个名字,则是我的生命与我的历史的一部份。这个名字和这个名字所负载的革命、战争、死亡、苦难、眼泪、情谊、智慧、良心等等,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思想和道路。因为,这个名字,这个人,就是我的老师,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我“写作实习”课的老师。在全年级的二百个同学中,他挑选了二十个学生,并要我做这门课的“科代表”。我的作文一篇一篇地被他修改,稿子空白处到处是他的密密麻麻的“眉批”。正当二十岁的时候,在我面前出现的这些批评文字,这些关于语言、关于结构、关于如何抒写社会与自我的最准确意义上的教诲,使我感到惊喜,并实实在在地感到有一只充满温情的老作家的手臂在推着我向文学花果园靠近。我和我的几个同学,都被告知这位老师是胡风分子,但我们不在乎,仍然不断地跑到他那只有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去听他讲鲁迅,讲殷夫,讲柔石,讲作文中的“学生腔”。我们衷心喜爱这位文武双全的老师,喜欢坐在他的小床上听他讲话,那时我们都因为饥饿而得了水肿病,但还是陶醉在他的谈论里。他成了我们这群学生的“孩子王”,他全神贯注于培育这群“孩子”,一点也没有过去的光环与阴影。他的过去是名副其实的革命英雄。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他受陈毅委托,冒死送密件去拯救新四军二支队,幸存后又转战大江南北,到了一九四九年,他已是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的副政委(皮定钧将军就是这个军的军长)。他把自己的过去比作“战马”,把现在比作“黄牛”,并写了一首《高傲的战马》的诗,表白他甘为祖国东南一群学子之牛的心愿。我读完这首诗后非常感动,想登在由我主编的用钢板刻印的刊物《鼓浪》上或者黑板报《熔炉》上,但是,系里的党组织知道此事后警告我:他属于敌我矛盾,文章不能登!—个写过《崖边》的左翼作家,一个为我们这些穷苦孩子浴血奋战、差点死于疆场的将军,连一首发自心底的短诗都不能在我们的黑板报上发表,这是为什么?此事震动了我。我几乎要哭出来,不好意思地告诉彭老师,但他却安慰我,叫我千万别去争。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那些脆弱的嗷嗷待哺的弟子。

    彭柏山老师从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变成一个连作品都无法在黑板报上发表的入另册的教师,这并不是他的谷底。在胡风集团事件发生之后,他被逮捕然后又被流放到青海的蛮荒之地,由于战友皮定钧的帮助,他才得以在厦门大学“偷生”。但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他终于无法维持这个教师地位而被送到河南农学院充当图书馆管理员。文化大革命中,这位穿越战火风烟的真正革命家再次作为“反革命”被揪出来斗争,而新的罪证竟是他的缅怀战友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为了这份感情,他受尽污辱,四肢被捆绑在四根柱子上,身上压着装满石头的箱子,然后被毒打,以至被打死,死时满身红肿,遍体鳞伤。彭小莲“不忍”写这段故事,但这个故事一直折磨着我。八、九十年代我不遗余力地呼唤人的尊严与个体生命的权利,显然与彭老师的死亡教育有关。他不仅用知识、用温暖的手臂扶助过我,而且用他的整个生命历程唤醒我重新认识革命,重新认识各种漂亮的名义、主义与曾让我沉醉的大概念。彭老师的悲剧是真正的悲剧,他不是死于刀光剑影的沙场,而是死于“莺歌燕舞”的凯旋门;不是毁灭于敌手之下,而是撞碎于自己的营垒之前。他在枪林弹雨中活了下来,却被自己所憧憬的理念与信念所杀,而且至死也没有放弃过信念。他拒绝与反叛过强加给他的“反革命”的命名,却从未质疑过造成他的悲剧的原始前提。他不仅自己饱受苦难,而且牵连整个家庭陷入深重的苦难,尤其是带给他妻子朱微明以无穷尽的浩劫。朱微明也被送入牢房,被泡在污水之中,她被折磨了整整四十年,没有一天得到喘息。我无法去读彭小莲笔下的母亲的故事。故事里的母亲,身兼革命才女与翻译家的母亲,一肩挑着丈夫的“罪恶”,一肩挑着儿女的重担,每一天都在服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苦刑。这种女性,是当今世界苦难最深重而精神却最坚韧的女性,真的可歌可泣,可敬可佩,此时,我除了向她的高山岩壁似的灵魂深深鞠躬之外,只希望人们阅读这本书,并从中知道:世上有一种生命是不会被任何艰难凶险的命运所击倒的,她们在命运的打击中,显示着坚贞,显示着正直,显示着人的不屈不挠与大情大义。这种生命史,没有权贵们的金碧辉煌,但高洁,清白,丰实,伟大。“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彭老师在最艰难的时刻,常以屈原的《橘颂》自勉,这两句诗正好可以奉献给他们高贵的灵魂。

    彭小莲不简单。她从小野气十足,不知有什么“责任”,长大后偏又有天赋的才华,当了电影导演,并有名声,加上出国深造,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熏陶,更是独立自由,完全可以抛开父辈的影子,但是,她却天然地意识到她的家庭故事不仅属于她的家庭,也属于一个时代,而且是属于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悲剧,这就是追求革命而毁于革命的悲剧。于是,她放下野气,沿着父辈走过的数十年足迹,严谨地重新阅读历史,广泛地搜集资料,硬是写出这部忧患之作与性情之作。而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彭小莲写得非常冷静,没有一句溢恶与溢美之辞,也没有任何控诉与煽情,只是一页一页地描述着历史和双亲真实的脚印。在作者看来,父辈的道路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身上的沉重的十字架是他们自己背上的,他们自己应负一部份责任,但是,她又知道,基督从十字架下来之后经历过复活、再生并拥有生命的尊严,但她的父辈得不到尊严,所有的复活之路都被堵死,所有的日子都塞满怀疑、屈辱和悲愤。于是,我们在沉静的文字中又看到真实的血痕、深邃的眼泪与惨白的灰烬,人间的真情洋溢于书卷之中。彭老师与朱老师在地下读了女儿这些文字,一定会感到欣慰,笑容一定不会再渗和着苦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