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不仅已经成为国内最赚钱的企业，而且已经成为全世界最赚钱的企业。作为国企巨头的央企，其赚钱的速度及规模更令全世界的大企业所羡慕。在全世界经济危机与中国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部分央企巨头的利润仍保持较高增长，成为当之无愧的“利润巨头”。根据截止到2010年8月31日国内A股上市公司半年报统计，1924家上市公司2010年上半年实现利润8293.38亿元，其中利润排名前20位的20家上市公司实现利润5220亿元，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上半年利润总额的63%。这些利润排名前20位的上市公司，几乎全部为国有控股公司而且出身央企。再根据“201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家榜单”数据看，2009年中国最赚钱的500家民企实现利润总额2179.5亿元；而中国石油与中国移动两家央企在2009年实现利润2491亿元；500家最赚钱民企的利润比不过2家央企。民企赚钱能力“之弱”与国企赚钱能力“之强”，对比鲜明。但是，这似乎说明不了中国国有企业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也说明不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已经高于中国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

　　国企尤其国企巨头利润倍增不是源自其市场化的竞争能力与赚钱能力。“垄断”加“占据控制产业布局上游”，是国企成为最赚钱企业的基础与条件。国企尤其是国企巨头的垄断已是人人共知，国家权力与国有资本的紧密捆绑还在继续强化国有企业的垄断。除了垄断，国有企业尤其国企巨头几乎全部处于石油、天然气、煤炭、矿藏及水电气热等的产业布局上游，形成了对资源能源的绝对控制。中国当今经济运行的制高点是资源能源，国央尤其国企巨头控制资源能源，可以通过资源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获取超额利润。依赖资源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而实现的国企巨头利润倍增，是以其他企业利润减少及全社会民生成本上升为代价的。国企巨头的利润倍增，带动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的大幅提高，提高了国企领导人的绩效薪酬数额，为国资管理部门的领导人增加了政绩，但是，却导致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降低。这种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不断降低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国企巨头利润倍增极大压缩了民企发展的空间

　　国企巨头处于产业布局的上游，国企巨头对资源能源的绝对控制，使得其获利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容易。只要不断提高资源能源价格，国企巨头财务报表上的利润额就会不断增加，国资部门对其考核的结果也就越来越好；可以说，国企巨头利润倍增，几乎不需要依赖技术创新及技术进步，更不需要依赖管理创新及管理水平提高；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不断涨价而迅速增加利润，会不断弱化国企巨头的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冲动。与国企巨头处于产业布局上游相对应的是，民企几乎全部处于产业布局的下游，只能被动接受国企巨头不断涨价而导致的越来越高的资源能源价格，这不仅导致了民企经营成本的持续上升，还导致了民企与国企的非公平竞争。面对国企巨头的“垄断加占据控制产业布局上游”，民企只能选择做“国有企业不愿意做的、国有企业做不了” 的产业及项目。但是，当民企把“国有企业不愿意做的、国有企业做不了” 的产业及项目做得较为成熟时，国企尤其央企的无边界扩张冲动及并购行为，往往又使这些形成一定规模的民企面临着被吞并的风险。基本可以判断，随着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的高速增长尤其是部分国企巨头利润倍增，民企发展的空间会越来越小。民营发展空间的被压缩，必然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及就业压力持续增长。

　　其二，国企巨头利润倍增无限加大了民生成本

　　柴米油盐与水电气热是民生成本的最基本构成要素。国企巨头利润倍增与民生成本上升的纽带，是水电气热价格的不断上涨。当中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媒体越来越关注劳动收入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资本回报增幅的不同步时，往往忽略了劳动收入增长与资源能源价格上涨的不同步。如果说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对民生成本的抬升已被政府关注，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减少居民的教育医疗住房支出，那么，资源能源价格上涨对民生成本的抬升似乎得到了政府默许，政府及国资管理部门对推动资源能源价格上涨的国企巨头是欣赏与赞扬。如果国企巨头通过资源能源价格上涨而实现利润倍增的同时，不能把一部分超额利润用做民生的水电气热价格补贴，那么，国企巨头利润继续倍增将无限加大民生成本。民生成本的上升会严重抑制消费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无法摆脱对出口与投资的依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只能是一种设想或臆想。当国企巨头持续以民生成本增加而实现利润增长时，国企巨头的存在可能已完全背离了“国有”的本质及意义。（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