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偶像”的世俗化与误读化
一、文化偶像与中国当代思想
最近十几家媒体举办的“二十世纪文化偶像评选活动”,评出中国“二十世纪十大文化偶像”为:鲁迅、金庸、钱钟书、巴金、老舍、钱学森、张国荣、雷锋、梅兰芳、王菲。河北省选票的统计结果是:鲁迅、雷锋、梅兰芳、金庸、巴金、侯宝林、钱学森、齐白石、张海迪、老舍。这一评选结果的公布,引起了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强烈反应。
在我看来,这种“二十世纪十大文化偶像”的媒体评选活动,可以看作当代思潮一个风向标,因为它使得使更多的一般青年得以介入文化并表达自我趣味。精英文化大抵通过书本纸媒发出自己的声音新生代的的声音难以在纸媒中表达出来,通过网络和传媒可以使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思想传达和传播出来。可以说,这种“评选”在新世纪具有更强的平民色彩和新潮意识。
但是,就像“中国大学排名榜”一样,这种文化偶像评选活动在发出平民声音的同时,也对精英文化价值和评价系统加以颠覆,从而引发出很多问题,需用澄清。
其一,文化偶像评选的依据、标准与价值尺度首先必须接受检查。十几万份选票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选票是否是具有正态分布状态?各投票人的年龄阶段是否具有其年代的代表性?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这次投票的普遍合理性,如果仅仅是一些网上新潮的意见,那么“中国十大”之类的话就大打折扣了,甚至就有可能成为一种相当偏窄的“新潮文化部落”趣味排行榜。
其二,何谓“文化”的问题需要弄清。如果新生代的网络群对“文化”仅仅停留在流行小说、流行音乐、流行话语、流行炒作上,那么这种所谓的“评选”,就必然会成为青春偶像及青年亚群体的偏好,或者成为大众明星时代的精神平面化的历史记录,成为消费时代文化匮乏的直接表征。
其三,“文化偶像”的说法本身存在问题,在“偶像的黄昏时代”不能轻言偶像,在解构主义风靡的时代,文化偶像事实上已经成为文化消费的符号,只不过在西方成为中产阶级的平庸趣味,而在中国则成为新生代的媚俗标记。其实,文化不需要“偶像”,而需要对话和前沿性思考。复制和炒作文化偶像,正好说明偶像的不在场性和飘逝性。时代在朝前滑动的时候只不过将文化名人作为文化消费的代码罢了。
其四,一个民族需要自己的文化代表,这种代表必须是对本土文化传统和精神续接,对人类的文明精神进行再造。相反,那些如流星般飘落的歌星、政治明星、道德明星,不可能被历史选中而是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表,而仅仅是在流行的文化中成为时代文化作秀的代表。思想的重量和生命的体悟成为文化名人与流行新星的本质区别。
其五,全球化时代中国是否还需要重造文化偶像?中国文化偶像和学术偶像是否可以同大众流行偶像混为一谈?在我看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需要自己的文化坐标而不是任何偶像,因为在后现代时代单面性的崇拜性的偶像必将终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对话和心灵互动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真实处境。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偶像必将让位于文化对话,以及对生命的体认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珍视。
在“偶像的黄昏”,“平等的对话与互动”将成为当代人真正的学术文化品格。偶像的现代生产机制与偶像世俗化误读化可以休矣。
二、关于中国需要怎样的文化偶像答客问
问:王教授,如果让您投票,您心中的十大偶像是谁呀?
王:我心中没有偶像。对我而言,所有的大哲、大学问家,不管是古希腊,先秦,还是近代,都是我的同代人。我们面对同一问题,那就是生存、死亡和意义问题。
问:王老师主编的红封皮的《文学概论》我们都在学,大家都注意到这点,“本文”与“文本”既然是同一个词,为何不统一?即使在同一章节里。我们老师总说,现在的一些学者写文章,尤其在引用外国的文章时,总是爱在一些简单词汇后加注相应的外文,有值得翻译上的商榷的词就罢了,那些简单词汇就没必要了。先生如何看?
王:我没有主编过任何红封皮的《文学概论》。在我的著作中一般都用“文本”,如果严谨做学问,关键词为了不引起歧义,都可以注出外文。我不能要求别的学者怎么做,我自己尽量合乎学术规范就行了。
问:那红皮的是高教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教材(好像是北师大的),我们老师反正对它评价不高,讲的时候还是跟讲《大学写作》一样。我不喜欢文艺理论,但看了您和胡经之先生主编的那本《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大社,觉得来应付考试不错。主要特色是条理清晰十分耐读!您承认考文艺理论硕士研究生,“多背就行了”吗?
王:考文艺理论研究生“多背不行”,多思才行。
问:无庸讳言,偶像热的出现当然有其必然性,但是,这种客观必然性是否可以因势利导呢?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加快,人们需要信仰而又难以确立信仰,这无疑是个令人棘手的问题。在您看来,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妥当些。望赐教!
王:有一句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自己跪着,站起来就平等了。从教育层面而言,青少年可以有自己的偶像,随着青春期的过去,时刻面对着问题的廓大,他将不断寻找新的对话人,在提升自己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人生观。信仰是终极意义上的,是对存在深渊的穿透,而偶像是短暂的,是生命某过程的先导。不知以为然否?
问:偶像是自己造的,带有主观成分。先生都说没偶像,所以大哲大家什么的与我们是同在的。评论什么偶像,排什么座次,没什么意思。难道说本拉登排了第一,我们是不是也去学他制造“911”呢?我们推崇鲁迅,与他排不排第一没关系。我又想问排文化偶像这件事,是不是真的代表了文化在走俗?
王:是的,当代文化在走俗,但是文化是否全盘走俗,还在于我们每个个体的坚持或放弃。我想,总是有人需要偶像,但是总是有要不断消费偶像,还是一批人坚持消解偶像。我是质疑偶像,坚持个体立场的信仰,那就是每个人都将从偶像崇拜中走出来,而面对“事情本身”。
问:王老师,您说文化在走俗,目前的电视综艺节目是否能算是其中的恶俗呢?但若把节目搞得正经严肃点看的人又少了。综艺节目有没有什么救赎办法呢?
王:我觉得电视综艺节目走向迎合观众的绝路上了,要好好反省,否则前途堪忧。相反,严肃的“读书时间”有因为收视率不够而又要被“末位淘汰”。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品位正在迎合中下滑。电视是一个传播体,应把原创性思想文化传播出去。而今天的综艺节目的滑坡,把中国现在文化危机和出现的精神生态的弊端表征出来。现在电视人制作一批搞笑的喜闻乐见的节目以提高收视率,使观众快乐,但从国家和国家的电视看,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不同民族来看,电视的交流对话超越了寻求快乐的功能,开始注重对外有家族的荣誉、家族的历史、家族的规范等等。过分以接受者为中心,必然导致创作者变成了迎合者。这种作法有可能有两个错位,一个是与时代精神错位,二是创作者对名利的执着,以票房来衡量作品的价值的艺术错位。
问:王老师:我看过您的《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还没有读完),这本书给我的感觉象是一种哲学史的写法,老实说,我对如何理解哲性诗学还摸不着头脑,面对哲思,诗到底意欲何为呢?另外,想听听您对海德格尔的看法,他对哲性诗学理论贡献了些什么?另外,您的那本书讲到“现代性的焦虑”,提到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汉伦(书不在手边,记得不清楚:),她认为要根本解决焦虑要认同它,解决它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您认为现代性的焦虑是现代人格缺陷吗?
王:我的《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不是按照哲学史的方法写的,但有偏向现代哲学史的倾向。您读完就清楚了。在“绪论”中,我对哲学和诗学的关系做了现代性的阐释:二十世纪的哲学和诗学具有精神互通性,其表征为:所有诗学的重大命题无一不是哲学家提出的,而哲学的反思也首先成为人性的诗意反思。哲性诗学意味着二十世纪重大的哲学问题,往往在诗学领域获得审美性回响和感性拓展。可以注意一下我的说法。另外,海德格的哲学诗学观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但是可以注意海德格尔的悖论:他思考着几千年来哲学所思考的“存在”问题,而在走向存在分析之途中,却遭遇到存在意义的疏离流失;他想为人类提供一个“诗意栖居的家园”,却又遭遇到生命无根的飘泊;他在成为存在之意义的“还乡者”时,却因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而只能抵达“虚无”;他在贯彻自己存在论思想于实践之中时,却不期然地进入了纳粹的思想阵营,因之受到学界持续不断的批判;他总是想为解决哲学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一个“基本本体论”的地基,然而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却只写了半部而终未能继;他从现象学入手努力解决现代问题,却又被师门认为是背离了现象学精神,背离了他的导师胡塞尔。网络资源有限,就不多说啦。“现代性焦虑”是个绝大的问题。说到底,现代性焦虑与信仰缺失有关,与人文地基坍塌有关,也与人生意义的漂流有关。
问:不过,老实说,把《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读完,真不是件简单的事.我有时候是跳着看的,比较喜欢拉康的欲望再生产,和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理论。欲望本身也是个可以异化的东西,从生存意义上看,欲望的产生更多地来自社会还是自身?巴特的理论提出了文本意义的终结,在今天这个消费时代,人如何去辩认那些发自内心的有意义的写作?谢谢您的回答,难得有空,我就口不择言拉。
王:最好从那些理论家的理论框架中跳出来。他们仅仅提供给我们一种进入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欲望”既来自自身也来自社会,因为欲望是分层的,有本能的欲望,有社会的欲望,也有超我的欲望,关键问题是欲望的引导。在这个消费时代,可以退而结网,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性而写作,如此足已。
问:读过您在人民日报上的访谈,很有启发。您能谈谈“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意义吗?
王:谢谢读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访谈《重塑中国形象———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的文章。有些人认为:中国就在那里,你要“发现”什么?好像这个问题有悖常识,似乎“发现”是说不通的。但是,中国在地球上存在不等于理解了她的存在历史和新历史中的意义,也不等于说对她一个多世纪的形象误读和价值抹杀可以成为不再追问的事实,更不等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就成为永恒不变定论。“发现”是探索和重新解释,是对历史灰尘和耻辱的拂去,是对被遮蔽的历史的重新清理,是对歪曲的文化身份的重新恢复。还有人会认为“输出”中国文化,这岂不
是西方太岁头上动土么?我想说,“输出”不是“冷战”,而是主动寻求对话,再差的文明再低的文化地位也需要通过对话而自知之明,“输出”是一种不再满足于西方文化单边主义规训的态度而寻求文化双边主义对话主义的善良愿望,如果还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太弱没有这个资格,那么文化多边主义多元主义总可以吧!起码得让她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在强劲的一元声音中她的微弱声音被淹没了,那又何妨?!
问:先生您说如果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是否该有一门或几门艺术修养?先生长于书法,您是否偏爱有一技之长的研究生呢?
王: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当然应该有几门艺术修养,否则很容易成为空头理论家,艺术感觉落不到实处。如果考我的博士硕士生,能精于某门艺术当然很好,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很喜欢书法,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国内外办过几次书法展览,明年打算招书法学硕士生。
问:问一个题外的问题,您怎么理解北大边缘人这一文化现象?
王:北大边缘人,是构成立体北大的一份子,其中可谓藏龙卧虎。
问:然也!妙哉!在社会转型期的巨大变革时期,边缘人的出现绝非偶然,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基层和比较贫困的地区,或者办学水平比较低的各类学校等等,由于人们需要选择而又难以选择的艰难和困惑,致使很多人想“站起来”而又难以站起来。据我所知,这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在无奈、困惑、自卑、犹豫、彷徨中自觉不自觉地失去了自我,这种主体性的失落和自信心的匮乏,是导致偶像热的重要主观原因。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抑或是重要的现实问题呢?这也许是文化研究者的重要使命吧!
王:的确,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和自信心的匮乏是导致偶像热的重要原因。这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实践问题。现代人在无穷扩张自我,当扩张到一定的时候,也就没有自我了。“自我”的消失使得人们成为“非我”,这在本质上的对生态文化和文化生态美学的违背。文化研究当更深地研究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