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是在工业化体系的全球扩张下而迅猛发展起来的，世界上很难找到一座没有受到工业化侵染的城市。然而，由于工业化是建立在对资源和环境无节制利用的基础之上，因此随着工业化体系不断受到来自全球范围的各种挑战，城市发展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例如在我国的669个大中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其中110座城市严重缺水，而这仅仅反映了城市发展困境的一个方面，许多问题都亟待解决。所以我们要检讨过去反思以往，探索新的途径以便重塑健康化城市的发展模式。
城市：一个交换的场域
1、城市能量的交换方式——新陈代谢
城市能够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具有新陈代谢的功能，即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输出功能。新陈代谢本是生物体进行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它主要包括物质和能量代谢两个方面，而由两个既矛盾又统一的机能组成。这两个机能一是生物体从外界摄入物质，经过一系列转化和合成过程，将其转变为自身的组成物质，并储存能量，这称为同化作用。另一个过程则是将其自身的组成物质加以分解，释放其中所贮存的能量，把分解所产生的废物排出体外，这称作异化作用。
陆先生还指出，在消费过程中（包括非物质性产品的消费及具有再生产能力产品的消费），城市有机体分解自身物质，这个过程中社会产品的实用价值逐渐与产品分离，分离过程中释放出储藏的大部分能量，并把分解所产生的废物排泄出来，这类废物既包括实用价值耗尽后剩下的产品躯壳，也包括生产过程中通常称为“三废”的废气、废水、废渣。城市消费过程中释放出来能量和使用价值，主要用于满足城市机体自身生命活动的需要，也有一部分用于合成新的物质和向外辐射，只有当用于合成的物质和向外辐射的这部分能量迅速增加时，城市才会得到发展。
城市新陈代谢的一个凸显的特点，就是这种新陈代谢的能力不仅表现在集体的每一个“细胞”的不断衰亡和产生，即城市建筑物不断地拆旧建新，更重要的是，城市内部各个系统、某一局部乃至整体都有新陈代谢的功能，而且都在不停地进行着新陈代谢即衰败与更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是一个不断运动着的特殊生命体。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今工业价值体系支配下的城市，随着消费刺激的不断增加，其新陈代谢的系统越来越面临着沉重的压力。这不光表现在城市代谢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污染物，给环境造成的破坏，而且城市体系本身的消化功能就值得令人怀疑。我们所谓的全球性危机，实际上都是与工业化价值体系下的城市扩张密不可分。工业化推动了消费，加快了城市化步伐，随着它的扩张人类的生存环境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变得更加恶化。
2、城市：能量交换的场域
新陈代谢意味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即输入、输出的过程，在历时性和共时性条件下，能量交换所产生及所需要的秩序空间就是场域。场域理论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场域是指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个体是处在某个关系场中、受这些关系的影响同时又以自身的存在影响和建构着关系，个体位置与场域永远保持着动态性的平衡。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因此它是动态的、变化着的。城市作为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场域，其特点有
（1）理性。工业化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严谨的科层制、完善的法律法规、健全的量化指标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工业化社会是一个理性的社会。而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工业城市，无不笼罩在理性的氛围里。
（2）结构性不平等。在能量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中，平等是不可能的，不平等却是绝对的。工业资本的核心价值便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在工业资本社会里结构性不平等是必然存在着的，例如城市本身的无限扩张就是与外部环境的不对等交换。
（3）惰性。作为交换场域的城市，有维持其系统继续存在的惰性，这是不易改变的。比如城乡差别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人们所认识，但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尤其体现在户籍制上。本来城乡之间就不应该存在着二元对立，作为城市的腹地，广大乡村是城市天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城乡之间的能量交换，是一种互补关系。然而随着城市工业资本的急剧膨胀，能量过度地集中到城市，这就人为地造成了城乡不平等的二元格局。
城市是能量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刘易斯·芒福德曾把它作为磁体和剧场来比喻，这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它作为交换场域的重要地位。城市，各种能量在这里交换，各种关系在这里交汇。
现代城市之困
1、一切从世博会说起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触动现代文明的困境痛点》，这是2010年02月25日来自人民网的一篇文章，文章在回顾了世博会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时指出：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水晶宫”开幕，那时，6%的人类已告别诗情画意的田园乡村，更多的人正涌入烟囱耸立的城市；2010年，当世博会的阳光照耀黄浦江畔的“东方之冠”，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已相互激荡，席卷八方，全球50%的人居住在城市，而随之伴生的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头顶挥之难去的阴霾。
蓦然回首，人类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尴尬的世界。一方面，科技越来越先进，物质越来越丰富，城市越来越庞大；而另一方面，越来越拥挤的空间，越来越糟糕的环境，越来越沉重的压力，使人们对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先哲的名言心生疑虑——“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这一问题，触动了现代文明的困境与痛点。实际上，现实的危机与挑战，早已使人类不再沉醉于世博会上那五光十色的建筑器物，不再沉迷于对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顶礼膜拜，不再激动于对自然界的改造征服，而转入对环境、对可持续发展、对未来的思索。
1974年，斯波坎世博会提出“无污染的进步”，首次将环境问题作为世博会主题，1998年里斯本世博会倡导保护海洋资源，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以“可持续发展”观念启迪世人，2005年爱知世博会呼吁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共存。
有人说，世博会不仅演示人类的成就，也展示人类的“过失”。当世博进程与中国时间“对表”，人们发现，上海世博会正在试图展示人类的探索，展现在低碳之路上重续发展命脉的全新可能。
一个以“低碳”为主题的答案，正在上海勾勒未来城市的美好图景。在这里，节能环保生活的想象成为现实，太阳能、风能实现能源“自给自足”，黄浦江水变身“天然空调”，连剩饭剩菜也可以用于发电；在这里，中国馆将展示“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师法自然的现代追求”，表现中国建立低碳城市的努力；在这里，全球的低碳智慧进行对话交流，伦敦零碳馆，藤条材料建成的西班牙馆，大豆纤维制成红色幕帷的瑞士馆，注入哥本哈根海港碧水的丹麦馆……
浦江两岸的世博园区，如同一个气势恢宏的低碳文明演示场，低碳理念的启蒙，低碳生活的示范，低碳技术的亮相，使上海世博会成了“零距离接触低碳理念和实践的最佳课堂”。
世博会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也是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世博会主题的变化，反映了人类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认识的螺旋式上升。当人类深陷现代文明问题漩涡，当金融危机阴霾尚未散去，“低碳世博”恰逢其时，指引着人们作出发展新抉择，寻找文明新出口。而人们尤其不能忽视，发出这一声音的具体语境，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农耕文明并加速城市化的古国，一个进入工业化中期并主动减排的发展中大国，一个GDP跃居世界第三但仍经历发展方式转变之难的经济大国，一个13亿民众环保意识日渐高涨的文明社会。
一届成功的世博会，总是能让当今世界沉思片刻，聆听来自未来的声音，探讨决定人类命运的应对之道。低碳世博的背后，实际上是呼唤低碳世界，这个理念的明确提出且成为潮流，预示着人类文明的转折。上海世博会让人们得以窥见人类的新出路：低碳的世界，幸福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一个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星球。
一切始于世博会。从电梯、电灯、电报到马达、汽车、飞机，世博会的展示、想象和遗产，曾经无数次照亮了人类的未来。那么，低碳世界的未来也能如愿照进现实吗？历史期待着上海世博会的答卷，更在期待着我们每一个地球人的回答（《“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触动现代文明的困境痛点》，2010年02月25日 人民网）。
2、技术能改变一切吗
不错，世博会展现给我们的是科技的理念、是工业化的力量。不可否认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里，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历届世博会所展示的那样，工业技术以其强大的力量不断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可是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改变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如果说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全球性生存危机，倒不如说是面临城市危机更为精确。因为全球化与城市化几乎同步，全球化的矛盾都集中体现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所以要想解决全球性的危机，首先必须解决好城市化问题。无节制地城市化使钢筋混凝土的制造物吞没了大片良田，城市沙漠疯狂地掳掠着绿色土地；工业化这个怪物尽管以其高效的生产满足了人们物质上的需求，但同时它却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生态灾难和人类心理危机，从长远来看很难说工业化就是人类一次成功的革命。
2010年上海世博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们不禁要问：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进入世博园参观，人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幻世界，各个场馆虽然都展示了各种不同风情的内容，但整个基本格调却是没有任何新意，那就是世博会重点突出的还是工业技术的大展示。说到底，世博会是一场工业技术资本的展销会，而其他内容只不过是它的点缀而已。可是，单靠技术就能拯救这个世界了吗？答曰：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光是技术的，而且更是思想的、观念的。所以当务之急不是进行更为深刻的技术革命，而是要进行深刻的思想革命。
而且城市问题还远不止生态系统恶化这一点内容，像农民工问题、就业问题、工作压力问题、住房问题、通货膨胀问题……这些社会系统性问题也同样成为制约城市发展不可小觑的因素。因此，技术只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却不能彻底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最优化思想：健康主义的视角
1、重建城市新体系
人类需要什么？美国学者格雷姆·泰勒在其《地球危机中》指出，一些国际性的调查显示：在一些贫穷国家，收入的增加会提升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但是一旦人们的基本需求（对食物、医疗保健、教育、经济安全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的影响就会减弱。仅仅依靠被动的消费并不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如果我们希望得到健康和幸福，那么我们必须要在身体、情感、智力和精神方面都表现得积极活跃。
因此，在工业价值体系下的消费性社会里，人们不会完全靠物质享受就能提升幸福感。尤其对于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来讲，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冷漠更不是金钱和物质的诱惑所能消解了的。工业化体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能解决它本身所产生的问题。这是因为它所体现出的世界观不仅是扩张主义的，而且还是理性主义和还原论者的。因而它是以支持竞争、消费主义、不平等和剥削为核心的。由于富有的和掌权的精英们统治着世界，并从现存的体系中获利，他们趋向于抵制变革。按照这些观点建立起来的城市体系，也是有独立的个人、公司和国家组成，他们每一方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对共同利益毫不关心、不负责任。因此，泰勒认为仅是依靠技术创新是不可能避免自然和社会的灾害性毁灭的。同时还需要社会革新来改变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行为，以新体系为基础的技术和文化不能再孤立无援。在新体系下的城市发展是建立在各种信息、能量相互沟通充分得到保障基础之上的发展。
2、城市新体系的基本要求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提出健康化发展的理论模式，即在能力和能量交换过程中追求平衡、谐调发展的思想。在这种思想体系下建构起来的城市才是最优化的健康城市。健康主义是对人类历史上所有先进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总结，是对现实世界（工业社会体系）和未来发展所面临挑战的一种反思，它以系统为基础，强调整体平衡、谐调发展。健康主义认为可持续性不只是一个好的理想，更是一种必要性构成可持续体系的核心要素，即与生态相关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健康主义的价值观，它肯定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是相互联系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不是只强调人在整个世界系统里的权利，而更应该强调人对这个体系的责任。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几乎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凸显在城市这个生命的载体上，解决好城市问题也就差不多等于解决了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我们力图建立一个最优化的城市发展模型，都市主义主张扩大市民的公共空间，即建立一个以民众为主导的市民社会；自然主义强调建立生态和绿色的城市，人要让步于自然环境；而景观主义则完全是对田园生活的一种回归，其核心价值是把城市和乡村有机的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田园式的城市……
那么究竟怎样才符合最优化的标准呢？以上种种主张的提出都是对现存问题的反思，不无可取之处。但真正要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所带来的危机，我们认为就需要彻底解决城市能量和信息交换的问题，即新陈代谢的最优化模式，而城市的健康化发展正好提供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所倡导的健康化发展模式是一种指导性的思维方法，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还需要建构操作性强的具体步骤和程序来，而这些具体过程并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内容。这里着重强调的是，城市健康化发展务必处理好信息、能量交换的两大关系，即城市与外界、城市体系内部各种关系之间的平衡、协调关系。只有这两大体系都保持运行通畅时，我们说这座城市才是最优化的交换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