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东欧知识分子的两种道德观

金雁

双头鹰情结

在猫与老鼠的游戏中，老鼠是为了取代猫还是永远当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是把权力放掉还是留着自己用？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因人而异。首先，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受教育程度高或是接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技术人员，而是指俄国词汇中与“天然反对派”类似的一个群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样一个群体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都存在着与政权剥离与合谋的现象，所以从已有的信息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现象是由知识分子的“双头鹰情结”所导致，它们就像俄国国徽上的双头鹰，一个头面向东方，一个头面向西方，这种两面性既可以存在于不同的认知群体，也可能体现在一个人生命的不同阶段。有人认为，往往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体里会同时存在着“天然反抗性”和无法抗拒权力的“万有引力”的两种价值取向的较量。这也就是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所说的，怎样看待 “猫和老鼠”博弈结果的分歧。在猫与老鼠的游戏中，老鼠是为了取代猫还是永远当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是把权力放掉还是留着自己用？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因人而异。美国学者刘易斯·科赛在《理念人》一书中也认为，在西方有两种知识分子的传统，一种完全沉浸在脱离世俗的道德中，另一种则以关心尘世为己任，对待权力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对待道德的态度。

当然这中间也不乏 “坚守个人道德底线”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与猫斗争时只是出于正义的选择，并没有想去当猫，在这些人头脑中，“争取自由不是为了权力的宝座，而是要承担起对自由的责任”。他们的确从思想上始终保持着对权力腐蚀的警惕，能够认识到保持老鼠与猫的张力，也就是保持与政治权力距离感的必要性。但是这种不谙权、术、势，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在猫和老鼠游戏尘埃落定之后会陆续被淘汰出局。

现有的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理论就是试图从制度设计上解决 “猫和老鼠”游戏中的轮回关系。除此而外，还有另一些人从宗教、道德层面看待权力问题，这恰恰是我们以往关注比较少的“背负十字架的精神反对派”。一般来讲，在欧洲有宗教救赎情结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倾向于永远当老鼠，他们具有社会正义感和道德责任感，希望通过社会变革用法律途径解决旧制度的弊病，他们参与游戏的本意，是追求一种“反政治”的平衡，从未想过自己做皇帝，也不愿意卷入摧毁文明的暴力革命中。在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革命大潮面前，这些人就会急流勇退，思想立场发生转变，趋向保守主义，从解放现实的世界观转入拯救灵魂的“内在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文化精英取代政治精英不但是一种浪费，也是缺乏自我定位的头脑发热行为。世间的罪恶在于人性深处的欲望作祟，政权之恶的反人道性根源在于无神论，这种非宗教的叛逆是“缺乏心灵之根”和“价值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们倾向于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人性的阴暗面和无道德性，于是赋予远离政治一种内在的不可知论的哲学含义。

在“道德至上论者”看来，那种只追求此岸的世界的“低级选择”是逃脱不掉命运惩罚的，比战胜对手更大的挑战在于战胜自己，“权力这个东西注定要劫掠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疏远权力的”，能够不朽的既不是权力，也不是肉体，而是思想。即便是政治意识的成熟也不能防止权力的腐蚀性。无权的老鼠变成猫或者老鼠一致服从猫的话，知识分子就已经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而成为政客和官僚了。这时老鼠与猫就成为了同类，变成了进入官僚体系的权力意志体现者，他们就会镇压别的老鼠，那么就会出现新一轮的“猫和老鼠”的游戏，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等于原地不动，反不如索性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于是就产生了双头鹰的另一个头，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为“宗教道德”论者。

积极的不自由

在俄罗斯和东欧具有上述两种诉求的知识分子群体都出现过，但是他们的“背负十字架的精神反对派”出现的背景略有不同。俄罗斯最典型的“宗教道德主义”者“路标派”的产生，是因为他们看到，“在革命风暴中，采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是永远无法获胜的”，于是提出思想与政治的分离，要建立一种在 “消极自由”生活态度上的道德责任感，自身投入到重建宗教、重建道德、重建精神的过程中。东欧则是另一种情况。

二战以后斯大林模式普及到苏军坦克所能到达的地方，在那里权力成为了真理的化身。整个社会都能感到，国家的 “公权力”就像章鱼的触手一样，无孔不入地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把个人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极致，以至于连每个个人思想的“正确”与否都必须由权力来确定。这种制度除了对社会经济垄断外，由于合法性失缺的紧张感，比它所推翻的那个旧制度更加注重对思想的垄断和舆论的钳制。统治者知道，多元和竞争的局面是最不利于这种靠暴力上台的政权的，只有强力是可以频繁使用的，所以革命后倚重强制手段是一个常规。斯大林就懂得 “新秩序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心坎上”的道理。

众所周知，在这种靠恐怖维系的“臣民社会”里，新闻和书报检查制度不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集团的利益、为了维护“谎言王国”而存在的。在国家力量强大的工业化时代，民众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榨取的对象，他们必须要为“整体主义”的荒诞理论奉献自己的一切，但是比物质稀缺更令人窒息的是“真实”的稀缺，人们似乎生活在对未来的“预支”中。那些他们曾经当“老鼠”的时候许诺要给人民以“自由、民主、人性、宪政”的词语依旧保留，往日的奋斗目标也会挂在嘴边，政权所需要的牺牲者都会被冠以圣徒的光环虚构化，并且老鼠把打下的新天地说成是早年追求理想的实现，但是私下里老鼠和猫的位置互换却在悄悄移位，老鼠的天下会向猫的制度取经，抄袭猫的维持稳定的制度，就在不知不觉的 “热月政变”当中，建立起与猫体制的连贯性，而老鼠革命时期的言行成为毫无生命的遥不可及的象征物，都已经变成毫无意义的虚构概念。这些符号仅仅是一种 “勉强覆盖在一个血腥本质上的薄薄外壳”（伊凡·克里玛等：《地下：东欧萨亚特随笔》，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或者是变成可以装进任何“替代物”的载体，所以这个制度与其说是建立过程 “不完善”的 “残缺”，不如说压根就是“虚伪的”以及从旧制度“抄袭的”。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雷达里赫把这种现象称作“功能性虚构”，意思是指词语和真实之间脱离了关系。正如捷克学者米兰·塞梅切卡所诠释的：“政府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一个我并不认同的现实，并声称我的现实是歪曲的、虚假的、错误的，唯独他们的才是客观的、是经由全部历史和政府机关决议所核准的。”（同上，第69页）也就是说，他们的合法性是由于权力批准而凌驾于任何人之上，而我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服从的基础上。在此情况下雷达利赫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概念：“积极的不自由”。主体和客体都以虚假的热情投入蒙蔽对方，个体和群体“所有的思想、愿望、感情在任何行为中都不发挥任何作用”，（同上，第69页）国家假装“为人民服务”，人民假装拥护执政党的领导。在这种制度下很容易形成人的两面性和“内心的隐秘意识”。民众作为弱势的一方，无法逃离政府，抗争屡遭失败。在超级强权的专政机器下，爬上国家金字塔顶端的老鼠，为了防止其他老鼠效法，把他们抛回老鼠的地位，会比原来的猫更加残暴地镇压老鼠，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人们后来知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如奥维尔在《1984》中说的，“引进极权不是为了保卫革命，而进行革命是为了引进极权”。

当一个人感觉好的时候，他会把宗教赶到一边去，当个人无能为力的时候，宗教就复苏了，“宗教被作为知识分子抗拒道德空白的一种自卫工具”（同上，第146页）也会应运而生。于是就有一部分人转向神秘主义和宗教乌托邦。南斯拉夫的持不同政见者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在1971年写过一篇《宗教复兴》的短文，他把20世纪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时期与罗马帝国公元前后基督教诞生之时的社会背景相比较，认为二者颇有相似度，“苏联，正如罗马帝国一样，已经为整个星球的宗教复兴准备了土壤。”（同上，第96页）具有类似想法的人认为，政府控制再严也只能约束社会的外表、摧残人的肉体，而无法毁灭人的灵魂和精神，而且他们本来就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宗教来看待的，只不过认为它是一种“伪宗教”，或者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是一种“错误的宗教”，而抵抗“假宗教”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点燃照亮人类黑暗的“真宗教”。

来自于神的道德

俄国知识分子很早就认为，制度是人建立的，是人就有恶有善，或者说善恶可以同时在一个人心中较量，那么人性中二元价值就需要人们去揭示和探索。从这个方面讲，古典时代和现代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在人心中寻找“善”的光点和心灵启迪，比战胜外在世界的“恶”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道德问题在这些人心中显得格外重要的原因。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陀斯妥耶夫斯基早年也曾革命过、抗争过、甚至在绞刑架下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侥幸生还后便远离现实政治，思考如何在人心中扬善抑恶。陀斯妥耶夫斯基坚信，人的灵魂不可摧毁，不是世界的存在决定人的思想，而是人的思想决定世界的存在，不被俘虏的思想是需要一种宗教情怀的。权力只能显示力量的优势，而无法劫掠来自耶稣的光芒，一个内心精神强大的人是能够直面权力和战胜恐惧的。在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里，其主人公都有经历了灵魂激荡之后，在监狱里、在流放地完成精神升华，变成为一个自愿承担社会苦难耶稣一样的人物，这些文学形象其实就是作者心理路程的真实写照。卡夫卡也是对尘世生活厌倦后，开始了守护灵魂的追求。

东欧的知识分子也是在政治斗争绝望以后，开始从内心深处把宗教作为生命的方向。在他们看来，就像罗马帝国的暴政为基督教发展准备了土壤一样，苏维埃帝国的“坦克政治”和“古拉格政治”也使宗教哲学得以重生。重获新生的基督教成为人们的希望所在。有些人甚至自称是“基督教无神论者”，言下之意，不管是否是基督徒，都需要建立一套对现代世俗社会为批判对象的哲学体系。东欧的地下文学中就有一些类似《启示录》那样的东西。这些作品强调，既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不是外部世界决定个人的存在，而是人的内心决定人的命运。极权主义要求人们从内心放弃自由，而宗教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解放。一个人必须听从内心的召唤，去走一条历史上没有人走过的道路，只要完成了上帝赋予个人在人间的使命，就是崇高的。甚至可怕的生活经历会比平庸的舒适状态提供更好的人生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越沉痛，意义才越深远。而且必须向“逃离罗马”一样，“逃离对历史中心的依赖，对所有的一切都依赖于历史中心，人就开始沦丧了。”（同上，第92页）对一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意识到自己思想的不朽，精神世界是他们最后的一块阵地。
 
总之，不同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应该从事的事业有很大的认知差别，他们对于人生意义的最终落脚点也有了不同的解说。虽然我个人并不认同这种“道德至上者”的“现实缺位”的选择，他们阳春白雪般地研究或许过于深奥，很少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但平心而论，这里面的好坏高下结论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简单地判定的。国际学术界对他们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

这种分歧决定了“道德至上论”者对后共产主义的渴望，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那套模式，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宗教乌托邦。在他们看来西方的理性崇拜在科技方面是进步了，但是在讲人性、净化伦理方面并没有太大的进步。于是他们否定工业社会、否定城市化进程、否定商业社会，不承认西方的理性和逻辑具有普世价值，认为理性导致了心灵的分裂，缺乏精神上的内在联系，宣称“城市的物欲空气产生不了思想”，消费社会导致了物欲横流。他们向往一种类似于“新的中世纪”的宗教浪漫主义，这种精神胜利法和来自于神的道德和理念是支配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也是他们以道德作为政治的终点和起点的动机。别尔嘉耶夫对此作过详细的区分，他说，在人世间存在着两种自由：低级的自由和高级的自由，低级的自由是选择善恶的自由，高级的自由是与寓于上帝之中的自由。（参阅别尔嘉耶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莫斯科1997年，251-252页）别尔嘉耶夫并非一概排斥社会变革，他的出发点是人的精神世界，他主张从内向外地改造世界。在这些宗教哲学家看来，人类最后的审判不是法庭而是道德。他们坚信，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摆脱恶魔的纠缠；他们坚信，正是由于这份比世俗世界更重的责任，人类才能担负起“道德守护者”的天职。这种反对派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之间的对峙变得有些类似于中世纪欧洲教会与皇权之间的二元对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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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雁，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转载自经济观察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