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7月开始，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表示，为使国家的政治走向按照人民的意愿发展，应该对国家法律进行修改，以限制军队干预国家政治的权力。这位总理在7月24日在位于东南部的宾格尔市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说，“共和人民党”提出建议：应该限制军队的权力，禁止军队干政，以便国家按照人民的意志发展。他指出，“共和人民党”的观点是正确的，“政府准备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列入议会的工作日程。”土耳其“共和人民党”是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它和执政党的“正义与发展党”都主张对宪法进行修改，以限制军队的权力。9月12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宪议案在公投中赢得58%的支持得以通过。这距离1980年政变恰好30年。30年，对于土耳其来说，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是凤凰涅槃般得到重生，还是倒退回历史的轮回中，公决结果为土耳其指明了新的方向。
我们知道。土耳其是世俗制国家，宪法规定军队拥有捍卫世俗政治的权力，长期以来，军队一直扮演着土耳其世俗主义执行者和捍卫者的角色，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巨大，1960年以来，军方曾经3次发动政变推翻政府。我们不妨稍作回顾。
首次推翻政府是在1950年5月，民主党通过大选，上台执政。1950年5月-1960年5月一直担任总理兼民主党魁的曼德列斯，对内实行独裁统治：他打击在野党和一切不同政见者，不准报纸，电台批评政府，不准工人罢工，禁止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违者予以监禁或罚款等处理。在这一时期，曼德列斯还利用居民的宗教感情，反对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军队的地位也受到严重挑战。1960年初，陆军司令古尔塞勒至函国防部长提出总统必须辞职，内阁必须改组等要求，但曼德列斯置之不理。
1960年5月27日，军队动武，逮捕了总统、总理等民主党议员，解散议会，成立了以古尔塞勒将军为主席的全国团结委员会，接管政府。“军队的接管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奋和赞誉。”古尔塞勒出任国家元首兼军政府总理至1961年11月“还政于民”。
第二次则在1970年。土耳其各政党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他们之间相互争权夺利。到1970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抢劫银行、绑架企业家和美国军事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同年3月，在东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政府救济不力，引起社会不安；8月，货币贬值，物价继续上涨，人民怨声载道。
特别是执政党正义党内部发生分裂，政府难以施政。鉴于局势严重，1971年3月12日，军队总参谋长和陆海空三军司令联合致函总统和参、众两院议长，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受人们信任的超党派政府，并按阿塔图克的原则，进行改革。否则，军队将按保卫和保护共和国的法律规定，接管文官政府。慑于军队的压力，德米雷尔总理的正义党政府在召开内阁会议后即宣布辞职。
第三次干政 70年代中期后，土耳其出现了两大对立政党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他们相互倾轧、互相拆台，使政局日益动荡。暗杀活动使上至前总理和政党议员下至新闻记者和普通群众丧生。“在1978年至79年共和人民党执政的十二个月内，暴力活动剧增，有2400多人被杀害。”土报惊呼土耳其已陷入内战的边缘。由于政局动荡和没有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政府，加之70年代中期美欧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对土耳其的冲击，土经济也严重恶化。面临上述险恶的政治、经济局势，干政前军队总参谋长埃夫伦将军一再发出警告，要求政治家们尽快携起手来，消灭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和分裂主义，但政治家们对人民的实际利益视而不见。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军队开进首都，占领电台和政府要害部门，并通令解散议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并对四大政党领袖实施保护性的拘留；同时组成以埃夫伦总参谋长为主席，由陆、海、空、宪兵四大军种司令参加的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接管文官政府，并实施军法统治达3年之久（1980年9月-1983年11月）。
我们也应该看到，土耳其的这三次军人干政与其他国家的军人干政有很大的不同。这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军队取得政权后，会很快将政权交付给文官政府，而不是长期持有权力。有学者将土耳其军队的政变特点概括为这么两点：第一、土耳其军队接管文官政权前，总是事先说出警告，提出要求，当警告和要求无效时，才接管政府（如1960年和1980年的两次军事接管）；如文官政权接受警告和要求，主动辞职，则军队不进行接管（如1971年“备忘录”式的政变）；第二、土耳其军队接管政权后，一俟政局稳定，即“还政于民”，而不建立长期的军人政权。此外，还应当看到，干政的过程是不流血的。如果把三次军人干政的这些特点与军方在干政后实施的措施联系起来，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三次干政是一个逐步深入推进民主化的过程，表现出明显的民主色彩。
如果军方不满意这次公投结果，军方再次出来干预政治，那不仅仅是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倒退，更是重新陷入军人干政与文官治国矛盾的新轮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