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10%的增长率，创下了经济增长的世界奇迹，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力量。然而，中国国民的健康状况却同时出现了正反两个方向上的复杂变化。

一方面，从衡量健康的一些总体指标来看，人均寿命继续增长，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都在继续显著下降，表明中国国民的健康水平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得到不断改善。但另一方面，中国国民的健康状况某些方面也出现了负面的变化。

　　改善国民健康的强劲动力

　　从人类发展史特别是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人类健康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国家的人均寿命在近百年中增长了一倍，人类的体格也增加了50%。我国的人均期望寿命也在50年中翻了一番：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00年的71岁。

　　经济发展对人类健康的促进作用，可以从跨国和跨地区横向比较的数据中反映出来。例如，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十个国家来看，发达国家日本和美国的人均期望寿命在2004年分别达到82和78岁，而发展中国家的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则分别只有62和46岁。从中国的不同地区来看，经济发达的上海、北京、天津在 2000年居前三位，人均期望寿命分别达到78、76、75岁，而经济发展水平居最后三位的，分别只有66、65、64岁。

　　中国城乡之间在健康状况上的差距，同样也反映出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促进作用。2005年，农村与城市地区相比较，新生儿死亡率几乎高出一倍，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都要高出一倍多。

　　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营养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及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普及、提高来实现。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地区来说，食品和基本营养需要的满足，对于增强人体对疾病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提高健康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对于孕妇和婴儿的健康，而且对于人生的长期健康，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教育对健康的促进作用，已经被实证研究所证实。人们的健康意识和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与受教育程度有关。一般地，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水平也越高。教育程度越高，其自我心理调节能力也越强，心理健康的程度一般也越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和健康都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注重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往往会重视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从而有利于个人教育和健康水平的增长。

　　公共卫生对于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清洁用水、食品安全、母婴保健、抗菌素的发明和使用、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等措施极大地减少了人口的死亡率，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寿命。现代医疗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们的寿命，而且改善了生命质量，从“质”上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

　　总之，如果将人均GDP与人均寿命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提高的关系。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健康水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然而，经济发展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联系。经济发展不仅会对于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对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

　　影响国民健康的不利因素

　　经济发展对国民健康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对环境和人们生活方式两方面的影响而实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有的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GDP增长，对空气、水源、土地、森林等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而环境污染又对国民健康带来了损害。

　　相对于环境污染而言，经济发展通过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对国民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则更为隐蔽，更容易被人们忽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引致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和行为方式，使得超重和肥胖人口增长，人口中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血糖的人口比例增加，进而引起一系列慢性病的增加。其中，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我国居民能量来源中脂肪占有比例的提高，与人口的超重和肥胖、不良健康指标、许多慢性病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脂肪供能比低于30%是一个合理的分界线，而我国的农村和城市居民，目前分别处于这个分界线的两侧，城市居民的脂肪供能比已经超标了。从2002年我国欠发达农村、发达农村、中小城市、大城市这四个地区的比较数据来看，在脂肪供能比、不良健康指标和慢性病患病率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分布规律，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以这些指标来衡量的健康状况越差。

　　此外，癌症、脑血管疾病、心脏病已成为我国居民健康的三大杀手，而这三大疾病在我国地区之间的分布，同样呈现出越发达地区健康越差规律。2003年，我国每千人口的癌症患病率，大城市比欠发达农村地区高出6倍(欠发达农村为0.7、发达农村1.4、中小城市1.5、大城市4.1)。每千人口的脑血管患病率，大城市比欠发达农村地区高出近4倍在(3.8、4.6、12.5、14.0)。每千人口的心脏病患病率，大城市比欠发达农村地区高出约6倍(7.6、9.4、26.4、43.9)。城市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的患病率明显地高于农村地区。

　　这些跨地区横向比较的数据表明，疾病人口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反向变化关系：城市超过农村，发达地区超过欠发达地区。

　　除了通过影响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外，不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也会对国民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依赖高储蓄率、高投资和高出口率，而在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中，消费始终马力不够。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滞后于GDP增长速度。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改革前为63%，而在 2005年则下降为37%，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比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低15个百分点左右。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过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实行粗放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

　　尽管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由于存在劳动强度大、竞争压力大以及医疗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现象，低收入劳动者的工作生活状况有的仍然十分艰辛。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国民健康问题不容乐观。

　　此外，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条件下，饮食的地位被过度抬高。红白喜事、人情来往、办事生意都离不开吃，几乎到了离开吃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地步。传统饮食文化的食不厌精、食不厌多、多油多盐，都对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

　　一方面吃得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体力消耗却越来越少。有调查显示，我国城市居民中，只有15%的人经常参加锻炼，而高达78%的人不参加任何锻炼。一般情况是，年龄越轻，参加锻炼的人越少。18-44岁年龄段的城市居民，高达86%的人不参加任何锻炼。

　　尽管吸烟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我国的吸烟大军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香烟的消费能力也在增长，同时人们的呼吸系统疾病、肺癌的发病率也在增长。肺癌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居民的第一大癌症杀手，占2006年癌症死亡人数的28%。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正在赶超世界水平。200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7.7%，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7.3%的水平。可以预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继续提高、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两者之间的差距将继续扩大。根据推算，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12%，而世界平均水平将为9%。由于年龄对于健康的显著影响，我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对我国国民健康水平的负面影响也将加大。2006年上海的一项调查发现，65 岁以上的人口中，四分之三的人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病。

　　为了减轻和消除种种负面影响，在尚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只能靠增加医疗卫生的使用来治疗和控制疾病，从而对医疗费用增长形成巨大推力。

　　健康管理：医疗改革的方向之一

　　必须看到，我们正面临着一种特殊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解决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经济发展对于国民健康还在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刚刚解决温饱的人们，又面临着生活水平提高后带来的健康负作用问题。如何控制和减小对国民健康的负面影响，控制医疗卫生费用的过快增长，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首先，我们需要从观念上调整经济发展与国民健康之间的关系，将经济发展作为促进国民健康的手段而非目标，并将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而非GDP增长)，作为考核政府政绩的更为基本的衡量指标。这种观念的转变涉及到我们每个人，而不仅仅是政府。与其他任何指标相比，健康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个人来说，都是增进人们幸福的最为基本的前提，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重要的财富和资本。许多国家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人们普遍认为健康对于个人幸福的重要性，要超过物质财富的影响作用。因此，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战略，必须将国民健康作为最基本的发展目标之一。

　　其次，我们必须看到，个人乃至全体国民的健康是需要管理的，也是可以管理的。健康管理意味着对人一生的健康状况，进行持续系统的监督、保养、维护、调整和改善活动，而不仅仅是进行定期体检。健康管理的前提是掌握健康状况的基本信息，然后需要对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作出健康状况的诊断和提出改善方案和办法。除了需要有健康维护的知识普及和个人的日常自我健康管理之外，我们还需要有专业化的健康管理手段和专家来帮助指导。这就要求健康管理的诊断和改善方案必须是非常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而且需要有具体的改进措施及对效果的追踪考察和监督指导。

　　从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发现，80%的医疗卫生费用都是与慢性病相联系的。如果能够对健康进行有效管理，延长健康年龄的区间，推迟和缩短人们患慢性病的年龄，将会有效地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减少医疗卫生费用。而健康管理的核心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加强运动，科学饮食。

　　健康管理与车辆的保养和维修非常类似。细水长流式的保养和维修，可以推迟或避免零部件的重大损坏，延长使用的时间和寿命。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拥有私人汽车的人数迅速增长，人们开始重视对私车的保养和维护。在国外，车行通常也有一套保养维修的制度，来提醒车主定期进行保养维修。我们在生活中不难发现，人们对自己车辆保养的重视程度，往往超过了对自己健康的保养。

　　遗憾的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健康，这个个人和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和资本，形成一个制度化的管理系统，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细水长流式的监督和管理、保养和维修。现有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仍然将重点放在疾病的治疗上，等到疾病发生后、病人找上门来了，才开始治病救命，起着“救火”的作用。如何将医疗卫生体制的功能进一步扩展，不仅管病人，而且也管健康人，应当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国家有几个方面的有利条件，如果能够妥善加以利用，有可能使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健康管理方面，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

　　我们政府正在致力于建设城乡社区基本医疗服务体系。这些社区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应当将健康管理和疾病(主要是慢性病)管理作为服务重点，而大中型医院则将疾病治疗作为服务重点，从而形成整个医疗卫生体制的合理分工协作。健康管理的重点不是治疗疾病，而是保持和改善健康。因此，社区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重点不在于与医院抢病人，而是首先要关注健康和亚健康人群，帮助他们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小病及时治疗。

　　如果将健康作为重要的财富和资本来对待，我们首先需要建立个人健康账户(档案)，将我们的健康资产的“家底”先搞清楚，并且根据健康状况的变化进行不断更新。我们通常用银行账户来管理我们的货币资产，用股票账户管理我们的投资资产，用信用账户来管理我们的信用资产，用各种社会保障账户管理我们的社会保障福利。我们还用户口制度管理我们的户籍，用个人档案管理人事材料，等等。然而对于我们最宝贵的健康财富，则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信息账户系统。这是进行科学健康管理的基本前提，我们的社区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应当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来抓，并且覆盖整个人群。

　　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中，健康管理产业正在蓬勃兴起，健康管理的相关机构数目已经过万。健康管理产业的出现和发展，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方面，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对健康的需求有了迅速增长；财务制度限制向职工发现金，企事业单位于是通过购买体检服务来提高职工福利，因此市场上体检需求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现有的医疗服务机构要么被巨大的病人流量忙得疲于奔命，要么“心有余而力不足”，缺乏资金和市场化经营管理的经验和动力，从而使得现有的医疗资源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健康管理产业在中国找到了独特的发展土壤。

　　健康管理产业是一个全新的服务领域，需要有新技术、新服务项目、新的观念和管理方法，以及政府的相应监督管理，来支持和鼓励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政府和医疗卫生专业学会，已经在积极推动和指导健康管理领域的发展。2005年，国家公布了健康管理师这一新的职业评定标准，中国医师协会成立了医师健康管理和医师健康保险专业委员会。2006年，中华预防医学会成立了健康风险评估和控制专业委员会。2007年，中华医学会成立了健康管理学分会。同时，私人资金和国外风险基金也正在积极进入这个新的产业领域。究竟我国的健康管理业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事物，还是会促进我国健康管理事业的发展壮大，还需要让时间来说话。

　　我国的传统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有利于健康管理的积极因素。千百年流传发展起来的中医中药，对于养生保健和慢性病管理治疗，具有独特的功能和疗效。民间流传的食补和养生方式，也具有简便省钱的独特功效。我国历史悠久的太极拳、气功、武术等各种民间健身运动，对于促进人民的健康具有独特的积极作用。如果调动我们文化遗产中的积极因素，与现代科学的健康管理知识和手段结合起来，将有助于形成我国独特的健康管理发展的优势。

　　除了促进健康管理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也需要作出积极调整，这正是科学发展观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国民健康又是影响国民福利的根本因素。因此，正视和解决经济发展对于国民健康的双向挑战，重视健康管理对于维护健康的作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提高居民消费的比重，都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季北慈博士 (BatesGill)在提及中国的公共健康问题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现代经济正在完成意义深远的、全球化的转型，持续地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财富，转变为由人的知识和技术造就的财富。人力资本与资源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潜力中最显著的和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21世纪中国能否成功和平的发展，不仅要视国际上政治、经济、能源和军事力量等多方面的角逐，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的竞争，其基础在于国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希望我们能够倡导民众逐步转变观念，在关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同时，更多地从道德精神和社会人文的角度关注民生、倡导和谐，投资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促使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住这个历史时机，便有可能在促进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度增长以及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方面，作出我们开创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