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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沙：爱写书胜过爱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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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伊沙书房，一眼望去，除了窗户之外，三面墙全被与墙同高的书架占满。这是他的第一间书房，在这里伊沙向记者谈起他对书房的看法、对书的感觉，以及自己对诗歌的热情。
谈书房自己设计 满满三面书墙
伊沙说，这是他为自己设计的，这是自己的第一间书房，去年才搬进来，因为之前的住处小，卧室和书房是在一起的，买了新房后他才有了自己正规的书房。所以，包括书房的地板、灯都是自己选择。
虽然是满满的三堵书墙，但没任何秩序，伊沙坦白地说，就是随意放上去，没有摆放顺序，没有规律，但自己都知道什么书在哪里，就凭印象。书的类别主要是文学类，诗集最多，还有他读书时的教材、现在工作用的教材，以及自己买的书。书架上，大约有四分之一是他自己写的书，从最早的《饿死诗人》，到刚出版的《无题》诗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别人寄赠的书。“别人送我的，我都保存，从来不扔，一般放在家里，特别不好的放在学校办公室。”说完，伊沙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我到过北京一个诗人的家，所有的墙都变成了书架，我当时就想，将来自己的书房也要把所有墙都做成书架。”他说。
唯一留下的一面墙，摆放的是他的奖杯和证书。例如《诗参考》“十年成就奖”、首届“明天额尔古纳”中国诗歌双年展“双年诗人奖”等多个诗歌奖项的奖杯，这些奖杯，有水晶的，有椰子壳的，有金属的，有白桦皮的，有马灯、有琴，各种各样，放置在一起，构成了这位诗人前半生的成绩。
而伊沙说，这面墙上最有含金量的是几张英文海报——第16届瑞典奈舍国际诗歌节、第38届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海报，他带回国后装框放置在家里，他认为，这才是他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对这间书房的设计，他是这样考虑的：“都是偏冷的调子，就是给自己一个环境吧，好的环境对自己有一个好的作用，让自己在书香、文明环境的暗示下写作。因为我觉得周围环境的细节容易对人有心理暗示，这种环境下，我不敢乱写，比如写一篇评论，资料和书都在跟前，查找方便，你就会写的认真一些。那面墙上的荣誉，是鼓励自己继续奋斗。”
谈藏书摸着自己的书有感觉
这间新书房的客人很少，“能进来的都是类似于秦巴子这个级别的朋友”，伊沙本人每天在这里的工作时间在8个小时以上，并不只是读书，更多的是写书。
他承认自己保存书并不是很仔细，“反正是我们家的书，”他顺手从书架上拎起一本封面破旧的书：“你看，这是我奶奶传下来的，郭沫若翻译的《战争与和平》，我爸爸前几年才给我。我奶奶等于和我是校友，她原来在国立女师大读书，就是刘和珍那个时代的女学生，这也是她当年读了一辈子的书，等于是我家的传家宝。”
虽然有三面书墙，但伊沙还是说，自己的藏书是偏少的：“我不是个书虫型的人，以前看书在图书馆看，而且在朋友中，看书也不是偏多的，基本都是和专业有关的，现在更是看为辅，写为主。有些人是定点进书店购书的，比如秦巴子，一个月不进书店他就心慌，一个月至少去一次，大购一批，而我没有对纸本的依赖，很多东西在网上看，看诗、看诗歌的资料等，所以看书多的朋友笑我没文化。很多人认为我应该看很多书，其实我并不依赖书，有时候他们也会嘲笑我没读过几本书，我真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爱看书的人，他们摸着书的时候很有感觉，我就摸着自己写的书很有感觉，我是爱写书胜过爱读书。”
正因为“摸着自己写的书有感觉”，伊沙的书房里有四分之一是自己写的书，他说，这个书房将来肯定会放不下，因为他还在继续写，不过也不用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等将来再买一套房，再搞一个书房，或者直接把一个房间变成图书室。
谈诗歌名气是写出来的
伊沙自己写的书也是随意分散地摆放在书架上，在书架中有一格全部是各种软皮本，伊沙说，那是他20多年来所有诗歌的原稿，他的写作习惯是，在本子上写诗，写满一本，换一本，从1988年到现在，他已经写满了30多个笔记本的诗歌，最早的《车过黄河》就在其中。
“我有意识地保存这些手稿，开始保存的时候还有编号，在哪里发表都有统计，后来就只有月份的记录。这些写诗用的本子，也是随便拿一本就用，这就是我这个人，不注意细节，拿来只要能起到作用就用，包括很艳俗的本子，当年的明星笔记本什么的，我儿子的三好学生奖品、开会纪念品都拿来用。”伊沙说。
这些诗作都已经出版成为诗集，新近出版的书都能构成规模地摆放在书架上，数量最少的是他的第一本诗集《饿死诗人》，出版于1994年。
“1994年我28岁，大学毕业5年，这本诗集是自费出版的。当时我同学想做一套校园诗人的诗集，总共有五六个人，作为大家毕业后几年的总结吧，包括侯马、徐江等几个同学，每个人只需要掏一点印刷费，大概是3000块钱，但后来没想到卖得很好，尤其是我的《饿死诗人》，处女作出得很成功，就在诗坛有了名气，但在出这本集子前，也有一些名气，反正这几个人出书的都不是从零开始，《饿死诗人》1993年在诗刊发表时就已经轰动了，我之前在圈里也算有名吧，加上运气比较好，所以，我不是在出名这个事上苦巴巴的人，也不是过早出名，不是没情况就出名，是从校园学生时代慢慢积累，写出来的。”
伊沙毕业后，直接到西安外国语大学工作，起初在校报做编辑，他说自己在上班时偷着写：“年轻时候有年轻时候的狂热，一门心思弄这个，在看起来很难的情况下，一直在写，《饿死诗人》发表后，业界之外的一般读者也知道了我。”
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伊沙还不是现在的伊沙：“一些和我有关的诗歌理论，其实不是我提出来的，是评论家提醒了我。比如说我后现代，我也就去看后现代，学后现代，自觉地往后现代上靠一下，诗论中就无形中说一些后现代，90年代他们把我当做后现代在中国诗歌界的一个典型人物，我一定程度上也沾了光，一个诗人一旦作为一个符号的话，大家就愿意提你，你肯定就出名快。”本报记者 狄蕊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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