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黄亚生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访时表示，相比较GDP总量，人均GDP更值得关注，因为后者更能体现民众福祉。他认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政府重新确立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受到了国内国际的高度关注，而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热议。特别是中国GDP总量持续扩大，而人民的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一场关于“国富民强”，还是“国强民富”哪个才是王道的大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目前中国社会问题的靶子。国富民强这个概念，最早出自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原句是“民富国强，众安道泰”。从“民富国强”到“国富民强”，虽然只是颠倒了一下次序，但因果与逻辑关系完全不同。

　　财富如何在国与民之间分配，是一个古老的政治问题。从春秋之后，民富才能国强就成了政治家治国的一个常识。管仲曾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论语》有子对哀公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还对国富民弱这种状况做过结论：“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国蹶”，意思是这种国家是要溃败的。到北宋，王安石明确指出两者的逻辑关系：“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也。”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18世纪也曾问道：“国家是先以民众贫困作代价而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再实现自己的富裕？”结论是：“只有个人的富裕才能很快推动国家的富强。”

　　但不管是“国富民强”，还是“国强民富”，都是人民乐见的现象。现在中国已基本富强，但人民还不富强，而人民富强，并不单单是所有制所能主导的，而是通过整体的政策导向来完成的。现在政治与经济已经越来越复杂，复杂到普通人难以明白。尽管，我们还在不断地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但改革的基础----政治体制改革依然难有改观，这也是当前各种改革难以有效的主要原因。笔者以为：民是国的基础，国是民的保障；国不保民的是时候民要造反，民不护国的时候国要灭亡。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表明，中国历代政府并没有理顺国与民的关系，几千年中国历史并没有正确认识国与民的关系。而目前，中国仍然奋斗在这条路上。

　　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真正意义上确立了“国”是人民的国。但是几千年来固有的东方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根深蒂固，这直接表现在官本位的官僚思想上，虽然表面上看是高高在上的大大小小官僚身上，其实更可怕的是官僚之外的其他所有的国人，在他们的心目中一旦有机会跻身官僚行列，瞬间就会变成他曾义愤填膺，慷概痛斥的官僚行为和官僚精神的腐败者。这种在全体中国人潜意识上思想转变并没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所改观。时至今日，名义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中国，可以说是通过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国”的概念在每一个国民思想中依然没有改观。以至于如今社会的风气败坏，钱权交易横行。

　　其实，真正意义上“国”的精神在历史上也曾有短暂的停留，比如毛泽东主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髓就是真正意义上“国”的内涵，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最后被弃之一旁。如今，中国国民的价值观又走到了十字路口，不过区别于以往的是，现在拥有比60年前更为坚实的基础：社会政治框架、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我们在不断探索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中付出的血淋淋的教训和宝贵的经验。本届政府把民生问题，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农业税的取消到农业补助，从合作医疗到免收中小学的学费，从廉租房建设到新劳动法的实施，无不体现了政府对民生的关怀。现在，只需要中国人拿出真正的勇气和魄力来面对自己、改变自己，在现有基础上自我改造、自我改良，实现“国”与“民”齐富齐强的盛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