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还田、无土栽培、果园覆盖、生产沼气、生产饲料等等变废为宝、循环利用的办法，看起来很美，但如果产生的效益不能与成本相抵，就运转不下去。从现实考虑，既然每年为监管、巡逻投入巨大物力人力，都收效不佳，为什么不省下这笔公共投入，换作一种公共服务呢？

    秸秆焚烧问题，不只是成都的问题，而是个全国性问题，如果成都真能在此方面走出一条新路，显然具有全国性的标杆价值和示范意义。

    秸秆焚烧带来环境污染等影响，不仅是成都平原也是全国很多地方面临的年复一年的老问题。5月25日的“烟锁蓉城”，一度导致成都空气质量急剧下降，中心城区受到中重度污染。为什么秸秆焚烧屡禁不止？秸秆焚烧难题的根源何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路和办法……记者就此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博士。李博士表示，秸秆焚烧存在“负外部性”问题，不可能靠市场机制来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令行禁止的方式解决，而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公共问题，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思路来解决。

    记者：从经济学角度，怎么看待秸秆焚烧这一问题？

    李佐军：秸秆焚烧，其实就是一个“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就是说个人或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外部性分“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秸秆焚烧显然是“负外部性”问题，即农民焚烧秸秆让他人和社会受损，造成环境污染、影响交通等，但却没有承担应有的成本。

    记者：针对这种“负外部性”，有什么解决办法？

    李佐军：有市场的和政府的两种解决办法。市场的办法，就是说让相关的受益方和受损方，通过市场交易和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按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说法，这个时候，甚至把权利界定给哪一方，都无关紧要，市场自然能够提供解决方案。但是这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产权的界定是能够清晰、明确，比如，谁污染的，又污染了谁的空间，一目了然才行。但是秸秆焚烧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它污染的是一个社会空间，不能界定到一个具体的权利主体上去，交易规则没有办法建立，谈判没有办法展开，市场也就没有办法提供解决方案。

    其次，就是政府来出面提供解决办法。比如，政府禁止污染，对相关的污染进行罚款或者收费，让污染者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

    记者：现在各地对于秸秆焚烧的解决办法，似乎正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为什么屡禁不止呢？

    李佐军：政府出面解决这种“负外部性”，也至少得知道是谁污染的。比如，对污染企业的处罚就是有的放矢。但是秸秆焚烧却存在监管方面的难题。换句话说，是监管成本太高。农民的田地七零八落，而且大多是夜间焚烧，防不胜防。政府的宣传教育，大力监管，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另外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虽然农民焚烧秸秆的行为带来了“负外部性”，但完全剥夺农民焚烧秸秆的权利，未必公平。因为千百年来，农民焚烧秸秆成了一种习惯。只不过，现在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改善，不再当柴禾利用，在某段时间集中焚烧而带来环境污染等问题。

    记者：因此，现在很多地方采取的是堵疏结合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看来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李佐军：任何方法，都涉及到成本问题。比如，秸秆还田、无土栽培、果园覆盖、生产沼气、生产饲料等等变废为宝、循环利用的办法，看起来很美，但如果产生的效益不能与成本相抵，就运转不下去。症结就在于：其中的成本，或者效益与成本的差额，应该由谁来承担？目前，无论是堵是疏，潜在地都要农民来承担部分成本，甚至全部成本。搞来搞去，农民还是觉得一烧了之更省事。

    记者：那么，解决秸秆焚烧难题的出路，是不是就在解决这种成本的承担主体上？

    李佐军：对。我认为，对于秸秆焚烧，只有由政府承担相应成本，以提供公共服务来解决。也就是说，解决秸秆焚烧，是一种公共产品。比如，由政府购买相关粉碎车具，走乡串村，对农民进行免费服务，或者由政府出资将秸秆运走，进行其他途径的集中处理，包括循环利用等。从逻辑上来讲，秸秆焚烧导致了环境污染，政府进行治理，给市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呢，也解决了农民的麻烦，将充分体现公共责任。从现实考虑，既然每年为监管、巡逻投入巨大物力人力，都收效不佳，为什么不省下这笔公共投入，换作一种公共服务呢？

    记者：成都正在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把解决秸秆焚烧问题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来提供，意义何在？

    李佐军：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要求绿色发展。解决秸秆焚烧问题，对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意义重大。秸秆焚烧问题，不只是成都的问题，而是个全国性问题，如果成都真能在此方面走出一条新路，显然具有全国性的标杆价值和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