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人成功与天时、地利、人和有关。老杜生当天宝之乱，正足以成其诗；李白诗之豪华，亦其天时、地利、人和。

    解评：《驼庵诗话》中讲李白的不多，但顾随先生讲李白其实并不少，叶嘉莹据其听课笔记整理的《太白古体诗散论》，就是一篇较长的文章。关于顾随的“李白论”，须写专文来谈的，限于篇幅，这里暂不多说。

    李白、杜甫两大诗人风格之殊，虽与天性有关，而其所处时代环境亦相当重要。顾先生说“一诗人成功与天时、地利、人和有关。”天时、地利、人和，这是《孟子》里的话，总结得真好。凡成就一事业、一人物，无外乎此三种因素。艺术家之“天性”，大约即所谓“人和”，而时代环境便是天时、地利。譬如，李诗浮浅，杜诗深厚；李诗浪漫，杜诗现实。何以如此呢？皆是二人性格、天赋所致吗？假如把李白、杜甫所遭遇的时代交换一下，会是何种情形呢？肯定与我们所见者不同。当然，纵使太白深经乱离、困苦，也不会改其豪放飘逸，子美即便不致目击国难，颠沛流离，也还是沉郁顿挫——天性决定一个人的大方向。顾先生的意思是，正因为李白有那样浪漫纵恣的性格，而他又处于盛唐鼎盛之期，物华天宝，人文荟萃，这恰好适宜并且促进了李白奔放高华的天性和诗篇；李白在安史乱后过了7年，杜甫在安史乱后过了15年，他所身经目睹的乱离、痛苦非李白可比，而这正应合了杜甫多情善感的性格，使他写出了那么多充满同情的“诗史”。

    这不是宿命论，而是艺术家和适宜于他的时代恰好碰上了，可说是“生逢其时”。王安石曾写诗曰“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凤凰山》其二）荆公此诗之沉痛，非外人所易知。而其所向往之时代，则是贞观、开元的盛唐。李白不也曾斗鸡走狗，痛饮狂歌空度日吗？那是王安石的另一个梦吗？我们都被自己的环境所困，而向往着另外的天时、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