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教育“减负”能走多远？
昨天的人民日报刊登记者董洪亮、陈星星写的报道：《这一次，“减负”能否成真》，这是人民日报推出“《纲要》之后，教育难题怎么破”的一个题目，课业重只是其一，还有：择校热、入托烦、进城难、加分滥等等。
这些年关于教育减负我写过不少评论，说实话有些审视疲劳，不知所云，从昨天起我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这个报道写的不错，但实际情况上是可能要比写的更复杂，更难。
去年我一直在关注山东省教育厅推行素质教育，实行减负的一系列行政手段，结果怎样呢？有一些正面报道，但山东省教育厅自己没有做出任何书面评估，据我所知并不理想。强国论坛就有山东的教师网友，她告诉我在他那里教师补课虽不是公开的，几乎没有老师不参与的。可见行政命令不一定就奏效，因为整个教育体制形成这样一个补课市场，行政命令往往并会不灵。
再譬如，我的孙子成绩报告单拿回来让我看了，两个学期的成绩报告没有一个分数，各科成绩评价都是等级制。但实际上考试还是百分制。老师们还是在排名，这是老师评定绩效工资的依据。现在还建立了老师与家长的短信群发联络，教师不直接向学生布置作业，作业都是直接发到家长手机上，孩子的作业做到晚上十点钟是经常的事情。
现在的这种教育体制其实已经被老百姓认可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前几天了我写了一篇《清华北大求“才”还是求“分”？》有一些回帖就直接说有“分”就有“才”。还有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说：“无分不等于有才，请您正视这一点。”他说我这篇文章的观点体现了我他们这一代人之间的代沟。
我以为家长的认识是现实的，孩子需要就业，需要有一个体面工作，一个理想的职业，那么就要读一所像样的大学，升学考试少一分都不行，谁愿意由于减负最终的结果是丧失孩子的美好前程？
我认为：“禁止，我看禁止不了，要转变的是教师与家长培养孩子的理念，但根子在于各级政府在发展教育方面的做法。如果把升学率作为考核学校教育质量的考核指标；如果把发展教育作为创造GDP的一种途径；如果不能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不能统筹社会就业的矛盾，实施有针对性的，实用性的就业指导与培训；如果在分配制度上不能缩小现在存在的巨大差距；如果在用人机制上还是‘唯学历论’，而不注重人的能力考核等等，就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而这个瓶颈不仅是教育行政的问题，也被成千上万家长的默认，教师是不是也都具备这种素质等等多方面问题构成减负破题的困难。
只靠行政机关行政命令，绝对不行；强迫老师减负也不行；还需要家长认可减负可行，素质教育可行，而整个教育理念与体制都需要调整姿态。择校热、入托烦、进城难、加分滥也都伴随着这些问题存在，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教育纲要提出：“学校要把减负落实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给学生留下了解社会、深入思考、动手实践、健身娱乐的时间。”
减负的问题绝不会一蹴而就，教育家说起来一套一套，做起来并非就这样简单，“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实现素质教育”成为国民对教育改革的期盼之一，就需要从政府教育机关，到学校校长，教师，到每一个家长认识和行动的一致；更需要在教育公平、评价体制有实质性的进展；包括教师的培训与待遇问题都需要统筹解决；还要把就业问题和教育联系得更紧。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要做细致的工作，马虎不得，大意不得，不能有丝毫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育家不能只是嘴上说，而是要到学校第一线为教师作示范。没有这种实实在在的努力，那么反复就不可避免。
减负的反复的危害，比不减负的危害更大。学生负担过重是病态的教育，不彻底纠正，只要复发，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和生理有病的反复是一个道理。
因此我只好问一声：这一次，教育“减负”能走多远？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