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哲思散文的正大气象


 卞毓方哲思散文的正大气象

——20105月在卞毓方散文集《千山独行》讨论会上的即兴发言

 

王岳川

 

当今文化领域自命为大师者颇为不少,而贬低大师的人也往往不在少数。这大抵是一个令人焦灼的时代——大师在不断地升值,也在不断地贬值,不断地浮出水面,又不断地掉入污水。在这样一个时代,卞毓方先生却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寻找大师”。表明他是一个有一腔热血的知识人,他要为整个民族寻找百年现代中国文化薪火相传的人。

读罢卞毓方的新著《千山独行》,感到这本书潜在的主题是“寻找逝去的大师”。全书除了李敖先生之外,其它都已经谢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蔡伦、文天祥、郑成功、张謇,还是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马寅初等,都已然成为卞先生心中的大师。

 

  承继季羡林先生文化精神衣钵

卞毓方是季羡林先生的学生。我过去读卞先生书时有惊奇,其文笔雄强,纵横捭阖,俨然一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但他在日本时却担任日语翻译,方知他是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毕业,季老是他的老系主任。学外语出生的人写出的散文如此精警明澈,犹如天风海涛般地直抵人心,足令腐儒们汗颜了。

先生和季老的私交很深。季先生去世之后,卞先生成立了“季羡林文化研究院”,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因为他面对尖锐对立的两种观点:一是对季老人文精神坚定地守护并力求将其思想延续下去的一派;一是对季老思想光芒有所缩减,对季老的人格高度有所减损,甚至对他的学术品格有所降格的一派。我认为卞先生能够以史家的眼光,从两派中各取可取的材料,这不是和稀泥,而是儒家的最高境界中的中庸之道。很多人认为“中庸”是骑墙,是和稀泥,是折衷。这当然是误读!孔子曾经说过:“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相比三者,中庸更难。正是这种中庸中道的眼光使他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而且不站在一家的小立场、小宗派、小圈子和小山头上去看问题,而是站在一种大文化、大气节上、大景观上看问题。他不仅是对逝者季羡林先生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所以我把他的写作看作是对季老思想的薪火相传。

我要说的是,卞先生的文化使命感是在众人皆入孔方兄的时代的独一份。我看过一些不痒不疼的序跋,不忍卒读。可看到卞毓方《千山独行》自序时,我还是感到欣喜。他开篇就畅想把自己的书桌摆在几个方位:一是把书桌摆在祖国心脏——天安门城楼上。你说是野心,还是突发奇想?他这是把天安门看作是民族之本的深层象征;二要把书桌摆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上,这让人想起陶渊明一句诗——“心远地自偏”,上天入地、穷极八荒,他找到了与世俗心远之“偏”;三是去南极,这是达到极点、走向极限极点;四是高,他要将书桌摆上帝国大厦,似乎信手写来,随意叙说,细品颇有深意。他甚至说“人类如果不断地升高,珠峰也将屈居老二”;五要去俄罗斯庄园,这个庄园可称为“邻”,要跟托尔斯泰、马雅科夫斯基和高尔基为邻。他没有想到要与小沈阳、赵本山为邻,也没有想到要跟一些自名为文化大师的人为邻。他心里有一把冷峻如钢铁般的尺度,这个尺度是任何人都不能折中的;六要去巴黎圣母院。最后要回到他的故乡。这种描写让人感动。也就是说,他上天入地下黄泉,最终要回归故乡,寻找自己的故乡母胎,这是他生命和创作的原点,要穿透时光的侵蚀。此序不同凡响,非常大气,把卞毓方的文化雄心和高远大志交代无疑。

当今中国文化界的散文种类繁多:女性散文、学者散文、历史散文、文化散文、情感散文、生活散文、日常散文,还有写“我的鼻涕”、“一地鸡毛式”的反文化散文。我把卞先生的散文称为“哲思散文”。他的散文不仅是文学家的散文,而具有了哲学家和思想家的风采和锐利。

 

  大文化视野与“哲理散文”

在一个自命大师的时代,无疑把大师当作廉价广告而消解之。故而,季羡林先生率先表示辞谢“大师”、辞谢“泰斗”、辞谢“国宝”。卞先生和季老在精神上一脉相传。他在强调“大”文化视野的同时,用自己的笔拓展了大散文的四个维度。我们知道,杜甫诗歌强调境界之“高”、爱民之“宽”、情感之“深”,卞毓方更进了一步,还加上了视野之“大”。

一是境界高。卞毓方的散文中没有儿女情长,也没有卿卿我我,更没有世俗的隔靴搔痒或后现代式的文化搞笑。其叙述呈现给我们的是怒目金刚、深情冷眼地面对历史和人物,令人悲喜交集。他的笔通过描写这些大师幽微的心境和鲜为人知的细节而提升出高境界,而他本身的精神境界已然清景无限。他通过这种高境界和蔡伦、文天祥、郑成功、张謇对话。只有同样高的两座山峰并峙,才能发出“相见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之叹。那些精神侏儒是很难和高山之境对话的。

二是视界宽。这本书一般的散文家难以下笔,里面涉及到的经、史、子、集资料比比皆是,内容非常宏阔。举例说:“公元二世纪之前,西方在上,东方在下”。如果没有非常宽阔的历史阅读量,他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打蔡伦发明了纸,由汉到唐,由唐而宋,双方地位发生逆转,东方变得高高上扬,西方几乎一坠到底”。如果没有对中古史和近代史的了解,也不敢说这个话。“到十五世纪德国古登堡引进铅字印刷后,西方再次居高”。可以说,卞先生对世界文明史十分熟悉,举重若轻,轻轻叙来,就擦出思想的火花。

三是跨界大。如果说视界宽涉及到东方古代、近代、现代,还有西方哥伦布、麦哲伦、马克思等,那么跨界大涉及到的文、史、哲、考古、艺术、宗教等。他不经意地在一些补白处刊出他自己的小斗方、小扇面、小团扇书法,清雅可爱。可以说,当今中国书法——徒手线的唯一艺术已经边缘化了。当年北京大学的教授人人写得一手好书法,现在能写书法的教授没几个,这无疑是历史的悲哀。正是因为北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强调废除汉字——钱玄同,全盘西化——胡适,打到孔家店——激进派,导致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现在积重难返,传统文化精神难以聚集。卞先生是一个思想斗士,同时拿起毛笔写书法,意味深长。古代能够达到经史子集、文史考古、书画艺术都同集于一身的人为数不多,可见他的眼界之大,用力之深。

四是情感深。一个才高八斗但无情的人令人生畏。情感可以把境界、世界、眼界点活,让它们变得生动、流畅、灵活、入木三分。卞毓方通过毛泽东说鲁迅折射出时代转换的风云:毛泽东说:“鲁迅如果活到现在是什么可能呢,一种可能是他不开口,不说话;另一种可能是他进监狱”。这样的话写进文章,而且作为结尾,可谓别有深意。把毛泽东对鲁迅的历史评价和毛泽东在1938年的一次谈话对比:毛泽东说他在鲁迅去世不久,不管是在行军打仗,不管是在出国访问,甚至在养病做手术期间都看鲁迅,并把鲁迅封为中国文化的脊梁。下笔是冷眼,笔后是深情。卞毓方说:“真正理解一个人的,不是他的同志,不是他的亲人,而是他的对手”。这一点,颇有历史智慧之眼,看似简单,但举重若轻。他谈到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被划为右派,不久自杀,卞毓方连续说了两个“可惜了”,后面笔锋一转:“大人物治大国若烹小鲜,艺术之至也可以说是轻佻之至,而小人物为什么不能学一两招消灾化厄的绝招”。其实,这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悲惨命运和被玩于大人物股掌中的一种深切的哀悼,在看似不经意中表露出了作者深情冷眼的喟叹。

 

  大文化散文意在“守正创新”

当今文学界艺术界有些人热衷于“守‘邪’创新”,“守‘怪’创新”,或“守‘恶’创新”。文学界有裸体诗、梨花诗、反文化诗,书法界有舌头写字、脚丫写字、裸体写字。中华民族的审美感跌到了零点冰点。在这个意义上,“守正”变得多么重要。不管是书法、美术、建筑、雕塑、音乐、电视、舞蹈乃至小品,今天都不时出现孔子反对的“怪力乱神”。

“守正”是需要勇气的。“正”就是中流砥柱,就是树立一种遗世独立的尺度。卞先生是孤独的,因为在这个反文化反文学的后现代时代坚持正是艰难的。但是我从他的身上和他的笔下感受到了种先秦史官的中正之正——齐国大臣崔杼杀了庄公姜光,齐国太史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崔杼又杀。太史的二弟接着写,崔杼见状,不敢再杀。因为历史将这样记录并铭刻下去,他将遗臭万年。我们不要相信地球上会满地都是圣人,我们也不能期待中华大地满地都是哲学家。中国有卞先生这样一群知识分子足矣。他们可以用笔把这个时代的弊端和时代呼唤的正气,都凛然无误地表达出来。

守正创新的关键在于塑造中华群体文化雕像。卞毓方与刘心武写“红楼梦解密”,王蒙写“红楼探秘”不一样。他们的研究是虚幻的小说中的人和事。卞先生要画出中华民族的文化雕塑群像,要用文学之笔写出一部中国思想史长城。我和卞先生谈话中知道,为了写好蔡元培先生,他看了一千多万字的材料,在那看似顺手拈来的文学素材里面都有巨大阅读量。没有一千万字的阅读量,他写不出这一万字。在我看来,卞毓方的群体雕像给人一种震撼,从蔡伦一直到蔡元培,从造纸术、印刷术一直写下来,我们能感到一种真正的人的尊严。

 “守正创新” 还表征为文字的老练。他从《红楼梦》当中学会并化用了诸多高妙技法,如《红楼梦》说“四春”,元、迎、探、惜(原应叹息);说香茶“千红一窟(哭)”,说酒“万艳同杯(悲)”,都是用语词双关哀悼女性群体的惨烈,而不仅仅是悲玉悼钗。卞毓方说康有为“昏聩无为”,梁启超“不启不超”,胡适名字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把这些名字都和人物性格、命运结合起来,引人深省。

 

哲思散文“正大气象”的美学品格

今天,一些学者忙于写晚明史,书画家忙于走晚清路。在大国崛起的时候,文化却在无力地呻吟。我们知道,晚明和晚清是中华民族惨痛的一环,有些人却在津津乐道晚明那点事,拍卖市场把晚清作品拍成天价,那些晚清和民国的东西实在是大国衰败的纪实。今日中国作为大国必须和他的文学品格、美学品格相配合,这就是“正大气象”的审美风范。

 “正”就是“正宗,正脉,正路”。天下有很多路,今人选择走捷径,但捷径往往是死路、断路和无路,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正路。正路最难走,但是是唯一能走通的道!卞先生通过他独有的表述方式告诉我们,所有他笔下这些人物都是悲剧性的人物,所有这些人物不是被杀头就是被流放,或者是在世诽谤随之,死后毁誉交加。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这就是这个“正”的含义。我特别感动的是他写文天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文天祥在被杀头被诱降、痛苦深重时想的是“正”,而我们很多的人在过得很舒服——肉体住进了高楼,灵魂却在外面淋雨时,却想到了“邪”——“邪门歪道”。卞先生通过历史人物来表现“正”,深意于焉。

“大”境界可为“哲性散文”、“哲思散文”之性格。强调境界大、视野大、眼光大、气魄大。卞先生在某种意义上横跨经、史、子、集。他通过他笔,他的学养,他的眼光做到大手笔书写,规避了小趣味、小卖弄。

“气”是浩然之气,孔颜气象之气。大气盘旋之“气”充沛于天地。而我们很多人都在憋气、怄气、生气,天下只恨财聚无多,恨房子太窄,恨金钱太少,恨官帽太小。卞先生却一身清气,遗世独立,有浩然之气。一个有浩然之气的人可以做到“粪土当年万户侯”。

“象”是孔颜气象之“忧道不忧贫”,是汉唐气象的辉煌大气。当下中国文化应该从晚明、晚清至民国的败国之象中走出来,从春晚小品《卖拐》、《忽悠》、《不差钱》的举世欺骗中走出来,而重新呼唤正大气象!

我刚从美国讲演了一个月二十多场归国,注意到在美国今天不谈中国就是一个缺乏时代感的人,不谈中国文化就是一个缺少眼界的人。但美国学者也担心,说孔子学院全球四百所,千万不要蹈日本十年前的覆辙。日本国在十几年前花了八百多亿美元,向欧美输出日本语言,大办日语班,结果过了几年,由于其文化和西方文化没有高品位的对话,结果日语热悄然逝去。今天,人们最热衷学习的是汉语。但是如果汉语背后不连着中国文化,文化背后没有思想,思想背后没有灵魂,汉语热很快将在美国随风飘去。

在我看来,二十一世纪是人类反思二十世纪反文化反经典的世纪,是走近经典创意经典的世纪。中华文明必然在“守正创新”中获取“原创力”,进而成就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我们可从《千山独行》的孤独中走出来,汇入中国文化世界化的新世纪滚滚大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