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与书法境界
——2010年6月接受《中国酒文化》主编访谈时的谈话（录音整理）
王岳川
一 书法文化与酒文化有不解之缘
书法是一种奇特的艺术。比之绘画，它显得抽象得多。在挥毫泼墨之间，但见横笔勾画、欹侧变幻、章法纷呈；篇章既成，临赏之下，或苍老劲健、沉郁淋漓，或端劲高古、容德皆备，或超逸入神、雄健清新，乃至淳淡婉美、妍丽温雅，甚至意气赫奕、光彩照人如此等等，气象各别，将书家的人格气质，以及执笔当下的心情体会统都展露无遗。
古时，“琴棋书画诗酒花”并称，“书”尤其和诗画相类，都是文人雅士借以传情达意的工具。不过，书法创作讲究颇多，无论幅式、章法、布局、题款都各有要求，而且如果文字内容不是即兴创作的话，对应的字体也须有一番拣择。可以说，好的书法作品集结着太多的因素，但创作的过程却又必须是一气呵成的。
对此，古人常喜酒后作书，可见酒和书法的天然相洽性。中国的酒文化和艺术创作，尤其是书法的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它能激活灵感，使人放下日常生活中的人格面具，忘掉现实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功名利禄，以及其它世俗的东西，还己一个本真的状态。而这恰恰是书法创作的佳境。
二 书法与酒结合的历史源远流长
酒和书法的结合，最早可以推及到铸造酒器的时候：在西周时期，酒器里的铭文，就是两者最初的结合。如商代晚期有一件有关酒的青铜器，其铭文共23字，现藏山东荷泽市文化馆。而作为酒具的大孟鼎，其铭文笔法秀丽雅致，为金文中属于上乘之作。
及至东晋王羲之兰亭雅集、微醺作序，方才在彼此缠绕的文化史上成就了一段旷古烁今的佳话。公元353年，在会稽郡山阴县兰亭，以王羲之为首，有一个文人的聚会。当时正值三月三上巳节。这是古已有之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会到河里沐浴或在水滨举行宴会等活动来消灾祈福。古代文人十分注重行修禊之礼，《论语·先进》中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赞美了这种徜徉于山水之间，使胸襟敞开，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精神和谐。“曲水流觞”是上巳节中派生出来的一种习俗。暮春时节，大家在祓楔仪式后，坐在水渠两旁，在“曲水”的上流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即取饮，以此为乐。王羲之的这次兰亭聚会，突出了吟诗论文。恰逢暮春时节，气候宜人，春光明媚，名士咸集，曲水流觞，那种诗情画意，人和自然的完美结合是何等惬意，不难想见。当时，王羲之负责为作好的诗写一个总序。他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游目骋怀”，“信可乐也”，不觉酒至微醺，就是在这种微醺的状态下，他拿着蚕茧纸、鼠须笔，写出了千古传颂的《兰亭序》。
时值暮春之初，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行流觞曲水，一觞一咏之乐。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俱”了。诗人骚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感到人生与自然相合相契的快乐。在“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清丽景色中，王羲之微醉命笔，畅叙幽情，写下这清逸秀婉、一片神机的《兰亭序》。《兰亭序》（神龙本）表达出来的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确实非常精道——用笔神骏，铁划银钩，八面出风，性情张扬，而笔法则是内敛的。《兰亭序》写出了聚会的盛况，从生之快乐切入，继而由乐生悲。最初下笔写得还比较端庄：“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当写到中间部分：“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心情豁然开朗。但是写到最后：“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真可谓前欣后悲，悲欣交集。就书法而言也呈现出前松——心情宽博，前楷规范；而后紧——行距加紧，墨涂加多，笔势转快，更近乎一种心书，把王羲之那难以慰藉人生丧乱之痛表达出来，将魏晋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痛苦表达出来。从前面的极大的快乐——欢言、欢聚、欢饮到后面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极大痛苦，再到后面的“悲夫”，把人的痛苦，全部表现了出来。气脉贯通、生机勃勃，自然而然、一气呵成，毫无造作、一片天机。王羲之写《兰亭序》是公元353年，才50岁，已然思虑到天命、死亡的问题，表现出王羲之精神世界的高迈对书法世界高迈的不可分性。
相传,王羲之酒醒之后,拿出这幅字，也不禁喟叹，“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随后“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可见，“天下第一行书”的诞生里融合着多少偶成的天机，其中，酒的作用尤其显得不可或缺。没喝酒，再写一遍，写出来的字就没有神采了，面目呆板，没有了昨天的光华。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酒，王羲之创作不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酒是灵感的触媒体，是艺术创作之母，也是让书法家脱离人格面具，达到真血性、真情怀这种状态的一个很好的媒介。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是在微醺的状态下，看他的作品，基本上是理性的，中规中矩的。可以说《兰亭序》只是书与酒的一次偶然结合，是这偶然结合下绽放的一朵奇葩。等到盛唐气象下的书家“颠张醉素”那里，书法与酒才实现了最高层次的结合。
三 颠张狂素表明唐代酒文化兴盛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是个大开大放、文化全面繁荣，极具浪漫气息的自由奔放的时代。它造就了许多思想自由之下的顶峰，诗歌、舞蹈、书法无不如此。可以说，酒在这样的时代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就记述了当时长安市上的八位“酒仙”。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又同在长安，大唐风尚可见一斑。而草圣张旭就是“酒中八仙”之一。
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豪放，嗜好饮酒，常常喝得大醉，呼叫狂走，挥毫作字，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时人称之为“张颠”。他的书法上承张芝、二王一路，创造出“变动如鬼神”的狂草。不过，张旭虽以草书闻名，但他也“晓精楷法”，和他的狂草完全不同的是，他的楷书则完全是虞欧笔法，端严规整。狂草是书法中自由表现上的极致。如果没有酒的作用，“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如何成为可能，将是一个疑问。《新唐书》上就有记载，张旭“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此外，唐代书法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书壁。张旭每至酒酣，便狂呼大叫，在粉壁、屏障上泼墨挥毫，笔走龙蛇，那种满壁纵横的气势，没有酒力助之更是难以想象。
与张旭并称的怀素，是位“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的僧人。比之张旭，怀素似更洒脱。醉僧怀素曾种蕉练字，有“砚泉”、“笔冢”的传说，一日九醉，只是埋首于书法，“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极大地成就了书法。五代僧人草书家贯体曾以《观怀素草书歌》赞美怀素：“张颠颠后颠非颠，直至怀素之始是颠。”他“忽然绝叫三两声，满壁纵横万千字”，“醉来信手三两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这都充分说明了酒对书法的催生、对它的逞才使气达到了多么重要的程度。
在这里，酒作为艺术创作的刺激物，发挥了恰到好处的作用。饮酒与不饮酒是极为不同的，醉酒又有别于“纵酒”。书家借助酒的神力，对旧有的书风实现了神奇地突破，继而进入随意挥洒，“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的至高境界。书法艺术与酒的结合，至此堪称化境。
四 宋元明清书法与酒精神之同一性
由此，继续往后推，到了宋代，苏、黄、米、蔡是代表宋代书法的四大家。其中苏轼和酒的渊源最深。他一生坎坷，是位喜酒的文人兼书家。诗文中涉及到酒的篇章比比皆是，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身后名轻，但觉一杯重”等等；流放间，与百姓相处融洽，喜欢同村野之人对饮；在惠州期间，甚至给很多当地的酒起过名字。酒后作书自然不在话下，他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也就是说，他作书崇尚“信手”写来，喜欢即兴创作的那种放松和随意。书法史上还有米芾置酒邀苏轼对书的一段佳话。酒后作字，使一代文豪留下了平时不及的精品佳作。
但是宋朝较之唐朝，整个时代的风尚早已大异其趣。在激情奔放的唐朝，儒释道三教多元并存，诸家“各显神通”，都得到了很好地发展。和它对应的，书法也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规范化之下的唐楷，另一个就是充分展现个性、灵感迸射的狂草。而到了宋朝，由于三教合一，出现了以儒家为主，禅道相掺的有序局面，形成了相对内敛含蓄、恬然淡雅的文化风尚。在这种氛围下，宋人转而以书写行书为主，例如“宋四家”便多以行书行世。总的说来，宋人比唐人“老实”，他们更内敛，酒也喝得少了。
及至明清，又出了几个嗜酒且个性奇崛的书家，如徐渭、王铎、八大山人、傅山等等。这些人天赋异禀，却也都郁愤癫狂，桀骜倔强，因此也喜欢借酒抒怀、寄情翰墨。其中，最善饮的首推王铎，有千杯不醉之称。傅山也喜酒后走笔：“醉后突兀兴不已，洒作粉壁石倾斜。”显然，对他们来说，酒是他们生命当中的激发素、催化剂，一个烈性炸药的雷管。如果没有酒，他们的创造力极有可能被封死在僵化的生命历程当中；正是因为酒，他们才得以换一种思维，换一种状态，从而在困厄的人生里，焕发出艺术的活力。
五 酒文化叙事是获得想象性记忆的关键
可以说，古人通过酒来张扬个性，产生故事，产生叙事，这对文化的传播也有积极的意义。好酒醉酒之风，激活了二千余年书法大家的创作冲动和灵感，在“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饮中八仙歌》）中为后人留下数不胜数的书法杰作。书法家们自由浪漫地挥毫倾泻胸中真血性真情怀，达到超越自我的创作高峰。如果没有王羲之跟42个人一块儿在春和景明、少长咸集当中达到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境界，没有微醺状态下创作出令他本人惊叹的作品，没有第二天酒醒之后“却书书不得”的叙事，那么对《兰亭序》，今天的人们未必会有那么深刻的记忆和高度的关注。同样，怀素、张旭也是这样，因为有酒，才有这个令人难忘叙事。没有叙事是不便记忆的。因此，对今天的酒业来说，最好能找出每种酒后面的传说等等，做成能让人过目不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