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一定会有人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覃德美
对于中国经济学家今后是否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问题，国内经济学家的看法大体上有三种：
第一种是完全否定的。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在做客网易财经时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经济学家要想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只不过是个神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认为，国际上的经济学研究是大师们在做，中国经济学研究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想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异想天开，现在议论中国经济学家能不能得诺贝尔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这种看法的依据有两点，第一是中国现在的科研体制不能保证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特别是高校的体制使得教授们对真正的学术研究缺乏兴趣；第二是中国经济学家群体自身也缺乏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他们的经济学研究往往跟着政府的屁股转。
第二种回答是肯定的，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学家向诺贝尔奖进军大有希望。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专家、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预言，在未来20年到30年内，中国经济学家中出科斯或威廉姆森那样的经济思想大师“应该没有问题”，其主要理由是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一场制度变迁，这是中国经济学家优于外国经济学家的地方。
第三种是酸葡萄的态度。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做客新浪财经时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刘翔的110米赛跑得奖不一样，刘翔得的奖是秒表掐出来的，非常客观，而诺贝尔奖是人评出来的，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和物理学、生理学（医学）奖有本质的不同，因而对于中国经济学家今后有没有可能拿诺贝尔奖，不必那么看重。
上述三种观点，我原则上赞成的是第二种，最不以为然的是第三种。诺贝尔奖是人评出来的，尤其是经济学奖作为人文科学的奖项，多少带有一点主观色彩，这是事实，但是一种理论能否获奖，主要看这一理论能否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这是经济学的客观性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40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奖获得者的理论都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40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大多数是美国经济学家，这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经济理论获得最大范围的实践检验是一致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因以得奖的成就，往往是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取得，并且历史已有定评的研究成果。科斯获奖的原因是他的两篇经典论文——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企业的性质》（1937）和提出所谓科斯定理的奠基论文《社会成本问题》（1960），前一篇论文的思想甚至在论文公开发表的5年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在他发表这篇论文的半个多世纪以后的1991年，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时离后一篇论文的发表也已经30多年了。科斯自己说过，想不到60年前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摘取诺贝尔奖的主要依据。这说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成果往往需要经受长期的历史检验。
至于有人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只有一位，这就是前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他因为线性规划方面的成就而获得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似乎诺贝尔奖偏爱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成果，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统一的科学，就像治病救人的医生与力图摧毁人类的疯狂科学家的细菌学不可能存在差别一样，东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无产阶级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都应该是相同的，把经济学划分为无产阶级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本身就是错误的。
至于第一种观点，我认为其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国际上的经济学研究确实是大师们在做，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如果学生不能超过老师那是老师教育的失败，说中国经济学研究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想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异想天开，那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学家的蔑视，更是对外国经济学大师的不尊重；至于说中国现在的科研体制不能保证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特别是高校的体制使得教授们对真正的学术研究缺乏兴趣，这确实是中国体制内经济学研究的困境，但谁也没有规定只有大学内的教授才能获得诺贝尔奖，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不过是伯尔尼专利局的一个小职员，经济学的开创者魁奈是一个医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原来是铁道部的一个工程师，谁敢断言体制外不能产生影响世界的经济学大师呢？至于说中国经济学家群体自身缺乏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他们的经济学研究往往跟着政府的屁股转，那是部分体制内经济学家自甘堕落，愿意舔政府的屁股，不舔屁股就如丧考妣，那也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本来也没有指望他们成为大师，就像爱吃屎的狗，我们本不指望他们说人话，看看门而已，不说也罢。
至于第二种观点，我原则上是赞成的，但认为其理由并不充分。盛洪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制度变迁，这没有错，也确实是中国经济学家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有利条件。但是，应该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对自己30年来的改革夜郎自大，自视过高。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其称为“制度变迁”，不如叫做“制度复制”。中国的所谓制度变迁，无非是要复制西方已经成熟的市场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了无新意，因为它所要建立的，是人家在一两百年以前就已经确立的市场制度。正因为如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说，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中国的所谓制度变迁，最多在如何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上才具有创新意义，但在这种转轨的过程中，除了中国这种在不触动政治体制的条件下搞单纯经济改革的道路，还有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先搞政治民主化改革，后搞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的道路，究竟哪一条道路是成功的道路，或哪一条道路的代价比较小，现在还是未定之数。过去，我们大吹大擂，以为只有自己的道路才是成功的，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到了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问题的困扰，我们自己的吹吹打打开始显得有些滑稽了。
中国经济学家将来有没有获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关键看其在经济学研究中能够取得多大成就，及其研究成果能否经受长期的历史检验。
而中国自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60以来，前30年官方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所有经济理论都看成“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那时只有经济政策的研究和经济学名著的翻译（而且往往以“批判资料”的形式），而没有经济学的研究；后30年，我们才开始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经济学才被真正当做一门科学来对待，但其主要成绩是现代经济学的译介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谈论中国经济学家能不能获诺贝尔奖确实是有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近30年的改革，不但是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复制，更是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回归，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土地等生产资料都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现代经济学发源于中国，商品自由买卖的市场经济制度发源于中国，中国不但是经济学的小学生，也是世界经济学的鼻祖，这是任何经济学者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现在，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走过了西方国家200多年走过的历程，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理论将经历世界上最大范围的检验，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学者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中国历来都是一个追求统一的国家，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追求统一的传统必将对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作出独特的贡献，这将是中国经济学者的第二大优势。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儒家学说为主流文化的社会，儒家学说以仁、义治国的传统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因为仁就是人人平等，义就是公平正义，这体现了科学研究中进行对比试验的要求--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我们为了确定某一因素与某一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常常设计两个或多个实验对象，除了这一因素不同之外，其他因素都相同，在此情况下观察实验结果，以确定这一因素与实验结果的因果关系。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均田制就体现了这一精神.在科举制、均田制中，考题、田地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独立的个人，因而产出不同，人生轨迹不同。正是因为传统文化体现的科学精神，才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同化所有人的能力，像历史上的匈奴人、色目人、蒙古人、满人等，在历史的长河中，大多被同化了。而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西方，则使西方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走上了文艺复兴的道路，其嫡长子继承制被废除了，经济上生产要素自由买卖的市场制度、政治上的公务员制度确立了。文艺复兴的结果是西方超越了中国，学生超过了老师，西方挟其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中国经过近100年的抗争才重新赢得民族的独立，又经过60年的探索才重新回到市场经济的轨道，重新找回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复兴传统文化逐渐成为潮流，传统文化的复兴必将使其科学精神焕发勃勃生机，从而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制度，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将是中国经济学者的第三大优势。
有了这三大优势，本人认为中国产生杰出的经济学大师，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必然的。
2010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