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为故事背景和描写对象，自晚清已开始。近两个世纪中，上海的面貌在文学作品中不断被想象、建构和改写。从鸳鸯蝴蝶派作家如在刘邦庆、徐枕亚到早期海派作家如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的新感觉派作家如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再到四十年代的张爱玲，上海的城市个性和文化底蕴常常遭到误解。“从上世纪初，徐枕亚等鸳鸯蝴蝶派作家把上海描写成穿着旗袍的哀情女性，到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作家把上海称作‘造在地狱上的天堂’。”张爱玲笔下，上海展现的是日常弄堂和繁琐人生的一面，完全没有体现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作为世界第五、远东第一的国际化大都会的气魄。在《财道·富人向天堂》里，葛红兵已经有意识地为上海正名。他认为上海真正的形象“应该就像我笔下的描述，她是温情、和蔼的，她不敌视财富，反而具有妖娆的财富魅力。尽管这种美和田园牧歌大相径庭，但是她的神奇依然让人感到震颤和陶醉”。大事件、大人物、大时代造就了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通过“大建筑”来完整地表现大都会的大风情，以大密度、长时间和宽视野的宏大叙事去抒写一个城与人的英雄史诗，是《上海地王》的大雄心和大特点。只有这样，《上海地王》才真正能够与上海这个大都会相称。葛红兵的《上海地王》深入了这个城市的内里和骨髓，他赋予这个城市以性格和气质。仿佛大宋的著名宫廷画师张择端为汴河两岸的首善之区开封进行大手笔的精细描摹一样，葛红兵也为上海画像，带着个人的思考和选择，经纬交织、从宏观的大写意到微观的小特写。富有宏观透视历史脉络的史家眼光，空灵清洌的诗性文字，娓娓道来的叙事话语，极富人文色彩的温馨情怀，雅致舒徐的生活韵味，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厘定和观照，对天地大道和个人命运的悉心关注悟解，对历史典故和生活细节的熟稔，使得葛红兵的这部小说拥有了宏阔高远的视野和绵密妥帖的人生积淀。才华、性情、智慧三位一体，融会贯通，共同奠定了其不凡的文学品格。“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生活和思考赋予葛红兵的博大精深的内涵，全部转化为文字在文本中纤毫毕现。

《上海地王》不仅改写了文学中的上海的城市形象，还与描写中国土地改革的重要小说形成了对话。二十世纪的中国，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都与土地有关，而这些转折往往又催生出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又主要集中在农村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上，如《红旗谱》、《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三里湾》、《金光大道》、《李顺大造屋》等。这些作品全程记录了中国社会土地和财富的变迁，从浴血革命争取土地私有化开始，到满怀信心的土地公有化，再到欣喜的半私有化等等。这些作品真实记录了我们这个国家对土地与财富的摇摆态度和复杂心情，透露出极为重要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和心理学的信息。《上海地王》与这些作品形成了极富意味的对话，就作品重要性而言，这部小说将与《红旗谱》、《创业史》形成中国土地制度史上跨世纪的三部曲。就对土地和财富的关系思考的深度而言，只有赵树理的《地板》能与之媲美，虽然前者在美学上是单薄的，在观念上也经不起现代经济学的推敲。中国社会下一次的土地改革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开始，《上海地王》显示了对社会变迁的敏感度、洞察力和预见性。

切进一个城市的身体内部、正面表现资本的运作，自《子夜》后近一个世纪，中国再难以找出如此有难度有信心的作品。继《财道·富人向天堂》从表现“爱与欲”向“富与贵”的转向后，葛红兵继续向表现城与人的深度掘进。《子夜》描写了一个叵测的上海，塑造了一个失败的英雄，抽取出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而《上海地王》却赞美了一个正面的上海和一群走在大时代前面并创造大时代的群体，无论是上海这个大都会还是这群创造大都会的人，都是追求财富的时代英雄。《上海地王》改写了《子夜》，做到了与《子夜》真正的对话。

表现中国经验，呼应中国现实，永远是中国作家的使命。中国社会进一步转型，而葛红兵的创作也处在转型的途中，这是饶有趣味的现象。我们发现，葛红兵的转型不仅是自己美学探索的需要，更是为了表现中国经验和中国现实的需要。有出息有大抱负的作家永远是为了现实而创作，为了人性和人更好的生存而创作。《上海地王》从他的思想深度、社会广度，艺术成就等各方面来看，足可称为文学经典，新生代作家迈入经典的又一部力作，它呼应现实的雄心，批判现实的勇气，解剖现实的能力以及对美好生活、美好人性的追求与赞美，特别是对文学表现现实能力的探索，必将有力地介入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得到后者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