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记(3)生命 祝勇




生命

2,宫殿的生与死

 

 

不仅帝王,连宫殿本身,也在时间的控制中。尽管帝王企图通过宫殿来施展他对永恒的期许,但时间告诉他,他的努力是荒谬的——世界上绝不会有一座永恒的宫殿,它如同任何事物一样,都必须接受时间的裁决。在《旧宫殿》中,我描述了紫禁城生长的过程,却忽略了它的死亡;而前文中提到的不同的宫殿在时间中的接力却使我想到,每座宫殿,都经历着生与死的过程。对于宫殿来说,存在与毁灭,决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存在着,也每时每刻都毁灭着。生与死对它来说并非时间上的接续过程,而是同时并存、相互渗透的。它们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对宫殿的意义进行着诠释——所谓宫殿,只是一个对权力的幻象,既是实的,又是空的,既带来自慰式的满足(如朱棣),又带来空虚与破灭感(如屈原)。

紫禁城既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也是一座时间中的废墟。当帝制已成为往事,人民成群结队地涌入故宫,这座宫殿,就不再具有丝毫的私人性质,它也就被从历史的母体中剥离出来,变成历史的标本。于是,它绚丽的图景,都已经不在历史的情境当中,也无法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形成互动关系,它变成了一座失去了弹性与活力的建筑,人们可以(有限地)进入它,观赏它,却无法与它发生有机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故宫无论怎样完整,都改变不了它的废墟性质——它是用来凭吊、观看、探寻、研究的,这与肇建者的初衷背道而驰。尽管故宫的许多宫室都依原样阵列,但无须苛求管理者,一百万件(套)文物全部回到它的初始环境中,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出于观看的方便,故宫的各种藏品——青铜、玉器、钟表、珍宝等,被分门别类地陈列和展示,迎接着售票口长长的队伍,而更多的藏品,则深藏于地库,像那些消逝的帝王一样,被置于永恒的黑暗中。(这更表明了故宫的死亡本质——所有的宝物,都是作为已逝帝王的随葬品存在的。)这种“消解原境”(decontextualization)的研究方式完全是沿用西方主流的研究方式,据说这种研究方式导致了形式主义学派(formalist scholarship)研究的盛行,却同时遮蔽了我们探究历史真实的目光。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丝毫没有赞美封建帝制的意思,而只是指明存在于故宫内部的一个深刻的悖论——在帝制的时空内,我们根本没有可能打量紫禁城,紫禁城是一个真正的黑箱,闲人免进;而当我们能够打开它的时候,它已经变成历史的遗骸,不再履行昔日的功能,无论怎样人满为患,它都是一座失去了主体的“空城”。

然而,对于这一死者的庞大躯壳,人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它的“重塑”的愿望。 郑欣淼先生将紫禁城580多年历史中反复进行的“重塑”运动概括为三个方面,即:重建、改扩建和保养维修[1]。著名的紫禁城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在永乐、嘉靖、万历、康熙年间均不同程度地先后焚毁过,又一次一次地浴火重生。帝国的意志仿佛蜥蜴的身体,有着顽强的重生再造功能,使那些由竖的廊柱与横的飞檐层层叠叠拼接起来的壮丽线条,不被岁月的手指轻易涂掉。与此同时,它的增建、移建和扩建工程,以及对它的“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使紫禁城几乎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建筑工地。它以此表达着对时间侵蚀的顽强抵抗。实际上,如前文所述,公元1420年建起的那座紫禁城,也非凭空而生,而是一个再生之地,因为它是周代建筑原则(即“前朝后寝”、“左祖右社”、“五门三朝”)在明代大地上的投影,是对过往的“建筑记忆”的呈现,所以,1420年的紫禁城,与1520162017201820年的紫禁城一样,同时兼任着新城与旧城的双重角色,我们在里面可以同时发现生长、衰老、死亡和复生的痕迹。

这使我每次走进故宫的时候都有一种恍惚感,类似于石涛在《秦淮忆旧》册页中表达出的那种既依恋又想摆脱的复杂心理,因为我同时见证了它强韧的生命力和衰朽的荒芜感,尤其在故宫大修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些现场,比如建福宫,看到一些崭新的构件,出现在紫禁城斑驳的框架内,更何况这场规模宏大的木质运动中,“木”再度申明了它在古老阴阳五行体系中作为生命力象征的正统地位:“木是东方、春天和生命力的伟大象征。不仅如此,从汉代开始,几乎所有的儒学家和道学家都认为,龙就是木神,代表东方精神,龙来自水,代表木的生命起源,龙口吐出火焰,象征木能生火的物理本性。尽管龙没有建立独立的神学体系,但它的灵魂却以器物方式渗入日常生活,成为木质文明的隐秘核心。在某种意义上,龙与木是同一种事物的不同表述。”[2]

另一方面,故宫又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废墟,“故宫”的名字,以及它深处的地些残垣断壁、衰草枯杨,都透露出它的废墟性质。春天的时候,慈宁花园遍地的野花已经没膝,在风中像海浪一样摇曳,乌鸦聒噪着,在苍老的梁脊上成群地起落。这样的图景,表明我们都是“后来者”、“迟到者”,历史早已在我们到来之前发生,而现在,不再有“历史”,“现在”的时间,与“历史”是脱节的,尽管它们在空间上的重叠的,但它们在时间上是不连贯的。我们身处“现在”,无法目睹“从前”的宫殿;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缺席之后的虚空。废墟的“墟”字中包含着两重含义:它的“土”字旁,表明了废墟的物质属性,而右面的“虚”字,不仅注明了它的发音,更表明了它的精神属性——它是虚空的,是历史在现实的水面上的一个投影,我们可以看见它折射出的光芒,却不能真正把它掌握在手里。所以,我们只能像《哀郢》中的屈原一样,缅怀历史中的宫殿,它永远不可能再是历史本身,而只是历史的视觉呈现,是我们感知历史的“现场”。

所以,在我的眼前出现的,至少有两个故宫——生机勃勃的故宫和垂死挣扎的故宫。生与死这两种对立的运动,在宫殿里同时发生,我们甚至可以听见它们较量的声音。这使得对故宫的叙述变得无比艰难——我们很难掌握叙述的时态;叙述的口径,也容易变得含混不清。

 

                                                             201026



[1] 见郑欣淼:《故宫与故宫学》,第3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2] 朱大可:《中国建筑的母题冲突》,原载《花城》,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