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众多世界一流智库，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的智库，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始终无法避开中国研究这一关键领域。当他们与中国政府及智库互动的态势日趋繁荣，也有国人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警惕外国智库借合作之名，影响中国发展的决策或建议环节。
中国的智商有多高
智库，有人称之为国家的右脑，有人称之为影子内阁，有人称之为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中心”。
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务院参事室被视为中国政府最核心的智囊团，都是直接为国务院主要领导提供“决策咨询、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的机构。2005年10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与国务院参事座谈时，就称参事室是“国务院的思想库”。他们的建议受地方或部门利益的局限较小，可以“直通车”的方式直达政府领导。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一直是中国执政党的理论智库。党校教授因与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直接接触，其言论也越来越被媒体视为官方的一种信号。
各部委也有各自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国家民委的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等，这些智库因直接参与各部门的政策研究和制定，针对性更强。
在学术会议、公开场合和媒体上发表观点，也是智库发挥影响的另一渠道。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的郑必坚的“和平崛起”外交理论就被高层领导人采纳，郑本人也一直被看成是中央现任领导的核心智囊之一。
以个人方式影响决策也是智库学者的一个捷径，从十六大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每隔40天左右就会邀请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去中南海讲课，学者们可以直接将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直接传递给决策层。
无法摆脱的“原罪”
智库只有身份超脱，才能提出没有偏见性的专业分析和政策建议，而这正是中国官方智库无法摆脱的“原罪”。
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呼唤独立智库的力量，好的政策绝不是拍着脑瓜想出来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经说，中国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约为4000亿——5000亿元。
虽然美国智库大多宣称中立和无党派，但他们还是有着难以规避的立场与倾向。民主党上台后，布鲁金斯学会大热，从那里走出了奥巴马政府的20多名高层官员；美国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是右翼保守势力的喉舌。
有学者认为，中国亟需完善智库赖以生存的“政策分析市场”，让众多智库的不同观点都能够在各种政策讨论的平台上充分发表，充分碰撞，这才有利于政府进行科学决策。指出，智库的研究成果不仅要向政府部门输出，还应通过媒体等形式向关心政策问题的公众和社会团体提供，这是中国智库目前比较欠缺的。有人认为，中国智库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都“集体失声”。
成为“超级”智库还要多久
2006年，撒切尔夫人指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智库作为一个国家的智商，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标杆。
兰德公司在全盛时期，美国几乎所有的内政外交都由它一手策划，它曾经完全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策划了越南战争、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兰德公司得出“中国将出兵朝鲜”的议结论，以2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被婉拒。麦克阿瑟将军后来感慨说：“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代价。”
据悉，美国传统基金会在里根当政之前就组织了一个非常深入的研究，对美国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应对措施出具了一份长达1000多页的报告，里根上台后，采纳了他们的大部分建议，为里根保守主义的重新上台起了关键作用。
“旋转门”只开了一半？
奥巴马访华期间，杰弗里•贝德，他以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而这次来华他的身份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同样在奥巴马外交团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事务与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安•玛丽•斯劳特，她应邀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局长。
在奥巴马外交团队中，进出“旋转门”次数最多的当属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和兰德公司研究多年后，他成为克林顿政府外交团队的重要一员。克林顿政府任期届满后，他又进入布鲁金斯学会。之后效力于奥巴马政府，已经是他第五次经过“旋转门”了。
近年来，国内一些有影响力的退休官员也选择智库继续“发挥余热”，比如原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退休后担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担任了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老将军肖克和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则合力创办了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然而，这一半“旋转门”打开的幅度也不大。库恩表示，大多数官员退休后选择了沉寂，一些丰富的从政经验可能因此浪费了。虽然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调任卫生部部长、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苏荣被任命为江西省委书记的例子，但从智库中走出的高官并不多，政府与智库的人员双向流动也非常态。中国的“旋转门”似乎并不灵活。
有学者认为，某些场合、某些提法由智库出面提出其实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