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国：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当别的学者都在讲述它的复杂性时，这个时候，您写了一本《让管理回归简单》，这个简单如何理解?

　　宋新宇：我算不上管理学家，只是一个管理实践者，这本书里写的都是我自己的经验和感悟。在咨询和培训的过程中我发现，每个企业的管理难度都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以及外部环境的恶化而增加。难度增加的原因是内部和外部复杂性的增加。大部分企业应对复杂性增加的办法是增加自己管理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想用比原来更复杂的管理方法解决问题。而这往往让问题变得更复杂，更难以解决。

　　我相信很多企业的管理难题其实最终是自己造成的。我认为企业应该追求简单，应该想办法降低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复杂性，而不是通过复杂的管理让企业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和驾驭。我理解的简单就是简化，就是换一种方式思考管理问题，就是想办法提高管理方法的可操作性。

　　价值中国：作为中国最早从事企业管理咨询的专家之一，您把您的事业定在广大中小企业领域，而不是大企业，为什么？

　　宋新宇：在罗兰贝格的时候，我做的的确是大企业咨询，当时的目标客户是世界及中国的500强企业。对我来说从大企业入手创业应该是更容易走的一条路，但我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选择了中小企业作为目标客户。一个原因是我不想和自己原来的公司竞争。另一个原因是我看到中小企业这个群体更大，更需要咨询顾问和培训师的帮助。同时中小企业更重视老师和顾问的建议，为中小企业工作更有成就感。当然被中小企业老板接受是很困难的事情，他们往往比大企业更挑剔，更注重咨询和培训的效果，同时他们能用在咨询和培训上的钱比大企业要少得多。但一旦被接受，中小企业是非常忠诚，非常可敬可爱的长期客户。

　　价值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您认为中国中小企业中的管理现状如何？有什么需要突破的困境吗？应该怎么解决其中的症结？

　　宋新宇：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以我的观察，中小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解决了基本管理问题的企业，他们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如何保持增长，如何提高管理水平和持续创新的问题。另一类是还没有解决基本管理问题的企业，他们需要解决的是一个基本问题，也就是从无到有建立管理体系的问题，例如建立他们的财务系统，人事管理体系，信息系统等。

　　 这两类企业共同的困境是管理人才的缺乏。每次和中小企业老板在一起，大家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人才问题。管理人才的缺乏让中小企业的稳定和增长两个方面都受到了制约。而这个问题的症结是中小企业的老板，是中小企业的掌舵人。这些人的价值观，目标，思路，胸怀和胆识决定了他们是否能有效地解决人才问题，同时也决定着这些企业的未来。所以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老板顾问”，帮助老板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

　　价值中国：一项由美国咨询公司Grant Thornton做出的最新调查称，中国商业领导人（都是私营企业的老板）的压力全球最高。在2009年11月，有76%的中国大陆商业领导人感觉紧张有压力，与之对比，在瑞典只有23%的商业领导人会这么觉得。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宋新宇：我相信这个调查的结果，中国民营企业老板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一个来自中国的发展速度：一个人在中国活一年经历的变化，相当于在欧洲活三年甚至四年才经历的变化。中国的老板肯定比欧洲的企业家更有压力，就像一个以180公里时速行驶的驾驶员远比以60公里时速行驶的驾驶员更紧张一样。民营企业老板压力的另一个来源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和速度有关，但和环境的关系更大。这个环境包括企业的制度环境，企业的竞争环境，企业的社会环境，也包括企业的舆论环境。所有这些方面，中国企业的不确定性都要比国外高，这当然让老板经常有压力。

　　价值中国：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的影响？

　　宋新宇：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的影响当然很大。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企业家做的事情就是打破制度的枷锁，进入经营和管理的禁区。例如雇佣大量员工在今天不是问题，在以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人总结说以前的老板最需要的是胆量，这是有道理的。站在企业的角度看，我们今天的制度环境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但依然有很多改进的空间。而改进的方向应该是降低企业家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

　　 价值中国：抛开宏观制度性因素，从管理本身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减轻老板自身的企业经营压力？

　　宋新宇：企业里所有人都可以抱怨，唯一不能抱怨的是老板。一个人选择了做老板，就要承担比其他人大得多的责任和压力。事实上老板也是最能承受压力的一个群体。如何增加自己的抗压能力和减轻企业经营的压力？我的建议是：1. 锻炼身体，让自己总是拥有充沛的精力。2. 尽量在市场化程度高的领域做业务以减少做企业的道德风险。3. 放弃造成企业管理复杂，但对经营结果没有多大影响的业务。4. 学会信任，授权，放权。5. 花尽量多的时间培养人。6.不断改进自己的经营模式，让自己的业务模式更具有竞争力。

　　 价值中国：您在书中“管理就是知人善用”一文中提到，“一个最难管理的就是老板这个人”这样的判断。应该说很多中小企业老板都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您所说的那些解决办法，比如建立董事会，适用于中小企业吗？从老板自身角度来说，有没有更简单的管理自己的方法？

　　宋新宇：一个企业里最难管的人就是老板，因为在企业里除了老板自己，没有人能够管理老板。所以对老板而言最重要的是自我管理。但我们都知道自己管理自己有多么困难，所以我建议老板给自己找个顶头上司来管理自己。

　　在大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的主要作用就是管理公司的老总。同理，中小企业的老板也可以主动给自己设立一个管理自己的机构，它可以是董事会，也可以是一个不具有约束力的，由自己信任的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这对所有的中小企业都是适合的，企业不论规模，都可以主动这么做。

　　除此之外，我建议老板做以下几件事，以便更好地管理自己：1.每年给自己放至少两个星期的假，让自己能够彻底放松，放下。2. 养成学习的习惯，例如每个月看一本书或重复看几本好书。3. 结交几个老板朋友并定期和他们交流经营和管理心得。4. 让公司的高层例会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老板一言堂。5. 鼓励员工提建议并亲自处理员工的建议。

　　价值中国：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制造企业的代工利润却非常低，导致了学者秦晖所说的“低人权发展模式”。您认为这种模式存在着什么问题？

　　宋新宇：任何业务模式都不会是永恒的，做企业最有意思的就是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代工模式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客户，员工和企业这个三角关系中，客户过于强大，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却得不到充分的保证。企业虽然可以牺牲员工的利益而挣到自己的钱（以前）或者牺牲自己的利益来补偿员工（现在）以达到短暂的平衡，但最终还是解决不了根本的失衡问题。所以下一个阶段企业要么通过创新取得更大的和客户讨价还价的能力，要么把工厂搬到员工更容易满足的地区或国家，要么关门，这是这个模式的本质决定的。

　　但我不会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来讨论，其实代工模式在过去三十年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今天拥有自主品牌，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都是从代工做起。这些企业聪明的地方是他们及时地选择了转型。

　　价值中国：你对当前如“富士康”那样大型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有什么看法？应该怎样去规避“员工跳楼”之类的悲剧？

　　宋新宇：我最近十年来关注的是中小企业，所以对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的管理没有太多了解和研究。我猜想问题的关键是企业要“以人为本”还是要“以效益为本”。短期看，以人为本和企业的效率经常是矛盾的，但长期看企业的生存和效率都要求企业真正地“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意味着要满足员工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需求，仅仅提高工资解决不了问题。很多人会说这样的话企业无法活了。但企业的生存从来都不是一个能够一次性解决的问题，老板的责任就是不断寻找新办法，新模式，带领企业适应新的条件，新的环境。

　　价值中国：在您《让管理回归简单》一书中，有篇文章是“管理者的第六项任务——管理幸福”，从更高的境界上来讲，企业应该怎么创造让员工幸福的环境？

　　宋新宇：我认识很多老板，他们把员工当作企业的工具或者“资源”。我也认识很多老板，他们的信条是让跟着自己的人挣到钱，活得有意义，做得有成就感。我相信前者即使成功，也都是阶段性的成功。而后者通常能够比较持续地成功。即使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一个老板也应该关注员工的需求，不仅关注员工物质方面的，更包括精神方面的需求。当然，做老板最重要的是在客户，公司和员工利益之间找到平衡，而不仅仅是做好一个方面。任何失衡都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