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1.空间
紫禁城是一个巨大的空间的存在，一个巨大的空间意识形态的载体，它以巨大体量，表明皇权对于天下的绝对占有。一个人，无论有着怎样的传奇履历，一旦进入紫禁城，就像一粒尘埃飘进沙漠，变得无足轻重，必须听从于宫殿在空间上的调遣——他的行走坐卧，必须遵守空间的法则；只有皇帝相反，因为只有他才是宫殿的主人，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出现在任何场合，太和殿上的那把龙椅，使他成为所有视线的焦点，而不至于被巨大的空间所湮没。当人们在巨大的宫殿中迷失自我，皇帝却在至高点上保持着清醒——中国皇帝曾经有在迷宫中央的台亭上观看宫女在迷宫中奔走往复的雅兴，这恰到好处地隐喻了帝王与臣民通过建筑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帝王通过宫殿，占有并操纵着所有人的身体。这正是宫殿的主题，是帝国专制的政治要求，中国皇帝以超乎寻常的建筑理念表明他对帝国统治的坚固信心。
广袤的紫禁城与圆明园曲折的迷宫具有某种一致性，即：它们用石头般坚硬的语言确定了权力对人的绝对占有。早在古典时代，权力就已经把身体当作自己的对象和目标。于是，它以各种方式，完成对身体的管束和征用。帝国的仪式，便是其中一种方式。而宫殿，则是安放仪式的器皿。没有宫殿，所有的礼仪都将丧失它的严肃性和有效性。福柯将它称为“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它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它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1]紫禁城通过对他人身体的征用与控制，建立了一种权力的模板，并在帝国的范围内，通过级别不同的建筑得以贯彻和执行。
这也是中国自秦汉帝国时代以后，纪念碑式建筑层出不穷的原因。对此，我在《旧宫殿》和《纸天堂》里不止一次进行过表述。早在“郁郁乎文哉”的周代，以建筑为标志的大地重塑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齐景公修筑了宏伟的柏寝台，站在上面，他看到了自己国土的辽阔，这使他在想象和现实中获得了双重满足，他由衷地感叹：“美哉，室！其谁有此乎？”[2]；赵武灵王修筑了野台，更使他的目光超越了王国的边界而抵达比邻的齐国[3]；楚庄王以他不可一视的“五仞之台”向诸侯显示权威，宾客们颤栗的手几乎握不住酒杯，他们众口一词地着说：“将将之台，（上“穴”下“目”） （上“穴”下“目”）其谋。我言之不当，诸侯伐我。”[4]诗人屈原在投江前写下他著名的楚辞——《哀郢》，使我们在两年多年后，仍可目睹楚国郢都玉碎宫倾的宏大场面，坍颓的宫殿，轻而易举地压碎了诗人的脊梁。这些巨型宫殿如今都不存在了，但它们存在过，在时间中奔跑和接力，仿佛花朵，在风中传递着种子，并在不同的季节里，次第开放。每一座死去的宫殿，都会在另一片耸起的梁木和巨石间复活。所以，公元1406年，那个名叫朱棣的狂妄之徒，继承了他的父亲朱元璋对于庞大宫殿的嗜好，在命令太监郑和率船队出使西洋的第二年，放弃了凤阳和南京的宫殿，下令在北京另行营建新宫殿。后来被称作紫禁城的宫殿绝不是凭空而起的，它是在无数个宫殿的链接中完成的，是帝国想象不断传递和放大的结果。欲望是一切巨型建筑的催生剂，仅14年后，1420年，一座超乎想象巨大宫殿，就伴随着对权力的炫耀，出现在中国北方的天际线下。
宫殿是帝王权力和野心的纪念碑，从这个角度上说，世界上没有一座宫殿比紫禁城更称职。紫禁城的面积，是法国卢浮宫的4倍，俄国圣彼得堡冬宫的9倍，英国白金汉宫的10倍，欧洲最大宫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面积也不足紫禁城的一半。可以说，无论是忽必烈的故宫还是明成祖朱棣的紫禁城，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世界意义，不仅中国朝廷的文武百官，最早进入中国宫殿的西方人，自大明门经过漫长的千步廊，经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进入太和门广场，蓝天下那座那座有着飞翔动感的超级殿宇，会令他感到无比的惊奇和震撼，此时，除了匍匐在地，他不可能找出任何其他的方式与它对话。
中国皇帝将无形的权力化作有形的宫殿，又将有形的宫殿化为无形的权力。紫禁城不仅为帝国的等级建筑建立了一种模板，也为帝国的社会形态建立了一种模板——它的建筑与它的社会，完全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朱元璋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将“天下”与“大厦”的同构关系表露无遗。朱元璋生于乱世，亦成于乱世，没有人比他更知道乱对于他的王朝社稷意味着什么，把社会改造成原子状态并非他的最终目的，散沙在风吹日晒之下，也会自由流动，形成沙丘，构成新的不均匀不稳定状态，他必须用“草格子固沙法”，为流沙建立一种强大的规范。“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结实实。他希望他的蛛丝能缚住帝国的时间之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5]帝国的律令、制度，形成了一座无形的宫殿，使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层层有序的环形结构，只有皇帝，居于那些同心圆的中心，通过一层层的国家机器，对他们进行监视。
大明王朝延续了元代的职业世袭制，把帝国人口分工农兵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成若干小类，组成一个牢固的金字塔结构，每个人的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比如一个裁缝的儿子，只能以缝纫为生，不论他是否六指还是残疾。同时，帝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如同钉子，把每个人钉牢在原地，即使发生灾荒，也不能逃难，而只能死在原籍。在用一个严密而均匀的大网网罗了他的人民的同时，朱元璋还写了《授职到任须知》、《皇明祖训》等文件，为官员乃至皇族子孙确定行为规范。他像一个教练，对所有人进行规训，把人民变成木偶，“每个动作都规定了方向、力度和时间。动作的连接也预先规定好了。时间渗透到肉体之中，各种精心的力量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6]宫殿的投影，蔓延在巨大的国土上。
紫禁城的巨大，使我们至今难于从整体上把握紫禁城，它以支离破碎的形式，存在于各种各样的表述中。我们得到的，充其量是被表述的紫禁城，是作为碎片的紫禁城，而永远不可能是紫禁城本身。紫禁城拒绝，并嘲笑一切表述。所以对我们来说，紫禁城更像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只有它的碎片是真实的，就像帝国里的臣民，在各自的位置上，感受到帝国给予他们的压力。
2010年2月4日初稿
2月5、6一改
2月9日二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