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开始这个博客的初衷在于，从一个金融业从业者和资本市场参与者的角度，与大家分享我个人对于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观察和看法。不同于众多报刊专栏评论员以及内幕消息分析家，我会在这里记录我自己在探索当代经济金融的丛林中的所见所闻所想，力图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发现解释事件背后的原理和机制。我会跟随着达尔文在《贝格尔号游记》中开创的路，尽管不能至臻至美，但会尽心尽力。希望可以开博顺利，还请各位多加支持和指正。

　　

　　第一篇:

　　

　　刚刚过去的春节，是我自从1990年赴美读书来在中国度过的第二个春节。徜徉在喧嚣的北京城，这个容纳近2000万人口的我的故乡，感慨良多：20年来，天气基本还是那个老样子，如果没有更加干燥的话。街道的名称在脑海中都多少有些依稀的痕迹。但是，我无法认出这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餐厅酒吧，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我不再认得这个城市... 正如我和昔日的大学同窗们20年重聚中所讲得：这不是那个我20年前所离开的中国。

　　

　　在朝阳工体和CBD附近的餐厅酒吧的一些夜晚，有时给我置身于纽约曼哈顿Tribeca区的幻觉。同样精致的设计风格、时尚装点、古巴雪茄与威士忌白兰地混合的香味；唯一不同的只是所有的面孔魔术般的变成了可爱年轻的中国面孔。乘着多年来两位数经济增长的东风，中国财富金字塔顶尖上的人们正在享受二十年前完全想象不到的生活方式。这一切，让就算是从国际大都市纽约来的人（比如一年前的我自己），都会感到震惊。自从那时起我经常问自己，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到底是什么变了，从而创造了这或许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财富和中产阶级？

　　

　　随便问一下路人，他（她）多半会告诉你，是“改革开放”，或者用更新的概念，“科学发展观”带来了中国的“奇迹”。国际上的专家一致认为（除了北朝鲜或古巴这样的“当代山顶洞人”），是中国对全球化的开放态度，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帮助上百万人摆脱绝对贫困，并且早就了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在1983年我开始读大学的时候，大概只有十余个国有企业有参与国际贸易的权利；而现在，几乎所有公司法人都可以参与进出口贸易。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历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举办国，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地之一... 至于这最后一点，选个周五的夜晚去北京工体或者上海新天地的酒吧坐坐，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绝不夸张。

　　

　　让我感到更为惊讶的是，每次站在“鸟蛋”（国家大剧院），“鸟巢”（国家体育馆）、“大裤衩”（新央视大楼）以及上海陆家嘴金融区林立的各种标新立异的新式建筑前的时候，我一点儿也看不到亚当斯密，这个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的影子. 斯密先生1776年在《国富论》中曾经写到：

　　

　　“...每一个人都劳动到使得社会总福利最大化，尽管他并非有意改善公共福利，也并不知道如何改善。当他选择支持国内产品而非进口品时，他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考虑；当他的劳动使得社会总产出最大化时。他只是在追求自己的福利；在诸多类似的情况中，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他。这样的“自私”行为不仅没有使得社会福利恶化，反而使得社会福利的改善更加有效率。这样奇妙的机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就是著名的（抑或臭名昭著的，如果你反对它）“看不见的手”的出处。亚当斯密认为这就是经济社会背后运行的机制。每个人为了改善个人福利（财富）而参与生产交换；通过这样的劳动与交换，公共福利得到了改善。

　　

　　斯密先生经常被称作“经济学之父”，他的著作广为流传。现在，“看不见的手”的含义更加广泛。当一个过程的最终结果产生于非集权式决策，且过程中的代理人并没有显式合作共识，它就被称为“看不见的手”过程。“没有显式合作共识”即指过程中的行为不是有意的。代理人的行为并没有通过外生干预，而最终的公共福利最优化也只是他们行为的副产品。这种过程的运行应当与代理人对其了解与否无关。这也是为什么这种过程被称为“看不见的”。

　　

　　普遍认为自由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效用。斯密假设消费者总会选择最低的价格，而生产者总会选择最高的利润。就这样，需求过剩/不足通过市场价格可以反映，而消费者事实上就“引导”着生产者把钱投在利润最高的产业。由于后者是为消费者所“引导”，因此最终社会总福利的提高也就不言而喻。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使得人们不得不去考虑其他人的需求。斯密曾经将获得他人帮助合作的途径总结为两条：一是博得他人的同情与慈悲。人们通常需要卑躬屈膝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斯密认为这样做很令人反感，并且所能取得的利益也极其有限。第二种方法就是让对方看到好处。他的一段精彩的名言如下：

　　

　　“人多少都有过从兄弟那里寻求帮助的经历，而希望对方仅仅出于善意来帮忙基本会是徒劳的。如果他能够让对方感到出手相助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或者说能为他们自己带来好处），那么他就比较有可能得到想要的帮助。如果一个人主动向你提供帮助或者好处，那么他一定是希望从你这里得到些什么。我们能够享受晚餐，不是由于面包师，酿酒工，屠夫的慈悲，而是因为这也是他们自身利益所在。所有的一切，都并非出于博爱，而只是因为自爱。”

　　

　　在斯密看来，要求“交换”是为了表示自己能做什么、有什么对别人有价值；而“交换”成功，意味着对方认可你能做的或者拥有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人的自尊心和他的工作有很大联系：一份收入优厚的工作是重要的信号，证明你的贡献是值得用优厚的待遇来交换的。

　　

　　基于斯密所谓的“正义原则”的自愿交换，产生了“自发秩序”。“价格”和“利润”的作用就是来协调无数经济人对幸福的追求。斯密的“自发秩序”原则其实和老子的“无为”理念有些相似。远在《国富论》之前，老子就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概念。在当今时代，正在倡导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和平发展，和老子、亚当斯密的观点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有限度的政府干预和法律制约是和平与和谐的必需。

　　

　　但是今天，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华尔街投资银行光环的破灭，发达国家银行系统的部分国有化进程，以及这一切对中国经济增长突如其来的重大影响，使得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以及人类智巧的乐观信任受到了持续的质疑。世界各地的商界政界人士开始怀疑，“看不见的手”是不是真的有点过了。而有些地方甚至开始使用“有形的手”，例如对银行业的政府干预和控制；而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样的干预也许会漫及市场的每个角落。正如有人所说的，“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

　　

　　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的自由经济原则受到当前如此的挑战，作为多年来的资本市场参与者，我感到很困惑与无奈，也认识到过去的教条很难与当今的现实吻合。就像在古玛雅人的日历里，每过52年，世界就会灭亡，只有在教主的带领下，通过放血仪式和活人殉葬才能够使得太阳再次升起。

　　

　　我在寻找一种新的秩序，也许是新的思维和理论；我知道保持一个开放的大脑的重要性，这将会有益于对当今现实的正确理解，就像达尔文在随猎犬号环游世界中所做的那样。所以说这个博客将会作为我记录在"乱世"（经济学意义上）中的心路历程的日志，去写下我所看到的，去比较我所读到的，同时尝试着通过科学的角度去揭示隐藏着的机制和原则。不管它有多难驾驭，不管它有多少瑕疵，我都会尽力去沿着达尔文在他的猎犬号日志中所走出的道路走下去，不求有多大的收获，但会坚持达尔文的精神并为之做出最大的努力。期待风能助我一臂之力，海平静如镜，上帝保佑我平安。

　　

　　Wish me Fair Winds, Calm Seas, and God 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