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中庸 第十七讲：圣人之道，优优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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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修身）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第二十八章（明道）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
社会性就这么简单
前面我们已经对《中庸》有关重要章节和核心思想作了一番初步的阐释，从这章开始，就基本上进入尾声了，主要都是在对中庸之道进行总结和赞叹。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圣人之道，在中国经过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再到孔子这么二千多年的积蓄，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源流，的确是博大精深。
从各大人类文明起源来看，中华文明和古罗马、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相比，一点都不逊色。另外，中华民族文化还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已经断绝了，古罗马和古希腊文明曾一度断绝，后来和基督文化融为一体，古印度文明严格说来不能说断绝，只不过后来由于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强烈冲击，再加上近代英帝国殖民主义两百多年统治的影响，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华文化则相对要强壮得多，虽然经过了这一百多年西方文化的残酷洗礼，但还是挺过来了，中华传统文化在今天又重新开始复兴，大家也都可以感觉到这股强劲的势头。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这一句“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
圣人之道，如果要加以归纳，按照《中庸》所说的那样，就包括“中、庸、仁、诚”这些内容。这些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理念，两千多年来深深扎根于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圣人之道确实是非常盛大，如汪洋般浩浩荡荡，它绝不是狭隘的文化系统。借助《易经》《道德经》等典籍，也就是从孔孟老庄的思想里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圣人之道的宽广胸怀，就可以感受到圣人之道那种容纳万物、气吞万象的气慨。
古人礼拜的是天地，那么天地乃至天地所生的一切，便无不纳入其中，都承认其合理性，继而就把万事万物这种合理的存在，导向有序性。我曾多次说过，儒家学说的重点是在社会性上。这个社会性就是伦理性，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可就是如此简单的理念，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离开了这个最基本的点，那么人将不人，社会也将不复存在。正是因为有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贯穿于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的理念之中，社会才有了稳定发展的基础。不管是各行各业，还是百花齐放，或是百家争鸣，都必须立足于这点上才能发展。不然，这个社会就妖魔化了，就成了人间地狱，那就很可怕了。
因此，这里说“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圣人之道确实是非常崇高，非常伟大。
三代礼乐，尽在是矣
“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礼乐是儒家体系和学说中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礼，本来是一个理念，但是在社会生活之中，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中，上下左右、亲疏贵贱等等，逐渐便形成了一系列对礼的具体内容的安立。
在《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中，有一部《礼经》，不过它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大，有“周礼”“曲礼”“礼记”“王制”等等，其中“周礼”被称之为“经”，是朝廷、诸侯们之间相互交往的一系列法则、规范和仪式，有些相当于现在的外交礼仪和朝政礼仪。周时设有春官宗伯，汉时期都设有相当于礼部的官属，统归尚书省管，唐宋以来设六部尚书，就具体多了，历代沿袭其制，都设有礼部主管礼仪。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仪，是周朝所制定的大仪节，又称经礼；威仪，是周朝所制定的小仪节，也就是《礼经》中的“曲礼”，它包含很多民风民俗，如庙会、家族、在祠堂祭奠祖先等等，都有一些乡规民俗。
在以前，中华民族非常自豪地称自己是礼仪之邦，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也都还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很少能听到了，甚至还有些羞于启口，一说自己的国家是礼仪之邦，我自己都会觉得脸红。现在社会普遍有这么一种情况，虽然还是要讲礼，但是却对于古代以诚信、仁义为核心的这套礼仪嗤之以鼻。如果有人宣扬这套礼仪，还会觉得这人不是精神有问题，就是迂腐过头。
其实，我们到欧美国家，或者这些国家的人来到中国，我们都会感觉到这些外国人一般都很有序，很有教养。比如说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就是因为其言语行为里面都浸润着礼，他们也要达到类似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的要求，在行住坐卧等各个方面，也都有着他们自己的规矩。
我们以前也很有规矩啊，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尤其是上世纪中期长达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这一切规矩都当作“四旧”给破坏了。那时候流行的是造反有理，子女可以造父母的反，妻子可以造丈夫的反，部下可以造领导的反，地方可以造中央的反，等等。这是很独特的一段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将来会对此写下浓彩重墨的一笔。
那么在当今社会中，到哪里才找得到礼呢？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这样的报道，父母含辛茹苦的把几个子女养大，人老了，子女们却都嫌老俩口是累赘，谁都不愿意长期侍候。无奈之下，老夫妻俩这个月在老大家住，下个月就到老二家住，再下个月就到老三家住，反复折腾。甚至还有这个只肯养父亲不养母亲，于是乎又把老夫妻俩拆成两半，有时还经常为谁应该出力赡养发生争执，最后干脆把父母丢在一边，子女们闹上法院打官司等等。现在这类报道层出不穷，我在看到这些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脸红！这哪里还是礼仪之邦的影子呢？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庸》所说的中、庸、和、诚、仁都学好了，那么“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自然而然就会生发出来，社会自然就会趋向和谐与安宁。
当然，现代社会和周朝那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周朝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到了唐宋时期就基本上没再沿用了，都已经从俗从简了。当年王安石在观看寺庙隆重的礼仪后，也曾感叹道：“三代礼乐，尽在是矣！”，意思是没有想到啊，上古三代的礼乐之制，竟然只保留在当今佛门中啊！要知道，宋朝可是中国历朝历代中文治最盛的时代，那时都已经将周朝的礼仪丢得差不多了，更何况我们现在？
如今有些搞复古运动的人，想恢复古礼，穿起了长衫，扎起了头巾，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呢？《聊斋》中有一篇关于金和尚的故事，这位金和尚如济公一般，也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是个富得流油的大财主。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叫“打破常戒持心戒”。其实对于《中庸》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得到《中庸》所蕴含的精髓，那么自然就会指引我们的身、语、意，使我们的行住坐卧等活动朝规范化的方向靠拢。
当然，现代社会也不必非要“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只不过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中规中矩。当一个人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的层次，那么气象上、言语举止上，必然就会得体，必然就能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谁有资格称国学大师
我们看这一句“待其人而后行”，也感到意味深长。圣人之道博大精深，并不是每个人对此都能够完全地身体力行。前面说了嘛，“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所以我们要看到，圣人之道的切实践行虽人人有份，但要真正使它在天下大行，在人心中、在社会上广泛弘扬起来，只有非常之人才能予以承担。
纵观历史，在芸芸众生之中，出类拔萃的人并不多，而圣人则更是凤毛麟角了。孟子在《尽心章句》中就说过，每五百年必有圣人出。尧舜五百年后有商汤，商汤五百年后有周文王，周文王五百年后有孔子，然而孔子以后呢？是否会后继无人呢？到了北宋，王安石就说到：“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生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门中。”
当代人之中，有谁可以称得上是国学大师？前两天看到香港卫视对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的采访报道。纪宝成先生还是很谦虚，自称不是专家，对国学也不是很懂，但是看到国学如此衰微，觉得有必要为推动这个事情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自己绝对称不上什么大师。目前没有人可以真正称得上国学大师呢？自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这些国学大师去世以后，哪里还有什么国学大师呢？
有一些媒体记者不问青红皂白，将本人也扣上一顶国学大师的帽子，真是让人感到羞愧！其实本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泡了几十年，充其量算是一个国学的修行者，仅仅是一个行者而已，离大师的标准还远着呢，根本不敢妄称自己是大师。在佛教中，只有佛才称为大师；在儒家，孔子是圣人，大师的层次要比圣人相对低一些，比如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这些人，方可以称为大师。近代的章太炎、王国维等也可称为大师，之后有资格称得上国学大师的人，不怕炒得热闹，总之并不多。
这里说“待其人而行”，就是说一个国家、社会，确实需要有圣人、大师的指引和教化。但是，我们现在不够格，那可不可以去践行呢？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匹夫都可行，我们为什么不能行呢？
我们没必要像某些人那样故作高深，我们只需将圣人之道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用以美化自己的情操，优化自己的智慧，改善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质量，如是这般也就可以了。孔子都说过嘛，“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其实，仁义礼智信这些理念，并不仅仅是文化上的东西，更多的是精神修养层面上的东西。它不需要写博士论文，也不需要用文章来证明自己是大师。只要我们在生活之中，在德性上把仁义礼智信等等这一套守住了，并贯穿于自己的言行举止之中，勉力而行，那至少就无愧于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是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
君子以正位凝命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这一句也是接着上面“待其人而后行”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德作为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用毕生的精力去追求，不能仅仅只是局限于学问、名利，否则就会离德太远了。
前两天和几位朋友坐在一起聊天，谈到了身外之物和身内之物这个话题。可以肯定地说，正心诚意是身内之物，它一辈子都是你自己的；至于升官发财等等，无非都是身外之物，是无常，可来可去，可有可无，对这些千万不能认真。升官发财往往都是身不由己，而正心诚意，才能让你自己做主。你正心诚意做得好了，对自己是一种享受，更是自己一辈子的乐趣。前面说了“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不管身处何种环境，你都一样过得很愉快，很滋润，精神世界也会很丰满。
现在有些人虽然做了官、有了权，或者得了势、有了财，但日子未必就过得舒服。有些老板倒是积累了不少财富，然而晚上睡觉却总是不安稳，于是想办法弄只手枪放在枕头底下。钱多权大让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这又何苦呢！现在有些事情也说不清，也并不一定直接针对本人。比如说绑架，大部分都是把目标放其亲属身上，然后以撕票相威胁，索要高额的赎金。这种事情经常可以见诸于媒体上、电影电视中，其中发生撕票的也不少。因此你说有权不好？好！有钱好不好？也好。但是有权要为人民服务，有钱也要为社会和人民服务，那么就能吃得饱睡得香，就能无愧于心。如果你的权钱来路不正，或是不能用于正道上，那么就会有做贼心虚、坐卧不安的感觉。
有朋友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次某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因公务来到某地，在当地接待人员的陪同下准备入住一家宾馆。该接待人员见到酒店的老板时，就打招呼并介绍说，啊，省纪委的人下来了，希望你能够给予一些方便。可话还没落音，就见那老板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噗通”一声跪到了地上，嘴里说我坦白我交待，某年某月我都做了些什么事。本来省纪委的工作人员是因为其它公务暂时入住该宾馆，和他的事根本不相干，而且对他的情况也毫不清楚，结果他自己心头一虚，腿脚一软，跟着就坦白交待了。送到嘴里的肉谁不吃啊？事情自然就立案审查，结果顺藤摸瓜，牵出了一批贪腐犯罪分子。
社会上的这些事情的确让人感觉到触目惊心，如果自己正心诚意，干干净净，那还需要怕什么呢？是穷人，本来就身无长物，那什么也不用怕；是贵人、富人，天天都在与人为善，多做善事，有权也廉洁奉公，那就更不需要去怕什么了。自己为人堂堂正正，做事情也堂堂正正，既不用去讨好谁，也不用去还怕谁，这种感觉多舒服，多自在啊！
然而，这都必须建立在对德的追求上，才能有这样的自豪感。就如前面所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再如“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等等，总之《中庸》的这一套东西如果都体现出来了，那人的精神气象上绝对不可同日而语。否则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吝啬鬼葛朗台那样，到处都会受到别人的鄙视和讽刺，最后说一句“我穷得只剩下钱了”。如果一个人真是除了钱一无所有，那可真就麻烦大了。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什么是凝？《易经》鼎卦说：“君子以正位凝命”，其实也就是正位成命。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命运不可捉摸，不可把握，但是如果我们能对自己加以修炼，进而能够有所成就，也就是说在德业上有成就，这样在道业上也就能够成就。至道因德而有，无德的人永远都不可能成道。
翻开历史一看，从秦始皇开始，找神仙、求仙丹，以后的汉武帝、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明朝的嘉靖皇帝，等等。总之历朝历代之中，不知有多少皇帝都妄想成仙，企图长命百岁，但是有谁玩成功了呢？也没几个活得很长寿。汉武帝命长一点，也不过活了七十来岁，还是很可怜，也很荒唐。
因此，道必然离不开德，所以老子的著作又称为《道德经》，有德方成道，有道方显德。
把我们做人的原则守好
下面这一段是《中庸》中的总纲，自宋明理学兴起后近一千年来，被立为儒家思想的旗帜。我们先看原文：“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如果我们想要至德，想要明道，那么作为君子，在自己一生中就必须坚持“尊德性而道问学”的道路。什么是德性？就是我们先天本具之性，对此我们要将它尊贵起来。《易经》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这个道中，这一阴一阳之气也都一直在我们身上不停地运行。《易经》还说“日用之谓道”，我们谁都离不开道。借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每个人都具备佛性。
不管是一阴一阳之道，还是日用之谓道，亦或是佛教所说的佛性、真如，虽然这一切都是本具的，但是我们一般人却不知道啊！总觉得自己离道还远着呢，还没有得道。这确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正因为如此，圣人才将这个道理点破，告诉我们人人都具有这个德性。孟夫子说过：“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即仁义礼智信并不是从外面来教化我们，或是从外面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本自有之的。读过《三字经》的朋友都知道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这些都是本有的，只要我们把它尊贵起来，不要让它流失，不要让它堕落，不要让它异化，这就是尊德性。
我经常都在说，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脑门上立个警察监督自己，使自己的思维不去胡思乱想，不去开小差。这也是尊德性的一个窍门哦。那么“道问学”呢？就是所学所问都不要离开道。在我们日常生活、学习之中，都不要离道，要让“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一套学修程序，贯穿于自己的一生。
今天有位老先生对我说，他小学都没有毕业，但是这几十年一直坚持在学习国学，今天来这里听课，并不是因为凑热闹或者赶时髦，而是确实喜欢国学，爱好国学。虽然老先生几十年一直含辛茹苦地生活在社会底层，但是一直坚持了下来。这种精神非常可贵，让人佩服！这就是“道问学”的典范。
不要以为圣人之道，只有朝堂上的人才有资格学，或是翰林院的学士们才有资格学，这种想法是错的。我们一定要明白道无处不在，最底层之处有道，最高层之处也有道。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一样也可以学道，可以用之于养身。这个养身不是道家的养身以成仙，其实就是把我们做人的规则守好，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像模像样的人，这也就够了。其实，就算是做皇帝，也都要做个像模像样的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啊！
普贤菩萨的汗毛孔
通过“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就可以“致广大而尽精微”。因为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万事万物万法无不浸润在大道之中，这就是广大。既然万事万物万法无不浸润在大道之中，那么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也就不可能离开道，不管它如何无限地精微到最微最小，一样还在道中。
最小哪怕是一个细胞、一个分子，或是一个原子，最大哪怕是整个宇宙，都和道一体，并不会因为大小之分，而与道相离。小，从大的方面来看，它可以无穷大；大，从小的方面来看，可以无穷小。佛教中有个故事就将这问题说得很透彻，大家可以好好体会一下。
这个故事说，普贤菩萨的法身遍布三千大千世界，这可大得不得了，完全超乎我们普通人的想像！但是有一位菩萨的腿特别长，抬起脚跨了一步，就跨过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然而，他这一步虽然把三千大千世界都跨完了，却没有跨出普贤菩萨的一个汗毛孔。这是怎么回事？这可是一个悖论啊！其实，这是要告诉我们极大和极小都是一回事。我们脑海里冒出一个念头，啊，宇宙，大不大？大！但在我们脑海里不过就两个字。我们又冒出一个念头，啊，蚂蚁，小不小？小！细菌，小不小？更小！但不管是蚂蚁，还是细菌，还是宇宙，都是两个字而已嘛！对于人的念头来说，非常平等！一切事物在我们的念头之中，就是一个符号而已，相互之间都非常平等。
在日常生活之中，如果我们一方面“尊德性”，一方面“道问学”，就可以“致广大而尽精微”。我们把自己心量放到广大的地带，所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就是广大。我们现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广大的目标。精微，就是要在具体的细节上，在每分每秒上，我们都要尽心尽力、尽心尽责。不要把“广大”和“精微”放在哲学意义上去讨论，那是哲学家们该干的事情。他们可以从哲学层面上，去发挥广大精微的种种形而上的精妙学说，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的广大就是人生这一百年，我们的精微就是当下眼前的事情。
所以中庸这个学问，要说大可以大得无穷，但是同样离不开我们每天的具体生活，离不开我们具体的举心动念。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致广大而尽精微”这方面，宋代以前我们领先于西方，但在明代以后，我们却落后于西方。我们过于注重“内”，而忽视了“外”。现在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广大”和“精微”方面，应该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才对。
做到了前面“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那自然也就可以“极高明而道中庸”。在《中庸》第一讲的时候，我就对大家说，千万不要小看中庸啊！千万不要认为中庸之道是世俗平庸，一无是处没有用。中庸，应该是我们实际履行实践的生活原则，也是我们思想的原则。这可是极高明的学问哦，没有任何学问比它更高明了！
为什么高？人格高。为什么明？智慧明。人格和智慧都处于极高的境界，这多么了不得！尽管人格极高了，智慧也极明了，但表现出来的呢？仅仅也就是中庸而已。
不温故，则不足以知新
孔夫子在《论语》中提到过“温故而知新”，所以《中庸》这里的这一句“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对我们大家来说就是耳熟能详了。我们现代人对这个感觉已经很淡化了，但是魏晋时期的玄学大师何晏，在其著作《论语集解》中却将“温故而知新”抬得非常高。
时代在变化，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一百多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了多少事情！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捻军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奉、直皖等军阀内战、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北伐革命、国共之间的战争、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对于这些“故”，我们认真“温”过吗？知道的有多少呢？
现在对十几岁的小孩讲文化大革命的事，他会以为你在骗他。给他们讲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一个月只有三两菜油半斤肉，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你说那时候经常吃糠馍馍，他就会问你什么是糠馍馍？好不好吃？他们缺乏这样的概念。再往前推，1949年以前的就更不知道了。不过清朝的事情他们倒是知道得不少，因为现在清装戏多，觉得康熙皇帝、乾隆皇帝、这格格那格格还是很好玩的，看到刘罗锅、和绅、纪晓岚之间斗智也很舒服。但对于真实的清代社会、明代社会，乃至汉唐宋时代，人们又了解多少呢？绝大部分人都不了解。我们大多数都觉得现在离那个时代太遥远了。
过几天就是冬至节了，大家觉得冷飕飕的，到时候就喝点羊肉汤就舒服了。可是换成西方的圣诞节，那就热闹了！成千上万的人聚在一起过通宵狂欢。这几年，成都每到圣诞节都要派出大量的警力来维持春熙路的秩序，媒体报道说，今年更派了上千名的警察。为什么冬至节冷飕飕、圣诞节就这么热闹呢？有人说圣诞节新。孔子说“温故而知新”，你不温故，哪里知道什么是新呢！我们将那些出国留学回来的人，称之为海归派。他们在外面呆了那么多年，对西方文化是否又真的了解呢？有些人在国外转了一大圈，回来后还是稀里糊涂的，弄得是西也不成，中也不就，外语说不流利，中国话也差不多忘完了。这样的人还真不少。
当年我的一位老师曾讲过这样一个笑话，说他有一个当官的朋友，将儿子送到日本去留学，期间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当二太太，后来一起从日本回来了。不过，他朋友的儿子和别人交流时只说日本话，还专门请了个中文翻译，父母怎么说他都不改。后来到老丈人家，他老丈人是一个老夫子，学的都是孔孟之道，据说曾经在前清翰林院呆过。那位公子去见老丈人，穿得很洋盘，头戴礼帽，西装革履，手舞文明棍，不过满嘴都是日语，和老丈人聊天还要翻译。他老丈人气不打一处来，挥起手中的拐棍就打了过去，说你小子再说洋鬼子的话，老子就把裤子给你袴了，拖出去光屁股游街！这下他知道利害了，中国话也会说了，再也不敢假洋盘了。
“温故而知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要懂得历史，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易经》大畜卦的大象辞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些就是温故。不温故则不足以知新啊！时代在发展，新的事物总是层出不穷，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那么我们该如何知新？我经常都在讲，十分钟以后我们会说什么？不知道；十分钟以后我们会想什么？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那就是因为我们不知新。如果你知道自己十分钟以后会想什么，也知道会说什么，那就不得了！你肯定是一个相当有修为的人。如果你能预知十年以后中国的变化，乃至世界局势的变化，那你简直就成了圣人！
只有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能洞悉历史发展规律，预知社会进程的演变。但这一切，必须要博古通今，用以前的话来说，就是要知道天下大势的变化、气数的运行，如同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一流人物。知新，放到现在也称之为预测学，要能给个人算命，给企业算命，给社会算命。你只有在“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基础上，才能平实而带偏见地“温故而知新”。
“温故而知新”是智慧的一种表现，但是还必须回归到“敦厚以崇礼”上，才能净化社会，教化人心。《易经•系辞》中说“知崇礼卑”，知崇，才能温故而知新；礼卑，才能敦厚以崇礼。因此，“温故而知新”属于乾卦的领域，“敦厚以崇礼”是坤卦的领域。敦厚，一个人德性要厚，气象要厚。以前说“作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这样不会有错。凡是那些心存侥幸、投机的人，往往都不稳定，不可靠。有些人看别人太敦厚、傻乎乎的，其实敦厚的人才是真正聪明的人。老子都说“大智若愚”，此外还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白，敦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境界，也是一种很安全的性格。
崇礼，礼就是和谐的一个表现。孔夫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一个不知礼的人在社会中生活，往往都会失败，处处都因为有对立面而碰壁。自己都如同刺猬一样周身长刺，那能指望别人对你好吗？
叫花子心中也有道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有了前面所说的这一切修为，那么作为君子，身居上位就不可能会骄傲，即使身居下位，也不会有什么怨气，不会生反骨。
有些人一天到晚都是怨气不断。我们要承认社会上有种种阴暗面，但不能因此就忽略了社会的光明面。或许你现在正处于阴暗面之中，处在下层，处于弱势阶层，或者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是想想孔夫子，他在那个时代也是处于失业的状态啊！孔子周游列国，希望能一展抱负，然而却没有人肯聘请他。他不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吗？可是孔夫子就没有怨气，此路不通就换一条路走嘛！
当年我在人民商场站柜台、当搬运工，有些了解我的人知道了，就觉得我很可惜。我说这没什么嘛，这些事我还可以做。这里也是道场，可以炼性，可以将自己身上那些自以为了不得的东西，慢慢磨掉。你虽然自认为才高八斗，但是在老板面前，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职工，一个小班长就可以把你指挥过来、指挥过去，没有人会承认你的什么才华。如是过几年，自己身上那些傲慢、轻浮，也就磨掉很多了。
一个人怎样在逆境之中，还能保持自己的活鲜之气？“居上不骄”还比较容易做到，一般来说，越朝高出走就越没有骄慢心，越有钱就越不想钱，越有权也就越不想权了。只有那些上不上、下不下的人，才总是对这些挂念。但说实话，“为下不倍”对很多人来说就很难做得到了。不倍，就是在困境之中，在逆境之中，都能够不气馁，都能找到自己的生活空间，还能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在儒、释、道三家看来，一切无不在大道之中，处处都是道，没有地方没有道，就是穷得叮当响的叫花子，心中也可以有道。
我有一位朋友，是一个相当有学识的出家人，也见过不少大场面。他哥哥就是搜狐老总张朝阳。这位朋友先是在五明佛学院学修了四年，后来不带一文，如叫花子一般到各地参学，父母看得着急。张朝阳心想，自己已是身家数亿，弟弟却不知道享福，还跑去当和尚，非常生气，于是想让弟弟还俗，说给他几百万随便做个什么生意都行。谁知弟弟一句“俗气”，就给顶回去了。后来他哥哥就说，既然你非要当和尚，那就不要当小和尚，还是应该要穿得体面一些，不要像现在叫花子一样邋遢，要不就修一个寺庙给你，让你当方丈。谁知他一句“少打妄想”，又给哥哥顶回去了。后来哥哥又说，要不给你在佛教协会捐个理事来当当，这样就不会给家里人丢脸……
总之，这个哥哥根本就不知道弟弟作为一个出家人是怎么想的。两兄弟只要在一起就吵架，彼此的价值观念根本就不一样。哥哥觉得弟弟穷得叮当响，弟弟却觉得哥哥俗不可耐。不过这个当哥哥的，确实没有看到弟弟的乐处。这个乐处就是“为下不倍”，亿万家财根本换不来这个。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对于一个有道的人，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的言论足以振兴国家；在国家政治阴暗的时候，如同《易经》乾卦初九爻中的“潜龙勿用”、九二爻中的“庸言之行，庸言之谨”一样，就要把自己的嘴巴管住，不要随便发表意见，用这样的保身方式同样可以养身。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熬不过去死了不少人，但更多的人还是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虽然有不少人被戴上了一顶“牛鬼蛇神”的帽子，但还是有不少人没有被斗垮。
当年邓小平在被批斗的时候，居然睡着了。他很了不起啊！他不屑于和那些人争，反正要给我戴高帽子就尽管戴，要斗我就尽管斗你们的，最后人家活得上好，并且还要靠他来拨乱反正，带领全国人民搞起了改革开放。刘少奇这方面就吃亏了，义正辞严地地说自己是国家主席，要大家都尊重宪法，但是在那个昏乱的岁月里，说这些有啥用啊？结果最后被迫害致死。
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在人与人打交道的时候，该说的要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当别人听得进去的时候，如果有好的建议可以多说一些，但是意见不相投、说话不投机的时候，就不要说。还有，说话环境不利的时候也不要说，如果不顾一切地去说，就很容易给自己惹来麻烦。《道德经》中讲了嘛，“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当哑巴，没人会说你是傻子！有时候谨守静默，也会其乐无穷，其意亦无穷。
“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大家都知道“明哲保身”一词，其实它就出自于《诗经》这一句。明，智慧、光明；哲，是智慧的进一步提高，在以前也作为清晰的“晰”讲，总之哲就是要有全局观，要有总体考虑。要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清楚明白，这比较容易做得到，但是要想全面系统地处理事情，把事情处理好，那就不容易了。所以，这里把人的智慧从明提升到哲，也就是说有了全局性，四方上下都搞得懂，四方上下都能明了。
什么是保其身呢？它并不等于贪生怕死哦。前人有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代人也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要拿干事业的，要拿来做有意义的事的，不能轻易地就捐身了，不能把自己的生命莫名其妙地消费掉了。这可一点都不划算。身体是载道之器，既然作为人生下来，那肯定就会有一定的历史使命，就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包括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个人责任，等等。我们的生命只有短短的百年，为了完成我们各自身上担负着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至少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就要做到“既明且哲”，这样一来，才不会虚度一生。
有人说富贵才能保其身，安其身。不过，富贵固我所欲也，我们每个人都想自己能够富贵起来，然而明哲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得，去富贵而取明哲也。当然，如果二者可兼得，那就皆大欢喜了。在自身明哲的情况下，有富贵送上门来而不接受，那就成了傻子、迂夫子了，该是自己的还是要拿着。对这些还是要灵活运用，切不可将自己局限于一隅。庄子经常都会有大小之辩，怎样用大？怎样用小？有些人很会用，而有些人就不会用，总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定要善用。
不要去操心政府的事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十八章“明道”。还是先看一段原文：“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这一段比较好理解。“愚而好自用”，就是有些人呆头呆脑却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如何如何了不得，于是刚愎自用，不听取别人的建议。“贱而好自专”，有些卑贱的人手上有了些许的权利，就以为自己是领导，处处独断专行。这样的人很麻烦，而且现实生活中也不少，尤其是基层当干部的人特别容易就陷入了“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这样的状态。而一般的老百姓中，也有不少人在家里面是称王称霸，但是一跨出家门槛就蔫了。我们一定要避免自己成为“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这样的人。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我们生活在今天，却有人总想继续走古代已经没落了，而且走不通的路，非要取钻牛角尖。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夫子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保守主义者啊！他更多的还是将眼光放在了前面，放到了未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向前看，“温故而知新”也是向前看。所以这里说“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你要是如此去钻牛角尖的话，肯定会给自身惹来灾难、麻烦。
下面这一段非常重要，现在很多研究儒学的人，甚至有些号称新儒学的大师们，也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段话的真正分量。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议礼、制度、考文，这些过去都是天子考虑的事情，是紫禁城里面的人应该考虑的事情。对于一般的平头老百姓来说，就不应该去在这些事情上费心。这话放到现在来说，这些都应该是政府的事情，就是在所谓已经高度民主化的西方社会，议礼、制度和考文这样的事，也都是议员们考虑的事情，如众议院、参议院等上层机构的人。西方一般的老百姓在这些事情上，同样没有发言权。
“不议礼”，礼法，在古代社会之中有尊卑贵贱等种种关系，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无非就是变了个花样，换了个说法。比如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各国政府系统中，官员之间同样都存在上下等级制度。议礼，如军衔制的取消和变动，这是谁该负责的事情？是国家政府的事情嘛；要授予某个人中将、上将的军衔，这又是谁的事情？还是国家政府的事情嘛。只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元首，才有这样的资格。
“不制度”，制度就包括了国家的各项法律条文。在我们国家，只有国务院、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制订。在西方，一般也是由众议院、参议院才有权制订，底下的人哪里有这样的资格呢？
“不考文”，大家熟悉的考文，应该是古代的八股取士，考秀才、举人、进士等，在唐朝后期，取进士都是皇上亲自考，称为殿试。那时各地的举人进京参加贡院的会考，然后优秀者再参加廷试、殿试，皇上亲自出题阅卷，最后由皇上御点状元、探花和榜眼。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古代考文取士都是国家机关的事情，甚至由皇上钦点，这个也是一般平头老百姓们不能染指的事情。总之，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做什么样的事。
主权问题绝不含糊
再看下面一句，“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后世历来对这句话有不少争议。有的认为这句话是秦始皇以后的人加进去的，因为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才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对于这个观点，我个人认为不完全是如此。在周武王灭殷而一统天下后，基本上还是做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诗经》中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其意就是歌颂周武王。既然如此，在中央政权控制覆盖的疆域，为了上令下达，必然就要实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大一统的思想，哪怕就是在春秋战国如此纷乱的时期，都还有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尊王攘夷的盛举。孔子著《春秋》，尊王道，也就是本着大一统的精神。
中华民族历来对统一都非常看重，现在也是如此，如台湾问题等。只要是涉及到了国家主权上的问题，不管是哪个政府，都概莫能外。以前我们所了解的清朝政府形象，都是被后人有意丑化了的，只要我们翻开历史档案一看，就不得不承认，清朝就是到了末期光绪年间，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在面对高鼻子蓝眼睛的坚船利炮，也并不是轻易就范了的。满清以后的北洋政府，政治更加糟糕，整个国家基本上处于四分五裂的内战状态，但是当面临国家主权问题时，北洋军阀也没有向西方列强做出多大的妥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拿中国主权做交易的《凡尔赛条约》，中国大使顾维钧也是愤然离去，拒绝签字，这也体现出了主权问题的严重性。
总之，只要是涉及到大一统问题，中国历届政府都非常关注、非常严肃。虽然现在的中国，已经失去了古代八方来朝的天国地位，但是在这一点上，那也是绝对不容含糊的。邓小平就对英国人说过：“主权问题不能谈！”也就是说，在中国面对主权问题时，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我的主权就是我的问题，如果还要和别人来讨论我的主权问题，那我就谈不上权，也做不了主了。两口子吵架，隔壁邻居跑过来劝架做和事佬可以，但你要是从中说三道四、挑拨离间，甚至巴不得别人两口子离婚而后快，那岂不是心怀叵测、图谋不轨啊！
孔夫子也不敢作礼乐
由于前面所说的这些原则，故有“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中国制宪的原则，但很多人都没有把其中的道理弄明白。“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历史上有不少昏君，他们虽然坐在了国家最高位置上，但不具备良好的德性，结果他们作贱礼乐，就把国家弄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
当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时就是这样。其实当时王莽的威望极高，如果按照现在的公民投票制度，可能百分之九十九都会投他的票，都觉得他应该继承大统。然而因为他是篡位当的皇帝，德行上就有亏了，所以让天下人不服。登上皇帝宝座后，王莽开始推行他的所谓新政，要恢复井田制，文字要恢复大篆，货币也要恢复成周朝的货币，还要恢复周公之礼。本来这些政策一条条也都不坏，但结果呢，却导致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推翻了。
历史上有位无德却贸然变法的人，往往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国家大法和大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动的，如同一棵上千年的老树子，从青城山搬到成都的天府广场，说实在那很难得长好。现在有不少房地产商为了自己的楼盘，花钱从周边农村山里移来不少上百年的银杏树、黄桷树等，结果大都是费力不讨好，成活率都不高。因为这些大树都已经具有稳定性了，树苗还好移，上百年的大树就很难了。我们看人也一样，小孩子可塑性强，要改变他的一些习性还比较容易，但是要想改变成年人、老年人的习性，那可就非常难了。
有人会问，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很容易成功，而在中国变法就这么艰难？明治维新那个时候，日本也就如同一个小孩一样，国家小，人口又少，所以变起来就比较容易。但是中国可比日本大得多了，人口也多得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在礼乐的制订上，德位任缺其一，都不敢妄作，除非是德位双全，否则很难圆满。孔夫子虽然有德，但是他没其位啊，所以也不敢作礼乐。他只不过是将周武王、周公所制订的礼乐加以整理并固定下来，以五经的方式编著出来，传诸后人，是谓续而不作。
现在有不少人在搞儒学复兴运动，其中有些人也大谈制度上的问题，而且这种情况还有泛滥之势。我个人觉得这些朋友还是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琢磨孔夫子的这句话。第一，要衡量自己有没有德？其次要衡量自己有没有位？既无其位，又无其德，甚至有些人连学习都还不够，就在那里妄谈修改礼乐之事，妄谈修改国家制度，这确实就很麻烦了！
如果只是在学者之间，以学术的形式讨论一下还说得过去，但是要想付诸于实践，就必须要倚靠国家的力量。国家必须有德，只有力量而没有德也不行，所以，有德无位不行，有位无德也不行，要德位俱备才行。
说来还是周礼好
孔子在讲学的时候，既讲夏礼，也讲殷礼，同时还要讲周礼。下面这一段，是孔夫子自道为什么推崇周礼的原因。“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这几句话在《论语》中也由类似的说法。
“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夏朝虽然灭亡了，但是商、周两代王室都依然承认夏禹的子孙继承了大禹王的法统，允许他们有自己的宗庙进行祭祀。周朝时还给予了一块封地，就是杞国，在这个地方，一直是延续着是夏礼。比如说冬至节，按照周朝的习惯，冬至就是过大年，“周正建子，殷正建丑，夏正建寅”，我们现在过的是夏代的礼节，大禹王制订的是夏历建寅，即正月；而周朝则建子，即冬月，冬至节那天算正月初一，这和西方的元旦节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我在讲《易经》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几句时就说过，两仪就是指冬至和夏至，四象则在此基础上加上春分、秋分，八卦则又在此基础上加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是对于易的一种说法。
尽管杞国延续的是夏代的礼节，但是毕竟时间得太久远，同时杞为一弹丸地，也不足以完全代表夏代的典章制度，只不过是片面的文物而已。就如同我们现在的出土文物一样，也许杞国推行的夏礼，只能是夏朝文化的局部碎片，而不能完全代表那个朝代的文化。
“吾学殷礼，有宋存焉。”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周公在平定“管、蔡、霍三监之乱”后，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的旧都商丘，建立了宋国。因微子贤仁，于是大部分殷商遗民都依附于其下，前后延续了七百多年，一直到了战国后期才为齐所灭。宋国虽然不如战国七雄强大，但是在诸侯之中仍处于中上层，其地盘还是比较大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宋国是属于第二世界国家，还不是第三世界，是仅次于七雄的二等强国，《战国策·宋卫策》中就说：“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曾被誉为“五千乘之劲宋”，后来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军，耀武扬威，穷兵黩武，四处树敌，最后被齐国组织联合国军给灭掉了。
孔夫子的时候，宋国既不强也不弱。虽然它继承的是殷商的法统，但也不能完全代表殷商真正的典章制度，故孔夫子在《论语》中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意思是宋国和杞国一样，它们所继承下来的礼仪都不足代表一个时代了。
“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孔夫子在《论语》中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的礼节，可以说已经是非常完美和成熟了。孔夫子也比较过夏、商、周三代，觉得还是周礼好。夏代的文献在春秋时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了，商代的文献虽然稍微多一点，但也不能窥其全貌。不过不管怎样，夏、商、周三代文化，在周朝之时才得以高度发展，形成了郁郁大观的周礼。孔夫子将自己的政治理念、社会实践理念、治学理念，全都向周朝看齐，并遵从于周礼，这也是因为“今用之”，称得上是知时、知势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