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初的“民工荒”到从未中断“富士康跳楼事件”再到新近的“本田零部件工厂罢工事件”，关于中国工人的低工资和高强度劳动状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赤裸裸地展示在公众面前。正如美国《纽约时报》评论，“中国一直以来都是跨国公司进行制造业投资的最佳地区，因为此地的廉价劳动力很可靠、很少会有罢工出现。”作为中国人，我们相信若非被逼到迫不得已，中国工人绝不会采取罢工措施。因为工人不仅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心理压力，还要面对罢工后的巨大风险。但是他们终于罢工了，因为他们的工资实在低的可怜，很难相信一位 2006年6月第一批进到佛山本田零部件工厂的员工，到现在才拿每月1400-1500元的工资。
当然富士康和本田都不承认压榨员工，因为他们的工资都在当地最低标准工资以上，富士康甚至还解决吃、住问题，并提供娱乐场所等设施。表面上看本田和富士康工资都符合法定要求，但它们的的解释却站不住脚，因为他们忽视了中国老百姓生活成本的上涨，他们也忽视了自己工厂工作比别的企业劳动强度大而枯燥。面对单调且高劳动强度的现状，90多年前汽车业已经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那就是福特五美元工作日。 今天我们再回顾历史不过是希望那些自我辩解的企业和企业家们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多一些社会责任感！
“正当的工资不是一个人愿意获得的最低数额，而是劳动力的购买者能够支持的最高工资数。”——福特在实施五美元工作日后回答媒体问题说。
1913年春天，世界上第一个生产流水线在高地工厂的发电机车间由福特建成，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显著提高。然而，与成倍增长的产量背后是工人劳动强度的加大。但是福特汽车并没有选择回避劳动强度这些问题， 1914年1月5日，福特汽车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郑重宣布：“本公司将实现5美元工作日！任何合格的福特汽车厂的工人不论年纪，不分工种都能领到他自己的一份。同时，公司废除了每天工作9小时的制度，而代之以每天8小时的三班倒制度。
在五美元工作制实施后不久，福特就清醒地看到，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抵消或部分抵消了新工作制带给工人的好处。从1914—1918年底为止的4年间，根据当时美国劳工部的统计，在被调查的美国19座城市中，底特律城的通货膨胀率高居榜首。于是福特开始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从1919年起，他开始建立消费合作社这一福利组织，向工厂的工人低价销售一些生活用品。刚开始时，只是一些杂货和日用品，到后来则发展到供应粮食、衣服、鞋帽、燃料等一二十种商品。供应工人的所有商品，价钱比市面上便宜25％左右。
尽管在福特的五美元工作日是福特汽车面对生产方式革命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但是他可以选择将工资定到3美元或者4美元工作日，因为当时底特律工人平均日薪不过2.33美元。福特的五美元工资不仅提高了工厂的效益，也给工人带来了实惠。据统计，1914年初用于福特工人家庭生活的费用为325万美元，两年后这一数字增加到2000多万美元。当地贫困户的比例从20％降到了2％，工人在银行的人均存款额从196美元增加到750美元。
给员工分一杯羹，企业会收获更多，合理的高工资，将成就伟大的企业
在实行五美元工作日之前，亨利只不过是底特律新兴的汽车贵族，是美国许多成功地建立起了一点基业的千百个富翁当中的一员。不错，T型车使福特公司名扬天下，但是只能说名扬天下的还只是T型车，而不是福特本人。然而，五美元工作日的实行改变了这一切，如果说是T型车营造了福特汽车公司的神话的话，那么五美元工作日则在全美国塑造了亨利·福特本人的神话，从此，福特及其家族的一举一动成为舆论界的焦点。
福特实行五美元工作日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亨利·福特一定是发疯了！” “ 他的做法完全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对福特的举措，全国的各大新闻报刊褒贬不一。像《华尔街日报》等许多有影响的大报带头讨伐福特，甚至认为他的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道德规范”，而且是“犯了经济罪”。反应最强烈的，莫过于以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为首的资本家们。他们一致认为：亨利·福特是阶级的叛徒，他这么做是想毁掉美国的汽车工业。那些依靠低工资来剥削工人的矿主面对越来越少且正在因为工资过低而罢工的工人更是暴跳如雷，就连没有受到波及的大银行家、金融家们也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举办各种活动，通过各种渠道攻击福特。一个密歇根州的木材商赤裸裸地说：“五美元工作日的做法会永远破坏‘下等阶级’的驯服和满足，会给某些人带来较高的生活水平。”他厚颜无耻地说：“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一个每周要两件以上花布衣服的女人，那么这个女人一定是一个不正派的女人！” “让我们瞧着吧，五美元工作日很快会使福特公司破产！”
然而，大亨们的预言破灭了，他们只看到五美元工作日给公司造成的负担，却根本没有看到它给公司带来的高效率，特别是“福特制”带来的飞跃。高工资产生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来自全国各地（应该说是世界各地，因为据1914年11月福特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仅有29％的福特工人出生在美国，其他71％的工人来自22个不同的国家）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中最优秀的分子被吸收进厂； 尽管劳动强度极大，可是工人们还是愿意到福特的工厂工作，劳动力的变更率降低了90％，每天无故旷工的工人比重从原先的10％下降到3‰。福特公司在1920年代也成为全美及全世界最大汽车公司。仅以1921年为例，福特汽车公司在美国市场占有率高达55.45%。成为当时世界无与匹敌的汽车公司。到1925年福特厂一天并能造出9000多辆汽车，平均每10秒钟就能造出一辆汽车，所有与福特厂竞争的厂家当时都无法打破这项纪录。
编后语：中国经济危机四伏，中国特有的低薪酬制度已经造成了国富民穷的现状，从年初的“民工荒”到从未中断“富士康跳楼事件”再到新近的“本田零部件工厂罢工事件”，我们看到了企业长期以来对于基层员工基本利益的漠视，对于制造者权益保护的匮乏，而且对于个体的精神关怀的忽视。但在物价持续上涨之后中国特有低薪酬制度越来越难以支撑，温顺的中国百姓已经无法承受生活压力，要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法宝就是还富于民。对于有责任感的企业不应该只是满足符合法定的工资底线，而应如亨利福特所言“正当的工资不是一个人愿意获得的最低数额，而是劳动力的购买者能够支持的最高工资数。”“工资含有某种不可替代的神圣因素――它象征着家庭以及家庭的前途命运。每当关系到工资问题时，人们的行为都变得特别谨慎。在会计报表上，工资不过是数字，但在外部世界里，工资就意味着面包、煤炭、婴儿摇篮以及孩子的教育――家庭的舒适和满足生活的基础。”“低工资不等于高效率，降低工资额是财政政策的失败因为与此同时也降低人们的购买力。”亨利福特的言论在今天中国如此振聋发聩。 （贺球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