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8日，《中华工商时报》以《北京备战人口爆炸 常住人口2020年将达到2100万》为题，报导“在2020年，我们将不得不接受北京2100万常住人口的现实。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北京人口控制在1800万以内宜居的目标，作为一个资源稀缺型城市，北京目前的人口已经接近各种资源的承载极限。”

 

“北京能够承载的人口数是多少，20年前这个问题就被讨论过。当时有人说是800万，有人说是1000万，直到200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其中明确提出北京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据介绍，这一数据是依据2003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456万，采用生态及水资源承载力法、就业岗位需求预测法、综合增长率法等三种方法测算出来的。”其实，不仅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都面临这一状况。

 

从新闻报导中，按传统思维方式，只能引出一个答案：限制人口进入。而真正京、沪、穗、深等特大城市之所以出现人口爆炸性增长，根本原因就出在“限制”上。京、沪、穗、深等特大城市不迅速转型，就一定会走入“限制——爆炸——更严限制——更严重的人口集聚”的恶性形环怪圈。

 

如果要谈原因的话，有以下几条：

 

1、国家资源过份集中在京、沪、穗、深这些特大城市，而且这一趋势越来越严重，城市间的两极分化已经十分严重，必然带来人口集聚。

 

2、城市发展能力的“马太效应”，促使特大城市的无限制地膨胀下去，必然引发城市发展资源最终被耗尽，缺乏可持结发展的能力。

 

3、中国目前的城市发展，是在“小农经济意识下”的发展模式，任何城市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与周边省、市“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4、中国城市经营者，在“自给自足”等小农意识指导下，恨不得万事不求人，什么产业都要发展，既没有自己独立的特色，又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5、计划经济的旧有思维带来城市发展模式的固化，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还没有真正深入到行政体制的精髓中去，没有把“市场”与“契约”观念，灌输到我们的大脑中。

 

6、中国的特大城市和省、市之间，都是“诸侯国”，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真正建立起来，观念上、制度上、心理上与事实上的“诸侯割据”局面，早就存在等等。

 

解决目前特大城市人口爆炸性增长，首先要解决中国“诸侯割据”局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型，城市发展更要转型。

 

第一，财政体制改革。普遍认为中国财政状况是：中央财政富裕，地方财政困难。其实，在发达地区和特大城市里，其财政状况比中央财政还“富裕”。例如：深圳的市属大学只有几所，深圳的大学人均财政拨款都在20万元以上。深圳市财政状况几乎是：“财政支出难以满足财政收入的发展”需要。财政体制改革滞后，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最大阻力之一。

 

第二，国内也有贸易保护。国际上有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省市之间、地区之间，同样也有贸易保护措施。如最典型的烟草市场，全国就处于“诸侯割据”与“贸易保护”状态。其他产业也同样存在这一现象。

 

第三，现代城市是城市群与城市带的发展模式。城市群与城市带是现代社会城市的发展模式，而中国的一切社会制度，仍然延用2000多年前秦始皇确定下来的区域管理模式经营城市。如北京市，座拥首都的一切好处，连出海口都不愿意与天津共享，北京、天津、河北“三个诸侯”之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更不用谈资源共享，资源让渡就是天方夜谭了。如果把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资源，综合起来，城市的发展空间将是无穷大。

 

第四，城市必须发展特色经济。任何一座城市，都在其优势与劣势所在，只能大力发展自己的特色经济，而不能像生物一样“麻雀虽小，样样具全”。例如：北京的金融产业，除北京银行外，所有金融总部（包括央行）应全部迁至上海。北京的钢铁等重工业迁至河北唐山。把上海建成中国的金融中心、把北京建成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把天津建成北方工业中心，把唐山建成华北重工业中心，把广州建成世界贸易中心，把深圳建成中国高技术中心。

 

第五，城市规划。尊重中国土地相对人口狭小的国情，以及水资源分布不均的现实，有必要对全国城市发展布局作出远景规划。中国目前的共识是限制特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这是错误的，我国人口最高峰是2030年左右，总人口高峰可能达到16亿。按最低标准一半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居民就是8亿，60%就是9.6亿，70%就是11.2亿，2020年小康目标，取中间值（8—11亿）9.5亿人口计算，一半居住在特大城市有4.75亿，按美、日、德1995年特大城市居民占总人口之比例（39%、37%、41%）取最低值37%计算有5.92亿，取二者平均值是5.33亿。这样2020年中国特大城市人口不得少于5亿，也就是说1000万人口特大城市必须有50个以上。

 

现在所有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人口都增加到1000万，还不够。然而，我国号称1000万的特大城市没有一座城区人口达到800万，都包括郊区农村人口。而特大城市看起来单位成本高，但承载人口多，其实是最节俭的人口居住途径。

因此，我们要在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大力发展特大城市，二者齐头并进，才能容纳巨大的人口规模。

 

第六，谋划出新大城市发展区域。中国干任何与人口有关的事情，必然是世界第一，就必须拿出世界第一的胆识、第一的谋略、第一的举措。但我们不能盲目发展特大城市，如长江以北（除东北外），成昆线以西就不宜发展特大城市，因为水资源不足，现在可以“南水北调”，将来可能只有海水淡化一条路了。

 

因此，50个特大城市只有长江中下游流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东北四块地方可供规划了。然而，这四块地方，只有长江中下游从南京到重庆之间（除武汉外没有一座特大城市）没有开发，且水量充沛，可容纳人口最多的区域。

 

第七，大力发展县辖市。中国大陆，有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县级市，但没有县辖市一说。其实，目前许多县级市，也只有县城城区有市的雏形，其他区域还是农村。工业化必然伴随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过程，只重视大城市，中小城市建设力度相对较小，基本上没有把县城当城市。

 

其实，中国的一个县，一百或几十万人口，几百到几千平方公里的地域，县城是当地居民人生中第一个城市。几千年形成的生活习惯、食品、建筑样式等，就是中国特色。

 

居住在县城的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就是城市人，但我们老是把县城当城镇，不愿意承认县城是“城市”，县级市只把县城当城区，县城城区才是城市，农村本来就不是市，我们应该再设县辖市这一级城市，在全国所有县城里，大力建设县辖市这样的现代化小城市。

 

第八、人口高度密集居住方式，带来社会高风险。高密度和巨型人口的大城市，人口活动的累加效应十分突出，但是，如果每个人在生活方式上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其正向的影响作用同样非常巨大。SARS疫情的打击证明，像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这样的人口稠密的巨型城市，在突发事件面前是非常脆弱的。换言之，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不仅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风险，而且具有公共卫生方面的风险。

 

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下，要形成一套对人们的行为限制比较多的社会规范，公共管理会比较苛刻，可采用比较严格的控制方式。恐怕中国未来在解决人口高密度的风险危机上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生活方式上要有哪些改变，以适应高密度的居住方式。

 

尤其是“出行难”、“垃圾处理难”、“高房价”等等，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病。像垃圾分类，在欧美国家、日本、韩国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在中国，大家觉得素质不高做不了。

 

中国的现代化，最终还是要人的现代化，如何把9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居民，是一件十份困难的事情。城市集居，没有文化和技能，就很难谋生。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就是培养大众人群素质与素养的重要方式之一。

 

   第九、中国城市发展，必须建设宜居城市。宜居，是城市最基本的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宜居城市，首先要解决人的就业问题，着眼于解决多数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处理好规划与建设、集约发展与合理密度、经济发展与城市生态、公共空间与非公共空间等方面的问题。

 

初级的宜居城市，主要是关注如何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从19世纪开始，以理想都市建设和田园都市运动等为背景，追求城市舒适、便利和美观等职能成为英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理念，这一理念也传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城市规划的发展，对舒适和宜人的城市环境的追求，在城市规划中的地位逐渐得到确立。David L. Smith在其著作《宜人与城市规划》中，以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为基础，倡导宜人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明确了其概念。根据他的定义，宜人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在公共卫生和污染问题等层面上的宜人；

 

二是舒适和生活环境美所带来的宜人；

 

三是由历史建筑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宜人^[1]。

 

1961年WHO（世界卫生组织）总结了满足人类基本生活要求的条件，提出了居住环境的基本理念，即“安全性（safety）、健康性（health）、便利性（convenience）、舒适性（amenity）”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