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踢天安门（1964年）

     这一年的高潮是第一次成功试爆原子弹，贫穷的中国进入世界核俱乐部。有意思的是，蘑菇云升起来的前一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的东风终于压倒了修正主义的西风，愈发膨胀。记事儿后我曾经在某期《新闻简报》里看到试爆原子弹的场景：蘑菇云腾向天空，荒凉的戈壁滩现场很多人欢呼雀跃，拥抱着、把帽子扔向天空。全国很多城市举行庆祝游行，彩旗飘飘、口号喧天。

赫鲁晓夫下台的同一天，在远离西北戈壁滩数千里外的上海，发生了“脚踢天安门”事件。

当天《解放日报》头版发了一条新华社重要消息，为了渲染效果，报社美编配图“站在天安门，放眼全世界。”画面是一位手执钢枪的解放军战士守卫天安门。奇怪的是，画面左上角伸出一只穿皮鞋的脚，正在踢向天安门。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政治事件，《解放日报》接到群众铺天盖地的抗议电话。报社紧急清查，原来是车间工人制版不小心，将另一幅配图叠加过来。本来，这是一次工人操作失误，却最终在从上到下的压力下酿成政治事件。配图美编承担所有罪责，被投入看守所关了四年半，出来之后成了报社总务科的人，发文具、修门锁、卖饭票，蹉跎岁月，消耗掉才华和青春。这样的事情，在那些年代并不稀罕，甚至是一种常态。

哥哥出生于1958年11月，哥哥出生前后爸爸出了些事儿，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有一次偷翻家里箱子看到过一张发黄的释放证明，模糊记得妈妈好像说过，爸爸是在三年灾害时期出的事儿，跟食品有关。哥哥原来的名字叫姚平，现在想想，应该是有保佑爸爸平安的意思。我26岁那年出事儿流亡，在西安医院见到孩子的姥姥，老人家就曾想把孩子叫做“保保”。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大人们希望用孩子来保佑自己，这是一种特别悲凉的无奈。有了我和妹妹后，哥哥的名字改成“姚永”。我们兄妹三人的名字合起来就是“永远红”，这是那个年代的特点，即使我们这样黑五类家庭，也要通过一定形式卑微地向革命政权输诚和表达忠心。

我和哥哥都是在妈妈的老家找的保姆，妈妈那时候在凤州上班，没有时间和精力带我们。我那保姆是标准的农村老娘们儿，大柿饼脸、布袋胸、奶水充足，邋遢、窝囊、大大咧咧，不讲卫生，这是我妈妈最不喜欢的，我家人和我对她都没有多少好感。在宝鸡上学后回老家，人家告诉我那个穿着灰布对襟大褂的婆娘是我的保姆，我会很不好意思去跟她打招呼。大学时代读艾青的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感同身受，特别投入，深情满满。这是我一生的状态，越是没有得到过的，越是把它想象的非常美好。童年的岁月是灰色甚至屈辱的，我却总是用一种温暖和温情回忆起那些消逝的、永不再来的时光。

哥哥的保姆家姓李，好像跟外婆家有很远的亲戚关系。我们两家大人和孩子都处的很好。李家的两个闺女一个是枝芳阿姨，枝芳阿姨的妹妹叫什么我忘记了，现在还能记得她的样子：大眼睛、长辫子、面如满月，温柔可爱、非常漂亮。姊妹俩个和我妈妈是很好的朋友，妈妈每年回家都会去她们家。可怜的是，枝芳阿姨的妹妹文革中受了什么刺激，神经失常，三十岁上下就早早去世，令所有亲戚朋友惋惜。阿姨去世后留下一儿一女，儿子叫虎子，继承了他妈妈漂亮的一面，浓眉大眼，非常英俊。虎子和我哥哥是一伐的，他们小时候是伙伴，后来被特招进了广州军区杂技团；再后来好像是吃不了杂技团的苦，退役回到西乡。虎子哥的姐姐我已经没有印象了。

枝芳阿姨是察院街小学的老师，家住在县城街道边。枝芳阿姨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比我哥哥大，在略阳钢厂工作，到过我在宝鸡的家；小女儿蓉蓉跟我年纪差不多，白净美丽，眼睛细长妩媚，令我着迷过一阵子。八零年我在宝鸡读书太调皮顽劣没有学校肯接收，妈妈托铜川矿务局的陈明全姨夫找他研究生时候的同学，西乡二中的校长吴庆芬将我转回老家读书。有一次在金牛堤上邂逅蓉蓉跟她同学，蓉蓉朝我腼腆害羞妩媚一笑，我的魂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少年的心着实动荡了好一阵儿。那时候蓉蓉在一中上学，她是好孩子，我是坏小子，再加上有些亲戚关系，就没好意思下手。2000年后我到了深圳，跟表妹、表妹夫到他们在宝安西乡的工厂去玩，见到了已经随单位到了深圳宝安西乡的蓉蓉，所有往事都复活起来，令我恍惚。

雨佳作品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