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这是张维迎2009年2月8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演讲的标题。张维迎以及其他很多著名中国经济学家的言论的激进，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之所以努力营造骇人听闻的气氛，同拜金女或者其他秀场毒舌一样，不过是为了吸引眼球。
经济学演进的历史，从理论主张和政策倾向看，似乎存在着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交替。在斯密之前，占主流的是主张干预的重商主义；在古典和新古典时代，从斯密到马歇尔，占主流的是以“一直看不见的手”、“萨伊定律”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使干预主义取得与自由放任主义并驾齐驱地位的是凯恩斯，他1936年的《通论》不仅为市场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找到了深刻的根源，还为治理危机提供了一系列干预主张。二战后直到七十年代，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增长幅度最大的繁荣，这一成就被称为“凯恩斯繁荣”。七十年代后期的滞涨之后，自由主义取代了干预主义的主流地位，成为各国制定政策的基调，私有化、市场化、放松管制成为流行的口号。最近一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究竟应该由自由主义还是干预主义买单还不确定，但危机发生后，作为对此前甚嚣尘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的反应，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回归”的召唤。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言论，可以看成是对干预主义为凯恩斯招魂的一种反应。
张维迎用奥地利学派对大危机的解释——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来解释最近这次危机。美联储为扩张经济实施低利率政策，推动了货币扩张；低利率扭曲了市场信号，进一步推动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同时，美国政府对房地产的贷款担保使不该买房子的人进入了房地产市场，于是泡沫被进一步吹大（当然，可以以外部冲击比如911来解释经济对均衡的偏离，但这种解释本身也没有提供什么解释）。这一理论没有解释的问题是，美联储为什么要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市场一如自由主义者所信仰的——在张维迎的观念里，市场就是一种信仰，而他所信仰的奥地利学派的信仰处于金字塔的最高层次——完全竞争和充分有效，那么政府的干预，不论扩张还是收缩政策岂不从一开始就多余。在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解释中，强调政府货币政策推动了危机的深化，使危机演变为大萧条，由此，断定1929到1933年的大危机的政府错误政策的结果。这一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即使政府货币政策操作存在问题，其结果也仅仅是深化了危机，而不是带来了危机。政府的政策是为治理危机而在危机发生之后采取的。张维迎对此次危机的解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他所提出的实际上是政府不应该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而不是政府该不该干预。
除了逻辑关系，某些带有明显偏见的论断也让人难以接受。如果你质问自由主义者们凭什么规定有些人该住别墅或者豪华公寓而有些人该住马路或者涵洞，一贯主张天赋平等的他们有更加强硬的理由——市场历来关注的只是效率而不是公平。张维迎自然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在他为解决危机提供的对策中，就有废除新劳动合同法的主张——在他看来，新劳动合同法提高了工人的谈判能力，于是工人越来越难管了，捣乱的越来越多了。在信誓旦旦维护自由和平等的自由主义者眼里，实际上并不存在平等，自由也仅仅是拥有自由的权贵资产阶级的专利。有的人就该住马路，他们一旦住进房子，就成为推动危机的嫌疑犯；有的人就该对资本家的残酷忍气吞声，敢于声张自己的权力就是破坏资本家发财致富计划从而破坏生产发展和经济复苏的捣乱分子！张维迎对美国次贷危机原因的梳理中，居然从中国找到一个原因。在张维迎看来，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支撑超消费，因为中国借钱给他们；中国之所以借得起大笔的钱给美国人，因为中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而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贸易顺差，因为人民币没有（顺应美国的要求）升值。如果中国及早推动金融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及早开放资本市场，及早实行人民币升值，上述一切问题就不会发生。以前只听说过张维迎的屁股坐在权贵资产阶级的板凳上，这时却发现，他的屁股早坐到了大洋彼岸！
张维迎所要彻底埋葬的“凯恩斯主义”，其实就是干预主义。干预或者不干预，首先取决于对市场失败的认识。如果你愿意承认由于产权界定面临信息成本所以存在外部性，如果你愿意相信由于人的有限性而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那么，你也许会相信市场的自发作用并不一定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就业均衡。当然即使承认市场可能会出问题，你也不一定相信政府干预。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念里，首先市场是不会出问题的，其次，即使市场出了问题，它本身也具有自我矫正的能力。就像在海啸之后大海自然会风平浪静一样。不过，问题还在于，海啸发生之时，有的人躲得过去，有的人躲不过去。权贵资产阶级可能出得起每人一亿欧元而进入“2012”的方舟，而芸芸众生，则只能成为牺牲品。凯恩斯说，在长期中，我们都已经死了。如果相信生命的价值而不仅仅是金钱的价值，如果相信政府干预可能对缓解危机有所帮助，那么，干预就是必要的。我认同自由主义的张维迎的某些担心——巨大规模的财政投资可能压缩市场作用空间，造成巨大的“挤出效应”；政府投资的大规模进入可能造成新的国进民退，破坏数十年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仓促出台的投资计划可能缺乏技术及经济的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而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当然，我还担心其他的一些东西——一时的救市措施可能会掩盖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从而带来更大的隐患；大规模的政府投资计划可能会成为一场大规模的“寻租”盛宴，可能为权贵资产阶级提供一次新的瓜分国民财富的大好机会……不过，这些担心不能成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理由。
如果承认市场失败，如果承认市场失败导致的经济波动可能造成对社会福利的损害，那么干预就具有必要性。对干预可能造成的损害的预期不能成为反对干预的理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一方面取决于对两种损害的权衡，另一方面取决于对干预措施的认识。政府的市场干预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类型：一是事前的预防，二是事后的救市。事后的救市确实会产生上述种种问题，因此更好的干预措施可能是事前的预防。比如，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可能成为预防需求不足，平衡供求矛盾的重要途径——不过，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念里，收入分配因为可能损害资产阶级利益受到指责；再比如，由于金融市场显著的脆弱性及信息不对称性，金融监管成为金融市场从而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大危机之后的格拉斯-斯蒂格尔的实施证明了金融监管的积极意义——不过，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念里，任何监管都是对市场的破坏，都是对资产阶级逐利游行的破坏；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为金融资产阶级席卷全民财富甚至全球财富的障碍，这个法案的最终被废除，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不愿意区分干预的原因和干预的后果，也不愿意区分不同的干预措施。实际上，他们反对干预就如同支持市场一样，只是一种信仰；既然是一种信仰，本来就不需要什么理由。实际上，信仰市场也不过是一个借口；他们所信仰的，归根到底不过是利益。对于一个力主“经济学家”的职能就是为权贵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人来说，你完全可以相信他的信仰的虔诚。
“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能否真的埋葬凯恩斯主义，连张维迎自己都不相信。取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只是为了哗众取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