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于泽

       赵作海案因为触目惊心而轰动一时，国内多起冤假错案搭上顺风车，近日陆续曝光。大家都注意到冤案之毒，众口一词声讨刑讯逼供之害，但人们普遍忽略了一个问题：刑侦上的城乡差别。

《21世纪经济报道》昨日报道，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农民刘俊海、刘印堂遭到刑讯逼供，被认定为命案凶手，关押15年后无罪释放。《中国青年报》日前报道，广西东兰县农民王子发本是一件命案受害人之一，却被警方认定为杀人凶手，并被判死缓，但真凶三年前自首，而王子发至今仍在牢狱中。

       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注意到，冤案受害者身份清一色是农民。赵作海是河南农民，“杀妻者”佘祥林是湖北农民，被枪决的“强奸杀人犯”聂树斌是河北农民，别一位“强奸杀人犯”张绍友是河南农民。农民无辜遭受冤狱之灾，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来。

       冤案受害者多农民，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有其必然性，是由特定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这就像教育上的城乡差别，它客观上存在着，只是大家注意到了教育上的城乡差别，呼吁缩小教育上的城乡差别，而尚未意识到刑侦乃至司法上的城乡差别，并要求有关方面采取措施，缩小乃至消除这种差别。

       城市居民冤案相对较少，至少没有农民冤案这样触目惊心。城市居民权利意识较强，救济手段较多，警方受到来自媒体等多方面监督，使他们有所忌惮。在刑侦过程，他们也有条件运用一些先进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某些根本性错误。

       农村地区公安机关除了人员和少量交通工具，基本上身无长物。至于技术装备，在县、市一级也非常欠缺，所谓刑侦完全靠抓人、打人。诸如佘祥林、赵作海、刘俊海，都是被打得“扛不住了”，自编一套杀人情节，只求从严刑中脱身。

       而且，农村地区警员整体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漠，权力相互监督、媒体监督都很薄弱。种种情况与公安机关落后的物质技术条件结合，加重了他们对刑讯逼供的路径依赖。而农民对自身权利知之甚少，也不懂得程序救济之道，被警方抓走后即陷入孤立无援，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

       刑讯逼供是冤案的一个根源，要消除或减少冤狱，制止刑讯逼供当然是一个关键。最高法、最高检等日前出台规范，排除刑讯逼供所得证据的效力，这是减少冤案的重要一步。同时，我们还应消除公安领域的城乡差别，给农村地区公安部门更多经费、更好的装备和技术保障，消除农村地区警方对刑讯逼供的偏好。

       必须承认，农村地区警方因为装备技术条件滞后，产生了很多恶果。赵作海案中的无名无头尸，河南柘城县警方未做DNA鉴定，导致“张冠李戴”。在聂树斌案中，警方也未对被强奸杀害女尸做必要司法鉴定。为什么不做司法鉴定，原因不得而知，但如果技术条件允许，警方也没有理由回避。

       消除公安领域的城乡差别，跟消除教育、医疗卫生上的城乡差别一样，应当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可以实行省级统筹，甚至可以实行中央财政统筹，实现城乡公安机关软硬件上的标准化、规范化。从严格意义上讲，城乡居民获得平等的刑侦司法对待，比教育、医疗卫生上的平等还要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