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部分是“剩余价值理论”，该理论阐述了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本质，并且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从而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依据。革命家运用该理论动员了众多无产阶级追随者，在世界各地纷纷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但是，依据该理论建立的“计划经济制度”却无法为人类社会带来预期的进步与繁荣。至今还在坚持实施“计划经济制度”的朝鲜与古巴就是明证。

　　“富士康”事件引发了国人极度的关注，国内的许多评论家不由地回想起从小学习和熟悉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激烈地谴责“郭台铭之流”的资本家的剥削行为。不能讲他们的说法及依据没有道理。但是时代变了，没有多少人愿意因此“革命”，回到人人公平而贫穷的“计划经济”时代。

　　《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不合理性，但显然该理论也有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放下众所周知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失败不论，仅就该理论的基本原理而言，其对“价值”的定义与假设就值得质疑。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将“价值”定义为：凝结在产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这个定义假设了产品对所有人而言，其价值都是相对客观而稳定的。正是由于这个“客观稳定”的前提，方才有了人们对经济行为进行“计划管理”的可能性。

　　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供求曲线”，人们的需求取决于产品或服务的效用。该理论对“效用”的定义为：满足人们欲望的程度。

　　正是由于人们“需求”的主观性、偏好性、递减性，再加上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计划经济制度”难以成功。实践证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才是人类至今所能找到的，相对有效合理的制度形式。

　　但是2008年华尔街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以及中国30年来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就及弊病，也昭示着实施原教旨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以前和现在同样都行不通。

　　好的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尊重、公平地满足广大人民的欲望与需求。好的社会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人们永远不懈地探索。

　　“富士康公司”的成就不能掩盖其组织内部缺乏人性的诸多行为。这些行为已不仅是该公司的个别问题，也是我们国家当今时代不容回避的、较为普遍的现象。

　　关爱生命，关怀民生，实施变革，探索新政——我们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