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是艺术作品的简称。要弄清什么是艺术品，要首先明白什么是艺术。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特殊的精神生产形态，是人类把握世界，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通俗说来，它是一种文化现象，大多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亦是日常生活进行娱乐的特殊方式。其根本在于不断创造新兴之美，借此宣泄内心的欲望与情绪，属浓缩化和夸张化的生活。文字、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任何可以表达美的行为或事物，皆属艺术。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并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是人类自由创照能力的体现，它在发展过程中早已成为独立的精神活动领域。艺术家按照现实或浪漫创作手法及一定的美学规律，为了表达自身情感的诉求，运用具体的语言、音调、色彩、线条等物质手段塑造形象，这一形象及其形象的载体共同构成艺术作品。由此，形象性与审美性成为了艺术作品最突出的特征，也是评价艺术作品优秀的标尺之一。艺术家这一创作艺术作品的活动我们称之为艺术活动。艺术活动它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个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经过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沉淀，它给华夏子孙留下了无穷无尽的艺术瑰宝和精神财富。

　　 艺术是从文化中滋生，却又引领着文化，不是以往所说的共生关系。艺术就是文化的精气神。而对于艺术来讲，社会文化大系统作为一种总的文化氛围或文化条件，直接制约着作家、艺术家和读者、观众、听众等每一个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从而间接对艺术的合作与欣赏产生巨大的影响。从屈原的《离骚》、《九歌》，到李白、杜甫脍炙人口的诗篇；从关汉卿的《窦娥冤》，到王实甫的《西厢记》；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到曹雪芹的《红楼梦》；从琵琶古曲《十面埋伏》，到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从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到清代画家石涛的《黄山图》等等，从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种类的艺术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强烈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这些作家、艺术家和他们创作的作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这些经典的艺术作品又向永不熄灭的星星一样，映照着民族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从而影响文化的发展，博大的精深的中国文化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艺术的构成才所以博大的精深。艺术品作为艺术的承载体，研究艺术品本身，可以了解艺术品背上背负的艺术文化和社会文明。

　　 下面浅谈中国经典艺术品与其文化。

　　 中国书画文化

　　 中国书法艺术是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民族传统艺术。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始终难解难分。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对古往今来中国的人文、历史乃至一切事物都有深刻的渗透与影响，但那影响毕竟在逐渐淡化。唯独书法艺术的情况不一样，它至今仍是从头至尾、从里到外，始终保存着地道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体现和辉煌标本。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生了书法，古往今来，均以毛笔书写汉字为主。执笔指实掌虚，五指齐力；运笔中锋铺毫；点画意到笔随，润峭相同；结构以字立形，相安呼应；分布错综复杂，疏密得宜，虚实相生，全章贯气；款识字古款今，字大款小，宁高勿低等。 ；中国书法往往与中国古典哲学结合在一起，来体现书法人的内心情感，从而成为具有独特个人艺术魅力的作艺术品，并为后人所传承。书如其人，书法内容一般认为是写在纸面上的文字内容。实际上它是有两个层面的。一个是文学性的内容，如《自叙帖》、《兰亭序》；另一个就是点画用笔和章法，形式本身也是内容。每个人的作品的风格，是由一个人的个性和审美观念支配的。因此书法作品的审美观念所体现的文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超越阶级、超越时空，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特别是中华文化思想在魏晋时候形成、在唐代达到高峰以后，深深的扎根在炎黄子孙的意识里。

　　 中国画与字是同胞姐妹，所谓中国书画同源，所用材料均一样。自古文人写意花鸟、写意山水等，兼书法篆刻。明代的董其昌，书、画也是两绝。元代的赵孟頫，学识渊博，诗文、音律、书画都很精通。他有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明确地提出“书画同源”的观点。中国画之所以叫中国画，正是因为有着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是中国画发展的源泉。历来的中国画作品，特别是文人画兴起以后，就更注意文学意境在画中的应用。也更加注意“诗书画印”在画面上的配合。题款（书法）与印章（篆刻）是中国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元代绘画开始，画上题字作诗，以诗文来直接配合画面，相互补充和结合，这是唐宋和外国的绘画都没有的。唐宋虽有几个人题款，但大多为穷款，只落姓字。宋徽宗赵佶和马远有几张字数虽多些，但也是工整的楷书，所占画面面积也不大。元人则大不相同，画面上的题诗写字有时多达百余字，占据了很大画面，有意识地使它成为整个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借文字来表达画面的诗情画意。这种书法文字再加上朱红印章来配合补充画面，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独特传统。从书画的发展看出，自古书画集大成者，无不是古代学识集大成者。从这一点说，自身文化底蕴的深厚决定了一个人的书画上发展的潜力。

　　      中国青铜文化

　　 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因为颜色青灰，故名青铜。由于青铜的熔点比较低，约为800℃，硬度高，为铜或锡的2倍多，所以容易融化和铸造成型。青铜铸造术的发明，与石器时代相比，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青铜器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简称“铜器”。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

　　在人类技术发展的阶段中，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时代就称为青铜时代。青铜文化是青铜时代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中国早期的阶级社会是与青铜时代相吻合的，夏商西周即大致相当于中国的青铜时代。但严格意义的青铜时代，大约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相始终。如果说传说中的禹铸九鼎揭开了这个时代的扉页，那么直到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才结束其篇章。

　　青铜礼器的礼制化,统治者赋予礼器以鲜明的政治内涵，用以“明贵贱，辨等列”。礼器直接成为礼制的物质载体和文化象征，所谓“器以藏礼”。商代就已有用鼎制度，中、小型墓陪葬的一般是一具或两具。如陕西长安客省庄一墓出土三鼎二簋，三鼎中两鼎形制纹饰相同，另一鼎稍小而形制不同。《礼记·玉藻》云：“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又《礼记·祭统》：“三牲之俎，八簋之实”。郑注：“天子之祭八簋，然则诸侯六簋，”这个记载表明八簋与九鼎配，六簋与七鼎配。列鼎的实物资料与《礼记·郊特牲》“鼎俎奇而笾豆偶”的记载基本吻合。在西周王朝礼乐文明发展过程中，在祭祀、丧葬、饮宴等各种礼典中，鼎的出场，具有重要的标示等级的意义。鼎已经成为政治等级标示的重要礼器。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青铜礼器在祀与戎这样的重大政治活动中扮演着十分神圣的角色。“礼有五经，莫重于祀” （《礼记·祭统》）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因此，中国的青铜文明所传承和提炼出来的是一种政治文化，异常发达的青铜礼器折射出的是青铜时代的政治生活。这种政治文化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政权象征。其所留下的大量艺术珍品亦为后人所仿，从形制、纹饰、颜色上对玉石、陶瓷、金银器、家具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青铜时代已远去，但它仍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元素构成中所体现出来。

　　 中国陶瓷文化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中国人早在约公元前8000－2000年（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陶器。陶瓷材料大多是氧化物、氮化物、硼化物和碳化物等。常见的陶瓷材料有粘土、氧化铝、高岭土等。陶瓷原料是地球原有的大量资源黏土经过淬取而成。而粘土的性质具韧性，常温遇水可塑，微干可雕，全干可磨；烧至700度可成陶器能装水；烧至1230度则瓷化，可完全不吸水且耐高温耐腐蚀。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一的陶瓷文化，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以活生生的凝聚着创作者情感，表现着民族文化，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在原始和古典时期，陶从它产生的最初开始就兼有日用和神器的双重性能，但相当多的陶艺制品体现了先民的信仰意识。 古典文献《礼记·郊特牲》云：“大报天而主日，兆于南郊，就阳位也，埽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孔疏引郑注破之云：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故先燔柴于坛，后设正祭于地，器用陶尊匏爵而已。”先民使用质朴的陶器来祭祀天地，象征自己虔诚的心意。母系氏族社会成员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生育被神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人形彩陶壶》，就是以生殖崇拜作为装饰母题的典型制品。

　　陶瓷与中国社会习俗密不可分。如中国古代的厚葬之风。商周时代的墓葬用人殉葬，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被俑所替带，瓷器工艺成熟后又被瓷器取代。《孟子．梁惠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反映了以俑殉葬的普遍社会风气。孔子是反对人殉也反对俑殉的。但是陶俑、陶器作为随葬的明器，却始终存在于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中。陶瓷文化与宗教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儒教素材经常作为创作题材，包括宗教人物、宗教故事，常见的有释迦牟尼、观音、罗汉、达摩、八仙、老子、庄子以及孔子、孟子等的塑像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故事。艺术家们借宗教题材，通过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感情与审美追求，有着世俗的倾向和民间艺术色彩。

　　另外，陶瓷文化与绘画、书法的关系，就显而易见了，这些艺术部类，都是最为典型的中国民族艺术。从其实质来说，都是共同的，都是共通的。陶瓷艺术与绘画，无论是从艺术本质、特征，还是从表现手段来看，都有共通之外。绘画艺术讲究"气韵生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讲究"骨法用笔"、"画龙点晴"，着重形象的刻划和意境美的追求，讲究兼工带写，以浑然天成、本色自然、含蓄蕴藉为品位，遵循"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创作营养，并反映生活。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来看，它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再现与表现、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在造型过程中，作者的感情就一起和笔力融合在一起活动着，笔所到处，无论是长线短线，是短到极短的点和由点扩大的块，都成为感情活动的痕迹。书法绘画艺术所要求的这一切，陶瓷艺术无一例外地要遵循。清雍正的珐琅彩则是书法、绘画、陶瓷技艺融合的颠峰之作，成为陶瓷史上无法逾越的一座高峰。

　　 中国玉器文化

　　 玉器，是指用玉石雕刻成的器物。迄今发现最早的玉器是距今82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的一对白玉块，因而，中国的玉文化艺术史始于新石器时代。中国玉器世代单件作品的产出与积累，与日俱进的玉器生产技艺，以及与中国玉器相关的思想、文化、制度，这一切物质的、精神的东西，构成中国独特的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个重要的分支而光照全世界。

　　 古人对玉的认识深深的与政治、文化意识或道德标准联系起来。根据中国古代有关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资料，并根据见之于史册各种神话故事和流传于民间的大量传说，中国古代关于玉的概念归纳起来有五种说法：万物主宰说：这种说法将玉的地位推崇为万物的主宰；天地之精说：这种说法将玉形成归纳为天地之精华；道德楷模说：玉在礼仪上被标榜为道德的楷模；辟邪除崇和延年益寿说：这种说法相信玉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因而玉被用作巫术活动的主要器具。玉还具有治病以及延年益寿的功能。这一认识从今天科学的角度看，应具有相当的科学基础。这些说法就其实质来讲，是表明当时玉的认识与政治、文化意识或道德标准密切相关，这一整套玉的理论完全是以玉论人，讲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形象。

　　 玉与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主要原因在于它本身固有的强烈的两重性，即既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当作为工具、器物和财富使用时，它属于经济范畴；当它作为艺术品为人们所欣赏时，就能使人联想，遐想以至于幻想。于是乎关于玉的多种神奇观念，包括符合人类善良愿望的观念、迎合统治阶级奢望的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各项习俗和规定，都统统产生出来了。玉器的产生要远早于其它材料的工艺品，它最易为上层建筑吸收和运用，客观上只有它具有较早地登上政治舞台的条件。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产出数量之大，使用地域之广，运用形式之高，社会理论之丰富，确实无他物可及。因而，当古代社会各种文明最终汇成古代地域内的统一意识形态（即国家意识）时，曾经大量溶进了玉文化这个内容，并在中华民族祖先形成国家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玉对中国的文学、历史著作影响也极大，许多著作都以玉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论述，如《山海经》、《拾遗记》、《三礼》等。《红楼梦》是另一部著名的与玉关系密切的著作。作者曹雪芹举家食粥，十年辛苦，泪尽而逝，方哭成《红楼梦》此书，洋洋百万多言。此书原名《石头记》，即从一小小的石头“通灵宝玉”的出土写起，到此石头的失踪而结束，全书借此全面否定了自古被尊为天地之主宰、天地之精的玉器理论观念，全面深刻揭示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并预示了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客观规律。

　　重点要说的是“玉”在中国审美文化中的独特地位。玉石质地纯净，物性温润，色泽沉稳；其天然丽质的自然本质美。在原始社会，人们以玉制做琮、璧、龙、图腾神徽等精神寄托偶像——玉器成为原始宗教崇拜中神秘力量的载体。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人们以玉比德；以玉象征高尚的君子品格；以玉显示高贵的身份、地位和权利。玉器所具有的自然美质和中国人所赋予玉的文化内涵，使得玉器成为中国人特殊的审美对象。从而形奠定了玉器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文化意义。在中国玉文化发展过程中，孔子基于审美文化的“玉德”学说，将玉作为人格精神进行审美，引导人们张扬本性固有的美善统一的“浩然之气”，并“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特别注重“天人合一”，在其统一之中把握美的本质，使人强化道德修养，追求尽善尽美和美善统一的最佳境界。儒家学说宣扬“仁、义、礼、智、信”，把德与君子联系起来并追溯至远古。玉就代表德，德就物化为玉，玉德就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那时有德的人都随身佩带玉，时时以玉的品德来约束自己：“君子就是玉，玉就是君子。”到了宋代玉器色如羊脂，光泽莹晶，质地精良，技术精湛，禽兽花卉的题材和玲珑剔透之器增多，写实能力大为提高，开始出现世俗化的倾向，在形神兼备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这与当时绘画、雕塑艺术的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元明玉器还受到文人书画的影响，发展了碾琢文人诗词和写意山水画的玉器，也往往镌刻名家款识，追求文人高雅的情趣。清代乾隆时期的玉器因玉材丰富、皇家提倡和社会需要，技艺成熟达到空前的高峰。从某种意义上说，玉之美，是中华民族审美观的精髓之所在，玉之美的流变反映了中国各时期各民族审美的变化，间接反映了民族的精神生活的变化。

　　中国戏曲艺术文化

　　中国戏曲的涓涓细流从原始仪式，汉代百戏，唐代参军戏，宋金诸宫调到元代杂剧开始蔚蔚大观。杂剧成为一种主要的文艺形式，一批杰出人才成为剧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产生一批如《窦娥冤》、《西厢记》等的优秀作品。明清戏曲不断地高潮迭起。明代的各种声腔（海盐腔、奕阳腔、余姚腔、昆山腔等）兴起，清代形成五大声腔系统：高腔、昆腔、弦索、梆子、皮黄。从乾隆至道光，各大声腔在“合班”演出中相互影响，又陆续形成了一些新的大型剧种，广义的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到明清，小说和戏曲占据了中心地位，小说更典型地代表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市民趣味，而戏曲则代表了对整个中国古代艺术的总结。

　　 戏曲以其本身的综合性质把各门艺术（音乐、舞蹈、文学、雕塑、绘画）融合在一起并使之精致化。它的声乐不但唱字还要唱情、唱韵。它的故事性吸收了小说的结构与情节。它的念取之于散文和白话之精华，它的唱吸诗词曲之风采。它的脸谱服饰取子于绘画。它的舞蹈又取之于动态变换的雕塑，不断的亮型和定相。

　　 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是戏曲中的脸谱艺术。戏曲脸谱是戏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文化意蕴和丰富历史内涵，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戏曲脸谱着重表现人物性格、品德，寓褒贬、别善恶，充满浓厚道德评价色彩。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对戏曲脸谱形成约定俗成的共识，如脸谱色彩的红表忠勇、黑表刚直、白表奸邪、蓝表威猛、黄表阴狠、绿表强悍、紫表耿介等。脸谱的勾画创作和中国书法的书写创作有相似之处。书法是从一撇一捺的文字书写中产生的艺术形式，脸谱则是从一勾一抹的人物化妆中产生的艺术形式。两者都讲究线条流畅而有力度，节奏鲜明而神采飞扬。

　　 脸谱的审美意识受到中国画美学思想的重大影响。脸谱中的“离形”（拉开与自然物象的距离）、“取形”（以变形的装饰化的手法取自然物象之形）、“传神”（传人物的性格、神情、心理、品德之神），就是中国画中“遗貌取神”的“重神似”美学思想的体现。脸谱的构图章法也与中国画一样，讲究疏密、插穿、避让、虚实、匀衡等。脸谱的勾画笔法也与中国画笔法相通，轻重缓急、顿挫有秩。戏曲产生于民间，戏曲文化与民间美术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民间美术中的木版年画、窗花剪纸、纸扎糖塑、葫芦雕刻等，都有戏曲人物形象，戏曲脸谱艺术也是经常表现的重要方面。民间美术作品中的脸谱基本与戏曲舞台上的一致，但有时也有不尽相同的图案。这既是民间美术中感情自由发挥的结果，又是在对戏曲理解基础上再创造的结果。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导成分，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儒家文化所体现出的伦理精神及由其形成的”重实际，黜玄想”的”史官文化”，导致了古典戏曲与历史的紧紧”缠绕”，使历史故事和传说成为戏曲重要题材来源。儒家”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人格所张扬的循礼守制、贵贱不逾而又以睦相守的程式化生活赋予戏曲以程式之美。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的失意文人对戏曲活动的参与，使戏曲在总体格局上不越出封建主义艺术范围，但又很大程度上与封建主体文化迥然异趣。  艺术表现形式是一定社会和时代的人们对世界的审美掌握手段，不可能凭空创造出来。民族文化传统制约着审美掌握手段的选择，富有民族性和时代特征的艺术形式往往积淀有丰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格律化的古典诗词一样，戏曲也是讲究”规矩绳墨”的艺术样式。程式化是戏曲走向成熟的标志，而戏曲程式是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积淀。

　　

　　中国民间工艺文化

　　民间工艺是大众的生活的民俗的艺术。是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载体。民间艺术工艺品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多彩。这些工艺品大都与民间传说有关，材质有陶瓷、泥塑、布艺、木头、灯彩、吊饰、丽江木刻 、桦皮工艺、漆器工艺、 兽皮工艺、 砚石工艺、竹编工艺、漆器陶具、玉器工艺、大理石工艺、土家族黄杨木雕、瓷器、风筝、剪纸、麦杆画、年画、铅笔屑画、唐卡、拓真画、银饰、纸编画、苏绣、鱼皮衣等。内容大都是精神活泼向上、吉祥如意、长命健康、富贵有余、儿孙满堂等，用于民间传统节日、传统宗教和民族饰品用等。这些民间工艺品流传广泛，生动有趣，代表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日常活动。

　　中国古代的民间工艺是中国古代最生动、最质朴、最健的民族文化。它土而不浅薄，俗而不平庸，粗而不拙劣，大至元宵节的灯会、端午节的龙舟，小至鸟兽人格化了的窗花、突出大眼晴大嘴巴的老虎鞋，都无一例外地充满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追求。民间工艺善于以民族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生活本质的美。它不浮华，不炫耀，重乡土，重感情。苗家姑娘蜡染衣服上鱼的造型象征鱼水相依的真挚爱情；《春牛图》年画祈求的是劳动的愉快和谷物丰收。质朴情真，坦诚直率，无论题材、样式、造型、绘饰都充满了人们心底的美。
　　

        中国古代的民间工艺是中国古代最生动、最质朴、最健的民族文化。它土而不浅薄，俗而不平庸，粗而不拙劣，大至元宵节的灯会、端午节的龙舟，小至鸟兽人格化了的窗花、突出大眼晴大嘴巴的老虎鞋，都无一例外地充满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追求。民间工艺善于以民族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生活本质的美。它不浮华，不炫耀，重乡土，重感情。苗家姑娘蜡染衣服上鱼的造型象征鱼水相依的真挚爱情；《春牛图》年画祈求的是劳动的愉快和谷物丰收。质朴情真，坦诚直率，无论题材、样式、造型、绘饰都充满了人们心底的美。

　　民间工艺是和民间文学、民间戏曲共生共长的艺术。由于它较多的吸收了姐妹艺术的营养，因而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充满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义的艺术精神。夸张的莲花、大鱼可以谐音成“连年有余”；神话中的八仙和观音则信仰求福的神佛之美。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民间工艺是土的，是俗的，也是美的。和中国底层普通大众人民的心底美、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有关，是相对纯粹的民族精神，通过民族精神产生出浓厚的民族情感，滋润着传统文化的传承。遗憾的是虽然有如此多的辉煌历史，但是保留的作品却不多，使民族普通大众的精神得到传承和滋养，这些作品往往因为质料差，审美与上流阶层不符，难上大雅之堂而被扼杀。而民族传承只靠血脉在现代社会已无法形成普遍的认同和归属感，民间工艺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