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说庄子《天地》

        第六讲  社会性、自然性和精神性

 

谆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曰：“奚为焉？”曰：“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苑风曰：“夫子无意于横目之民乎？愿闻圣治。”谆芒曰：“圣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毕见其情事而行其所为，行言自为而天下化，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谓圣治。”

 

大海不增不减的奇特景象

 

“谆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大壑”就是大海。“谆芒”这个名字也很有趣，很敦朴，是一位虚怀若谷的先生，要到东海去。“苑风”这个“苑”呢？我们这里搞房地产开发的也不少，“苑风”就是四合院里的一点风吹过来、吹过去的。当然，这个风很小，很小气。庄子的这些命名都是很有趣的。苑风问：“你到哪里去呢？”谆芒说：“我将到大海里去”。“你去干什么呢” ？

 

大海，的确了不得，“注焉而不满”。相传在尧舜的时候，下了九年的大雨，整个中原都成了一片泽国，大海也没有增高一毫。到了汤之时，九年大旱，九年不雨，大海也不损减一毫。不论长江、黄河还是全世界的河流，天天都在向大海里边灌水，大海的水也不长。哪怕一滴都不流，大家都到海里去取水，大海也不减，也不可能减少。这是很奇特的一番的景象，我要观赏一番，观赏一下。

 

“苑风”就说：“夫子无意于横目之民乎？愿闻圣治”，苑风当然是还在世间，我们都是横目之民。在四川省“三星堆”发现有“纵目之民”，这个蜀字，眼睛是竖起长，不是横着的。我们看三星堆里有很多眼睛就像带了望远镜一样，纵目，蜀人纵目。在以前的《华阳国志》就有记载，我们四川人都是纵目之民，但现在变成“横目”了，但不能成天去“横目冷对”，那样不好。“愿闻圣治”，我们还是希望和谐社会，想把世间料理好，想天下太平，你是不是给我们讲些圣治的道理呢？

 

谆芒说：“圣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毕见其情事而行其所为，行言自为而天下化，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谓圣治。”这个也不难理解，什么叫“圣治”呢？职官设置得当，就是整个政府机关职位的安排，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职能部门的设立都恰到好处，没有官浮于事的现像。我们看到有些文献，乾隆皇帝的时候全国吃皇粮的只有四万人，那时中国的版图是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当然，军队在外。那个时候部队大概有一百万人，包括满蒙八旗、绿营汉兵，也不过百多万人。吃皇粮的是指有政府职称的。现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吃皇粮的有四五千万人，解放军有二百万人。

 

古时候官员的办公费用

 

上次我去保定，有机会看到河北总督衙门，是明清时的建筑。一个总督一年有多少俸禄呢？有几十万两银子，这是非常丰厚的。但是，这个钱不是他一个人的，他要请师爷，要请秘书班子，还有警卫、杂役等等，都由他开工资。年俸几十万，月俸也就几万，实际最后落到自己手上也就没多少钱了。为什么呢？你的那些人来人往、请客送礼都要花钱。出门坐轿子，并不像现在有公车可以用，以前的衙门都还是有轿子、有车子，但是轿夫你要给工钱，车夫、马夫你要给钱。一个省政府的总督、党政一把手，他请的幕僚可是几十个，一年就是几万两银子；师爷可能就是几个，每个月都要给个几十两银子，一年都是几千两银子；如果请的重要师爷，那要高薪聘请，工资和你二一添作五都有可能；你要礼贤下士，请一批客人；每年都要到京城去打点，有那么多京官、那么多宦官要去打点；衙门要维修；还有自己一大家子人要吃饭，等等，这些钱都由自己出。看起来那么多银子，一年算下来是没有什么钱的，实际上真正一个穷。不像现在，什么都是公费，出差是公车，住旅店又不要钱，秘书不用你来掏钱，办公的地方有省委办公厅、市委办公厅，都是由国家来掏钱。古时的办公费用都是自己出钱，不是皇上、国家给你掏钱，办公衙门等于是私人掏的钱。以前的一个县衙门就是现在一个县政府，最多像武松一样一个武都头，相当于一个县公安局长，也仅仅是一个都头，养几个差员而已。

 

那时候衙门只有一个班子，现在是四大班子，还有武装部、公安局、税务局、财政局等等部门。现在的几十个局以前都是县太爷一个人挑了，县太爷一年俸禄也就是几百两银子，师爷还要自己请。当然县太爷请师爷和总督衙门请师爷那个档次不一样，就像请乡村教师和北大教授一样，级别和消费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政治、政务是很简单的，哪像现在这么复杂。我们现在有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监察部、纪委、反贪局等等，这些机构都是层层重叠，以前哪有那么多部门呢？中央部门最多一个刑部、一个大理寺，也就是这两重司法衙门，而且他们还是互相监督。

 

古时候的人才选拔机制

 

我们现在看“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先秦的时候，没有科举制度，在一个诸侯国里，只要你能干，国君看得起，或者是宰相、大臣看得起，就可以直接把你提拔到领导岗位。到后来，魏晋的九品中正，都是在贵族之中选，有点世袭制的状态，就像欧洲的中世纪都是世袭制；老百姓再能干，也只能当一些虚职，只能当些秘书、副职。你不可能当正官。到了隋文帝实行科举，才开始从老百姓当中直接考试选拔人才。但是从隋文帝的科举到武则天这个过程，这么一百年，实际上还是贵族垄断，老百姓真正有几个能参加科举呢？到了武则天以后实行的科举，这下才叫天下寒士尽开颜了，老百姓都可以去考。但是真正把科举制度应用得好的还是宋朝。从宋朝开始，贵族、官僚不能垄断科举，只要你是十年寒窗，你就可能金榜提名；那是任人唯贤、任人唯能，只要你文章写得漂亮，能切中时弊，就可以中考。

 

我们看李贺写的“致酒行”：“吾闻马周昔为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敢把案上几行书，直犯龙颜请君泽。”马周当时给一位将军当清客，一篇代笔的稿子，一篇策论，唐太宗看了就不相信是这个将军写的，你都有能力写这个？你连文化都没有，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奏章？那个将军说不是我写的，是我的一个食客写的。结果唐太宗就直接召见马周，召见后谈完话，了不得，这是个人才，马上就给他一个很高的职务，让他去独挡一面。汉唐宋在选拔人才方面，民间有德有能的人，可以直接任命。我们现在就不行，首先要经过人事部门、组织部门层层这样那样的程序，要想把有才有德的人提拔起来，如果没有进入这个轨道，你是根本不可能被提拔起来的。因为是编外之人，那怕你有张良、刘伯温的本事，如果你没有进入体制内人事部门、组织部门的轨道，你一边喝茶睡觉去吧！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的干部制度，还是要多考虑以后怎样把这个制度健全，不然的话，在人事制度上会拖国家民族振兴的后腿。

 

“毕见其情事而行其所为”，就是要能够明察秋毫，对世间的事情能够有真正的观察和分析判断，而且能够把应该做的事情都料理好。“行言自为而天下化”，就是让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让老百姓的情和言都处于不加干涉的“自为”状态，就达到了“圣人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样的境界，这样的圣治。

 

“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谓圣治”。举目挥手，老百姓都会心甘情愿地听你的指挥，实际上也无所谓听你的指挥，他就自然而然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此之谓圣治”，这就是“大圣之治”。的确，这个话说起来很简单，但要做到很难。“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这两句话是政治的要害，我们天天谈管理，天天谈策划，关键是看你这个机构是不是合其宜，责、权、利是否恰到好处。

 

我们阿敏当经理，一个小摊摊，有几十号人。就这几十号人经常弄得他头痛。有的人不能干，钱拿少了，有意见；有的人拿了钱又不做事，让人很头痛。怎样使自己“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让真正有能力的人走到工作岗位上来。当然，还不要说政府，就是一个小企业、一个小摊摊，我们都应该做到让能人居其位，事得其人，人得其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一个团体、一个企业有没有活力、能不能干一番大事，关键就看这两条。

 

“毕见其情事而行其所为 ”，我们能不能够“毕见情事”？当然，有的人很能干，就能够毕见情事，对外边的事情，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该为，哪些不该为；心里明白。这样做事情就上路了，就能把事情料理好。

 

谆芒说了圣治，但是苑风还是不满足，说，“你说人要有能，我就‘愿闻德人’”。什么是德人呢？于是谆芒又给他说。

 

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共给之之为安；怊乎若婴儿之失其母也，傥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财用有余而不知其所自来，饮食取足而不知其所从，此谓德人之容。”

 

无思无虑，超然事外

 

像这些语言在儒释道都是通的。前面我们学《知北游》的时候，“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这一套东西，我们想一下，现在的人能够“居无思、行无虑”吗？只要早上眼睛一睁开，什么卖儿卖女的事情都来了。事情多得很，怎么能够“居无思，行无虑”，像木头、石块似的活一辈子呢？不是这样。我们不应莫名其妙地去“妄思、妄虑”，但该思的时候还是要思，该虑的时候还是要虑，该料理的事情还是要料理，只是不要节外生枝。我经常说我们一天心里所思所想的事，有多少念头是合情合理在自己的事情上？可能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莫名其妙的，肚子里冒来冒去、东蹦西蹦的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经常说一分钟以后，心里边想什么，知道吗？一分钟以后说什么，知道吗？不知道。既然一分钟以后你想什么、说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你的所思所想就是无序的状态。每个人的念头常常都是无序无主的，念头咚的一下就冒出来了，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一会儿它又跑了，你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跑的。我们都是被动地跟着肚子里莫名其妙的念头来来去去，穷于应付。自己对自己的念头都穷于应付！

 

所以这里提出了一个指标——“居无思，行无虑”。要想自己念头不动，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是进行了专门的训练，放下一切，就像在寺庙里坐禅堂闭关一样，三年五载的在那里打坐，把自己炼到一念不动，但是这也没有几个人做得到。当然，坐禅堂的人、闭关的人，走火入魔的也有，大呼小叫的也多，因为受不了，自己不能把持自己的念头。“八识田”中的种子什么时候出来？你管不了。你功夫不到，怎么管得了？那叫身不由己、心不由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为所动，不为所扰，用赵州老和尚的话说：“老僧只管看”，甚至看都不看，来任它来，去任它去，完全超然事外，超然于肚子里来来去去的念头之外，你才能做到“居无思，行无虑”。

 

当然，在这个情况下，你该吃饭还是要吃饭，该睡觉还是要睡觉。释迦牟尼佛悟了以后，还不是要托钵化缘、洗脚、说法，还不是面对众生过日子。祖师开悟了以后，还不是要料理庙子里日常住持的事情，要跟诸山长老打交道，要跟政府官员打交道，要跟自己的徒弟打交道，也要跟自己的乡亲打交道，跟各方施主打交道，并不是不做事。

 

但是，怎样使自己在万事之中无思无虑？这是一个很高的功夫，关键是“不藏是非美恶”。我们之所以思虑太多，就是我们肚子里边的“是非美恶”的东西蹦来蹦去，牵动着我们身心不安。如果“不藏是非美恶”，你把这些放下了，不料理它了，任它来任它去，它就不会牵着你跑了。

 

另外一个，“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共给之之为安”，天下老百姓大家共利了，我也高兴；共给，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大家都吃大锅饭，你好、我好、大家好，也就是与整个社会和谐共处，以天下老百姓的的富裕为满足，也就是荣辱与共。

 

君子谋道不谋食

 

“怊乎若婴儿之失其母也，傥乎若行而失其道也”，一个道人，唯一忧虑的就是像婴儿失去自己的母亲一样失去道。不论是惆怅也好，茫然也好，他都以道为重，而不是以社会上的得失是非为重。

 

所以“财用有余而不知其所自来，饮食取足而不知其所从”。大家每天都在吃饭，皇上是日食三餐，夜宿七尺；老百姓也是日食三餐，夜宿七尺。所以说成都人很幸福，拿一万块钱的和拿三百块钱的，幸福指数相差不大。为什么呢？你就是吃山珍海味，你又能吃多少？你在小馆子一样也能消费得很舒服。怎样使自己“财用有余而不知其所自来”？达到一种“任性自为”，禅宗里讲“逍遥任运”。不要管这些来来去去的，只要一个人活在世上，他不死，都有衣禄的。叫花子都有一碗馊稀饭，现在餐厅的东西不好，他还不吃，叫花子都有选择性了，有的叫花子比我还有钱。

 

我们升官发财都要讲究一个“因缘”，这个“因缘”确实是“不知其所自来”。我们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也说命运是我们选择的结果。我们每天都在面临选择，把我们一百年的选择连成一条线就是自己的命运。但是，你为什么选此舍彼？这就在于价值观和因缘的不同。你连你自己的念头起伏都不知道，下一步想什么都不知道，都不能作主，那么明天你的因缘你能够预知吗？“早知三天事，富贵几千年”，如果你知道股票的行情是怎么涨跌的，你早就成亿万富翁了，对不对？你不可能知道外边因缘的来去。我们说过去的都是必然的，未来的都是偶然的。明天的事情很多都是偶然的，说不定哪一股发了，你就发了，或者你就出事了。所以有“吉凶悔吝”，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在一种既必然又偶然的状态之中。

 

另外“财用有余”你还是不知道“其所自来”啊！这句话一样藏着另外一句话在里面，“饮食取足而不知其所从”。当然，真正有道的人、有德的人，他根本不为财用、衣禄而操心，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嘛！如果我们每天还在为吃饭操心，还在为挣钱操心，那么自己就没有上路，很累。特别是新建的公司还没走上路，很累！很累！真正的大公司，上了路的，老板只是看报表就行了，只是安排人事，只是开拓市场就是了，他没有雅性想这些了。真正的一个德人，他就超然了，已超然于常人那种建功立业的因位之外，用佛教的话说他在果位上了。首先，他的思虑超然了，是非美恶超然了。另外他对财富的认识也和常人不一样，他是“四海之内共给”。用马克思的理论说，生产资料一方面是私人占有，一方面也是社会的，是双重属性。一个公司，法人、总裁是你，公司一运转起来，你要给国家上税，你要养那么多工人，你还要和社会其它的企业形成网络，如果是天下只此一家企业，就必然垮台了。所以一个企业，必然是社会性的，为社会服务的，这样才能生存，才能发展。这个本身也就是共利、共给了，我们要把这一层看透、看破。所以这个“德人之容”，是有指标的。

 

苑风听了这些很满意，他还是不断的向上问，问了“圣治”，又问“德人”，还要问“神人”了。

 

“愿闻神人？”曰：“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照旷。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

 

“上神乘光”，我们都知道“乘光”，在宗教学里、在修为里对“光”很感兴趣。打坐的人，眼睛闭上见到光了，见到大光明了，好兴奋！修密宗的人，要修“明点”，虹化也是乘一道光而去，那是好高的功夫！“上神乘光”就是一种纯精神的状态。用佛教的“三界学说”来说，我们都是“欲界众生”，比“欲界众生”高明一层的就是“色界众生”，再高明一层的就是“无色界众生”，那么这个“上神乘光”就应该是无色界了，一种纯精神状态。

 

所以真正的神人，没有形迹可见，无论行住坐卧，都不能见他的形迹，哪怕他的形迹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视之不能见。为什么呢？他像凡人一样，我们不知道他的“乘光”所在，他“与形灭亡”。所以高明的人，他和光同尘，我们是看不到他的高明的。有的时候，我们发出一些惊叹，哎呀！这个人好高明，实际上这个人已经不太高明了；哎呀！这个人好厉害，他已经不厉害了。高明的人就知道防范你了，狗崽队就天天围着你，你也就麻烦了。所以“此谓照旷”，“照”就是照料，“旷”就是无边无际，借用临济大师的话就是“真照无边”！

 

另外，还“致命尽情”，穷理尽性，以致于命，这是易经里的一句话，就是对自己的命、对他人、对社会、对天地万物的情和命都了如指掌。为什么了如指掌？因为，大道如斯嘛！万物的这种性情和命运看穿了实际上很简单。我经常说人有三个命：一个是自然之命，就是生老病死。你活一百岁也是死，二三个月夭折也是死，自然之命谁也回避不了，就是生死两个字。一个是社会之命，就是富贵穷达、是非得失，要么富贵、要么穷贱、要么是非。一个是精神生命，就是喜怒哀乐。我们的命不外乎就是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就把我们的命圈死了。那么成住坏空、阴阳往还，这些说穿了就“致命尽情”这几个字。当然，命呢，很简单，说穿了也就那么几个字。而情呢，就很丰富。整个人类社会，你说是命演变的呢？还是情演变的呢？佛教称为“五浊恶世”，正是因为“五浊恶世”，自地球诞生以来，无穷无尽的悲喜剧都在地球上上演：一会儿战争了，一会儿温疫又来了，麻烦之极。

 

这里我推荐一张美国航天器拍的土星照片，土星环上有一个小小的蓝点就是我们的地球。我们这里看土星就是一个针尖的大小，在土星上看地球可能比针尖还小得多，为什么呢？土星是地球的七百多倍大小，只不过地球离太阳要近一点，可能还要亮一点。但就是这么一个亮点居然居住了几十亿人，从金字塔到现在的原子弹，还有宇宙飞船，这样那样的热闹。在太空之中，在无始的时空之中，再来反省我们的什么命啊性啊的，就会觉得一点味都没有了。平常的种种雄心壮志、万丈豪情，在沉寂的宇宙之中，就没有多大的蹦跳的劲头。但是我们该做的事还是要做，并不是因此我们就消沉，大家买包耗子药走了算了，不是这个意思。关键是我们要“致命尽情”，要知道万事万物的来由。用佛教的话说，要“得一切智智”，就是开大智慧，什么都能明白，什么都能了解；同时又知道明白中仍有永恒的不明白在其中。有了这么一个不二的感觉，你才能够真正的致命尽情。不然的话，我们这一辈子也就白忙了。

 

顺眼法、顺耳法、顺心法

 

“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就是说，我们要与天地同乐，又不受万事万物的拘系、牵累。人为事忙，鸟为食忙，我们得乐了吗？当然有很多人喜欢干事，乐于干事这是好事。但很多人在事中是烦恼的，一干事他就累。用这些年流行的话就是一个累字，唉！当男人累，当女人也累；当老板累，当老板娘更累；当领导累，当白领也累——没有一个不累的。特别是在香港这些地方更累，生活节奏快，竞争又强，稍有闪失就会破产。所以形势逼人，人不得不累。但是真正一个道人，他把人类这种忙忙碌碌的事情看破了，放下了，他与天地同乐，走到哪里去都很安详、很自在。

 

什么叫“万物复情”？就是不干涉万物，来个不干涉主义；万物该怎么发展就让它怎么发展，该怎么变化就让它怎么变化；让万物与自己一同返朴归真，大家都融汇在社会、自然演化的八卦炉之中，不要去管那么多。

 

“此谓混冥”，“混”就是我们吃糊辣汤、吃混糖锅魁，把很多东西混在一起吃。“冥”就是不清楚。“混冥”就是不要那么清楚，不要那么明白。我们自己混浑一些，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心头不去想，我常说要练顺眼法、顺耳法、顺心法。如果我们真正使心地混冥，那就很高明，因为在是非之中、在清醒之中能够转身过来。我时常讲赵州老和尚的“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才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里”。经常有些老和尚说他不在明白里，不在明白里就叫混冥。为什么要处于混冥状态？前面说了那么多，“居无思，行无虑” 、“不藏是非美恶”嘛！你藏了“是非美恶”，思虑过多，你就没法“混冥”。我们要通过思虑的练达，返归于无思无虑；在无思无虑之后，又回归“混冥”，这是精神的不断提高。当然，我们心的功用神妙无穷，但我们又很难把握这个神妙无穷的功用。为什么呢？我们都在思虑“是非美恶”之中，耗费了我们的这个“神妙”，我们往往都是被这些不相干的是非烦恼，把我们的神妙耗费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是非烦恼料理好，心用在该用之处，事做在该做之处，那么心的神妙就出来了。如果我们能处于混冥状态，处于无思无虑状态，那么我们的神明就达到了最佳状态。

 

所以这一节也是通过谆芒和苑风这两位，先谈圣治再谈德人，又谈神人，从社会性、自然性到精神性，展示了几重境界。我经常说儒家侧重社会性，道家侧重自然性，佛家侧重精神性，它是各有侧重点，在这里看确实是庄子了不起之处。

 

门无鬼与赤张满稽观于武王之师。赤张满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离此患也。”门无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乱而后治之与？”赤张满稽曰：“天下均治之为愿，而何计以有虞为！有虞氏之药疡也，秃而施髢，病而求医。孝子操药以修慈父，其色燋然，圣人羞之。”

 

有病才有药，有乱才有治

 

这里又是一则故事。门无鬼这个名字怪怪的，庄子笔下的这些人物确实很好玩。这里说，门无鬼与赤张满稽见周武王东伐殷纣王的誓师之军，周武王会八百诸侯于孟津，讨伐殷纣王，当然是堂堂之师、堂堂之阵，非常了不起。赤张满稽就说闲话了，“赤张”，脸红红的，如斗鸡公一样;“满稽”就是一辈子满嘴都是调皮话。他说：“不及有虞氏乎！故离此患也”，“离”就是罹难的罹。说周武王比舜帝（有虞氏）差得太远了，才有天下苍生遭难啊！门无鬼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乱而后治之与？。”他问，天下是因为伟大的尧舜去治理才得到太平，还是因为天下大乱才去治理的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天下确实是治出来的吗？是因乱而治，还是因治而治的呢？

 

赤张满稽就说，“天下均治之为愿，而何计以有虞氏为！有虞氏之药疡也，秃而施髢，病而求医。孝子操药以修慈父，其色燋然，圣人羞之”。这些话就说得很调皮，天下太平，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是普天下老百姓的愿望，何需有虞氏去治理呢？有虞氏又怎么可能把天下治理好呢？”我们知道，人只有得了病才吃药；同样社会得病了，圣人也才施药，所以说有虞氏是在给别人治脑袋长的疮而已。“秃而施髢”，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战国初期还是了不得，为什么呢？“秃而施髢”就是脑袋上没有头发，变成秃子了，而带假发。这说明那个时候的美容技术还可以，已经有假发了。欧洲到了中世纪才有假发，为了贵族的仪态庄严，不仅是贵族，妇女们也是盛行假发。现在的化妆术、美容术也多，总之是使一个人更美丽，更漂亮。但是这些都是“药疡也”，“秃而施髢”、“病而求医”，这些都是落二落三了。你不是秃子你就不会带假发，你没有得病就不会求医。

 

再说孝子，为自己的父亲煎药、喂药，侍候自己的父亲，累得死去活来，劳累过度，脸色“燋然”憔悴，圣人还要去羞辱他。为什么要羞辱他？因为你没有把父亲料理好，照顾好他就不会得病了。他得病了，你又没有找到好的医生，长期治不好，久病无孝子嘛！你一个孝子都累得面色燋然了，那肯定父亲之病也是长期的了。总之你也有种种不是，你的老爸才不能好，所以圣人羞之。

 

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

 

真的隐士是找不到的

 

这是道家的最高政治理念，当然，是针对“周武王灭商”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来看他的政治理想。道家认为真正到了“至德之世”，天下大治是不需要尚贤的，尚贤就已经是社会不平等了，有麻烦了。蠢人多，无聊的人多，使整个社会乱七八糟的，于是你才尚贤嘛！但是，那个时候，“不尚贤”，就是整个社会很太平，没有冒尖户，也没有什么社会矛盾、社会弊病。就像一个人没有毛病，就不需要去求医。所以，“不尚贤，不使能”啊。“上”在先秦的文章中都是指君主，就像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的时候对毛老人家不了然，都不敢说毛主席如何，就说“今上”如何如何。好在那个时候都不读书，都不知道“今上”是什么，“今上”就是当今皇上。所以“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君主如同枝叶，老百姓就像野鹿一样相互之间不妨碍。

 

“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那时人们性情敦厚朴实，相亲相爱，没有是非矛盾，但却不知道什么叫“仁”、什么叫“义”！大家都实实在在的，实话实说，该做事就做事，各人有各人的责任心，没有什么偷奸耍滑的，但却不知道什么叫忠！做事情都是一诺千金，“当而不知以为信”，也不知道什么叫信、什么叫不信！大家没有“仁义礼智信”的感觉，但却处处都是在“仁义礼智信”之中。

 

所以孟夫子说真正的圣人是“仁义行”，非“行仁义”。他的所作所为，自然而然就表现了仁义礼智信，并不是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目标，才去行的。因为，我就是仁义礼智信，这就是一个内在化和一个外在化的关系。如果我们都内在化了，仁义礼智信是内在的，我们所作所为就是对的。这就是一个在因位之中，一个在果位之中。像《坛经》中，神秀是“时时勤拂拭”，他是在因位之中，他还要去求道，还要去修道；而六祖大师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已端住在果位当中了。我们看现在社会上的人，天天说佛说禅的，实际都是没有入门的。真正入门的人，就不说这个了，已是过来人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庄子早就把这些看破了。

 

所以，“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大家互相帮助，今天你帮我忙，明天我帮你忙，好像都没有什么目的，都是蠢蠢然然的，并不引以为赐。并不是说你帮了我，我帮了你，就要满怀感恩之心、报德之心，不需要。给了我的，我就受了。就像现在有些少数民族一样，是公有制，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是一种纯朴原始的状态。真正在道上过来的人，他知道财富是社会的、大家的，所以，藏天下于天下，并不把这些作为自己的。精神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是人类共有的，也是法界整个众生共有的。也不仅仅是人类，还有其它生灵、植物、动物，在地球上都是处于法人地位，它们对大地阳光也有使用权，也有享受权。

 

像这些“德”达到了最高的境界的，当然是“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大家都喜欢看黄明尧夫妇翻译的《寻找隐士》那本书，真正的“隐士”还要你去寻访啊！如果你还有一个“隐士”的名标在那里，让人家去找、去寻，那你已经不是隐士了。所以，“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真正的隐士，就是无形无迹，你是看不到他的。他也没有什么光辉事迹、模范事迹需要大家流传学习，因为他完全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之外，大家的感觉之外，你到哪去找他呢？他既不是名人，也不是高人，也不是富人，又非有钱有势，又非智慧绝纶，他种种都不是。所以他就“行而无迹”，自然大家也不感兴趣，也就“事而无传”了。你想流传什么呢？没有什么东西可传，可以给你，或者流传于世间。

 

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臣子之盛也。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臣。而未之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谓然而然之，所谓善而善之，则不谓之道谀之人也。然则俗故严于亲而尊于君邪？谓己道人，则勃然作色；谓己谀人，则怫然作色。而终身道人也，终身谀人也，合譬饰辞聚众也，是始终本来不相坐。垂衣裳，设采色，动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谓道谀，与夫人之为徒，通是非，而不自谓众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犹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则劳而不致，惑者胜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响，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处处奉迎是一种弊病

 

“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臣子之盛也”，这个就对应着前面那句，“孝子操药以修慈父，其色燋然，圣人羞之”。真正的孝子，并没有什么要表现出来的。在东汉年间有句民谣，“举孝廉，父别居”，这些都是弄虚作假，搞一些运作来给人家看，结果实际修为又没到，他是为了孝而表现孝，这是被礼法所驱使，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所以真正的孝是出于天性的，他并不是对自己的亲人阿谀奉承，刻意讨好，而是天然而然地就显示出一种孝。

 

另外，“忠臣不谗其君”。国难当头的时候，忠臣必多，“国家昏乱有忠臣”嘛！这让我们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时的献忠心，跳忠字舞，戴像章，拿红宝书，这就叫“忠”吗？这明明是“谗其君”，谗奸嘛。林彪宣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一句顶一万句”，这就是“谗其君”。所以我们只要看一看历史经验，就可以看到什么是“忠”、什么是“不忠”。真正的忠臣是敢于给领导提不同意见的，他绝不会去阿谀奉承。阿谀奉承的人绝非忠臣，也绝非孝子。大家敢于直面而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才是做臣子的，也包括孝子，所以“臣子之盛也”。

 

如果我们处处都去奉迎老人，处处都去奉迎君主，这是一种弊病。当然，父母年老了，已经懵懵懂懂的了，脾气又古怪，那你肯定要做到“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答应着，你都说对。我觉得对于老年人这样是可以的。他都懵懵懂懂了，你还对他“直言”就不行。当然对青年的父母就不能这样。如果拿宋明理学说“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这话又太过了，因为处亲比处君还难，清官难断家务事，有些时候家里边的事就不好说。所以对于这些，关键是我们怎么看，怎么处。

 

“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臣”，这个我们是有切肤之痛的。“文化大革命”中毛说的就是真理，就是圣旨。凡是毛说的，就要照办；凡是毛圈点了的，就不能改变。对毛的那种阿谀奉承，是政府的悲哀，是社会的悲哀，也是历史的悲哀啊。

 

所以“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我们是不是处处都要去奉迎领导呢？不行。“则世俗谓之不肖臣”。一个是不肖之子，一个是不肖之臣。现代社会家务事且不说了，因为伤不到筋骨，就是和父母拌拌嘴，和邻里打一架，人家也不会干涉你什么。但在机关里边，领导说的都是对的，领导说的话你都要去发挥一番，我们领导今天的指示是如何英明、如何正确，这些你又如何去料理？实际上在讲《论语》、《中庸》的时候，对这方面我已说了很多。如何处理好各层关系，在这里就不多说了。“而未之此其必然耶？”这个当真非得要这样做吗？还是我们安身立命、为人处事非得如此呢？也未必需要如此。

 

阿谀奉承者的各种面貌

 

“世俗之所谓然而然之，所谓善而善之，则不谓之道谀之人也。然则俗故严于亲而尊于君邪？谓己道人，则勃然作色；谓己谀人，则怫然作色。”从白话上来翻译，一切按照世俗的标准行事，就不被说成阿谀奉承了。但是世俗观念难道比父母更可亲、比君主更可尊吗？如果有人说你是一个喜欢奉承的人，你一定会勃然大怒而变色；说你是喜欢阿谀的人，你也会面容愤然而变色。这些在平等相处的时候就不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大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这都成习惯了，谁也不喜欢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得罪朋友，说话带刺。但是就在你好、我好的时候，说这个人不行、吝啬得很，或尽说些阿谀奉承的话，你可能不高兴，就“怫然作色”。

 

“而终身道人也，终身谀人也，合譬饰辞聚众也，是始终本来不相罪坐”。“终身”，有些人一辈子都是谗奸的，见了人都是低三下四的，好像底气不足，这样的人我们也能见到。有些婆婆妈妈、性格软弱的人也是这样，的确终生谗媚，终生阿谀奉承，修辞以搏取众人的欢心，却始终辨认不出过错，这样的人有没有呢？有！这个也不好说，佛教里边提倡“欢喜布施”，这和《庄子》里说的又怎么样呢？你见了一个人就说：“唉呀！你好得不得了，你是菩萨。”做了坏事也说对，吃一堑长一智，烦恼就是“菩提”嘛！总之想让人欢喜。这样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我们人与人相处，难得的是真心相待，迁善改过！要善于迁善改过，如果天天在一起，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发现不了自己的过错，那么你就一辈子不得长进，就不知道自己的过错。

 

下边就举了个例子来说明。“垂衣裳，设采色，动以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谓道谀”，的确现在有些人，特别是要打台面的，走出去西装革履，穿得周吴郑王的，宝马、奔驰开着，到高级会所海吃海喝一顿。包括“动容貌”，在领导、客户面前处处摆好。这样你不认为自己的心态被扭曲了吗？你会不会认为自己是去阿谀奉承？虽然不是阿谀奉承一个人，实际上是阿谀奉承一件事。阿谀奉承是为自己的目标，我要升官发财，我要把这个单签了，我要发财。当然这也不是全无道理。而庄子把这些说出来，实际上把众生的这种心态揭露得体无完肤。

 

下边接着又说“与夫人之为徒，通是非，而不自谓众人，愚之至也”。白话翻译就是与世俗人为伍，切合是非观念，然而又不把自己看作是普通百姓，真是愚昧到了极点。我们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确我们“与人为徒”，都应该“通是非”，但又不能“自谓众人”，表现得比别人高明，这是不是愚昧？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庄子说这是“愚之至也”。很多人的确是人情练达，左右逢缘，但是，恰恰就因此而失去了天性。他“人之所为”太多，“天之所为”太少，使自己的自然性得到了扭曲和损伤，这样对自己是很不利的。

 

时空断面的心灵图表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我这个人好傻呀！傻乎乎的！知道自己傻乎乎，是不是就傻呢？未必就傻。但是天天把“傻乎乎”挂在嘴边到处去说，实际上就不认为自己傻，是故意说自己是傻，来表明自己不是傻，这样就变成真正的傻乎乎了。有的人的确感觉自己笨，他是诚心诚意地反省自己，实际上这是真正的聪明，是修身的一个前提。有的人习惯了以傻作为通融是非的一艘船、一辆车，而且乐在其中，这种人真的是傻乎乎吗？大智若愚啊！

 

当年有一个士大夫到大慧宗杲禅师那里说：“老和尚啊！你看我这个人，在你这里亲近那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悟进去。别人都悟了，你看我是不是有点愚痴呀！”大慧宗杲禅师就说：“你知道你愚痴，你知道你愚痴的那个愚不愚痴呢？”就这么一句话，这个官员就恍然有悟。大家要思考一下，什么叫懂？什么叫不懂？我给大家画一个彗星图，大家看后不能把它当成一种知识，否则就没有收获了。这个彗星线条的外边是未来，包括未知、未拥有；内边是已知，已拥有的一切；时间是向下，虚线内就是现在的时间断面。通过这个图，就可以把我们的心理结构、时空结构全部包括在内。实际上，我们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这个薄薄的时空断面里，永远都是这样，面对着一个过去，面对着一个未来。过去的都是已知的，已拥有的；未来的，都是未知的，未拥有的。拿我们这一百年来说，永远都是未知、未拥有大于已知、已拥有。已知、已拥有的你要去回忆才能掌握它。你必须要通过现在这个断面去接触，它是两面接触，一面接触过去，一面接触未来。我们要回忆、思考，实际上我们都是在过去中思考，但是，这个过去实际上就是未来，我在这思考过去，我不是就进入未来思考了嘛！

 

所以对过去、现在、未来的这种思考，大家想一下，你拥有的再多，就是有一百个亿了，你面对着人类的知识、财富，仍然还是个无限小。一千年以后，比尔·盖茨的财富又算什么呢？对不对？你说你是大博士、博导，全世界有多少个博士、博导呢？你又算什么？你现在当了皇帝了，但你还没有当联合国秘书长，还没有当宇宙的宙长。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的目标它是一个零，是一个固定的相。不论你怎么变，你面对未来、未知、未拥有，自己都是一个无限小；已知、已拥有的也永远都是一个无限小。你的知识等于零，是这个样子；你是一个超级博士，也还是这个样子。你是要饭的，这个图表对你管用；你是亿万富翁，仍然对你管用。而且越是进入过去，基本上就进入“无”的状态了。已拥有，时间发生以前你有什么呢？所以时间越朝前面推，它就越细，越来越细，细到无限小，乃至等于零。这个“大”，未来的空间大得不得了，这个“大”也是一个“无”。因为既然是未来，未知、未拥有，那同样是“无”。大家去感觉一下这个图表。所以知道自己愚昧的，不是愚昧；知道自己迷惑的，不是迷惑；而真正迷惑的人呢，终生不解悟。大迷的人，终生不悟；愚昧的人，终生不知道自己的愚昧无知。

 

明眼人的处世之道

 

三个人一起做事，如果中间有一个蠢人提反对意见，只占少数，而明眼人票数占多数，那事就能做成，这就是“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犹可致也，惑者少也”。如果中间有两个笨蛋提反对意见，要去做事情，就会劳而无功，为什么呢？蠢人占多数、占支配地位嘛！这也就是“二人惑则劳而不致，惑者胜也”，

 

所以庄子就感叹——“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响，不可得也。不亦悲乎！”——现在天下人全都迷惑不解，搞文化的人、包括在机关里的人的确是这个样。天下人都混在这里边，我虽然祈求“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但是，其子不合；“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却没有人来响应你，没有人来帮助你。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我们看“反右”时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会深深感到痛楚。但当时有没有明眼人呢？有。那时马寅初也好，梁漱溟也好，章伯均、罗隆基也好，当然还有相当一大批人，他们提了一些不同意见，但一提不同意见，就给打成了右派。像胡风这些，也给打成反革命，而且是万恶不赦的反革命，就死定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那一番折腾，中央刘少奇、邓小平一群人，包括那么多副总理、元帅，政治局一大群人，没有哪个扭转得过，除了毛主席就是林彪，还有一个康生和陈伯达。康生以前在政治局都没有资格嘛！康生当时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么大一个集体，毛、刘、周、朱、陈、林、邓，除了毛和林彪，政治局委员有十几个都反对，你反对也没有办法。到了现在，有些人在提倡国学，提倡传统文化，但是呼应者寥寥。有些人呼应是别有用心，想通过搞国学来炒作自己，使自己成为国学名星，马上就身家百万。包括某某昨天发的那个贴子，都是那种状态。我们怎样料理这个状态，怎样面对这个社会现象，我感觉到可悲。可悲是可悲，我们还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像屈原说的那样——“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之类的，也不去作这种悲叹。知道人世间也就是这么回事，人家昏，我不昏嘛！我们也可以和大家昏一下。为什么呢？下面这一段，也在论证前面这一段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