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下诏罪己：1 

　　就在崇祯帝不得要领地努力励精图治的时候，各地的农民暴动如火如荼，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崇祯4、5年间，主要活动在山西的农民军已经实力相当可观。当时的农民军大股武装据说有36营，总兵力达20万。各股农民军大体上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部署，但反抗朝廷的共同目标又使得他们自觉地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成为一个松散的联盟整体。因而在大的战略方向上，各股农民军常常能够共同行动，步调比较一致。36营中有几支部队后来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对抗明朝官军的主力，其中包括闯王高迎祥部、“曹操”罗汝才部、老回回马守应部和革里眼贺一龙部等，而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终于给明王朝以致命打击的则是八大王张献忠部和闯将李自成部。

　　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万历34年（1606）生，家境贫寒。有记载说，他小时候同父亲一起到四川贩枣，在内江因为把驴栓在乡绅的石坊上，驴粪弄脏了石柱。乡绅仗势对张献忠父子又骂又打，还让他们把驴粪用手捧走。张献忠当时怒而不争，暗自发誓道：“我再来这里要把你们都杀光！”他小时候读过一些书，粗通文墨，后来做过延安府的捕快。崇祯初年，陕西大乱，张献忠参加了起义军，由于作战勇敢，又机警有谋略，很快成为一路农民军的首领，自号西营八大王。到崇祯中期，张献忠所部纵横于晋、陕、豫、皖、川、楚各地，八大王张献忠已经是明朝君臣们非常熟悉的名字了。

　　李自成乳名叫黄来儿，陕西米脂人，也是生于万历34年（1606）。他出身于农民家庭，父亲早故，家境非常贫苦，幼年曾经被舍入僧寺，后来又给地主家放过羊。成年以后他在米脂县圁川驿当驿卒。崇祯2年（1629）裁减驿站经费，李自成也被裁撤，失去了生计。当时陕北大饥，李自成失业后吃不上饭，饥饿难当。一天他见到本乡士绅姓艾的公子拿着一块饼在吃，就上前讨要。那艾公子却说：“我宁可喂狗，也不能给你吃。”还把饼扔在地上用脚踩得稀烂。李自成极其愤恨，于是带领本乡一批青年投奔了“不沾泥”领导的农民军。大约从崇祯4年（1631）起，李自成所部作为一支独立的农民武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的队伍被称作“八队”，他本人则号称闯将。李自成部在农民军各部中的突出特点是纪律严明，所部令行禁止，因而虽几经挫折却能日益发展，终于成为农民起义军中实力最雄厚的一支力量。

　　崇祯6年（1633），黄河以东的农民军各部大多从山西翻越太行山进入到北直隶（大体相当于今河北省）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平原和山区。明廷调集了河南、河北、山西、陕西4省和京营的官兵3万多人对农民军进行围剿，农民军各部接连失败，几乎面临全军覆没的绝境。为了保存实力，各营农民军首领共同向官军投降。这年十一月，义军首领李自成、张妙手、闯塌天等人来到京营总兵王朴的司令部，表示愿意接受招安，说“我等都是良民，因陕西大旱，才犯了大罪。如今立誓归降朝廷，愿回故乡恢复旧业。”王朴军的监军太监杨进朝以为农民军主力全部就抚，从此就可以消弭大患，天下太平，立即向朝廷奏报，并命各军将帅在得到朝旨之前不得对农民军作战。谁知农民军是诈降，为的是争取时机。在官军停止围剿得以喘息之后，各股农民军于十一月末乘着天气寒冷黄河冰封，突然全部跨越黄河，进入到中原腹地。等官军反应过来再要追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河南自崇祯3年（1630）起连年大旱，作物歉收，米价腾贵，许多地区把草根树叶都吃光了，饿死路旁的人不计其数。但由于这里过去一直没有农民军活动，朝廷把河南当作税收的重要地区，正税之外有加派，加派之外又有积年逋赋，逋赋之外还有预征和临时科派。有人形容当时河南情形：“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河南的农民军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响应，队伍迅速扩大。加之河南省地处中原，明朝的军事力量相当薄弱，尽管崇祯帝严旨催促“河南、山西巡抚、监军亟督左良玉等部合力追击，并严饬道、府、州、县各官鼓励乡兵各自堵截防御”，农民军却如鱼入大海，在旬月之间足迹就几乎遍及河南西部各州县，搅得明廷君臣寝食不安。

　　河南是军事要冲，毗邻两京5省，河南大乱则天下难保。为了统一事权，集中各省兵力剿灭农民军，崇祯帝接受朝臣的建议，决定设立一个统管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包括今湖北、湖南）、四川军务，专责围剿农民武装的五省总督。朝臣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但崇祯帝以为三边地区同蒙古诸部相邻，责任重大，最后还是决定任用延绥巡抚陈奇瑜。崇祯7年（1634）正月，陈奇瑜加兵部右侍郎衔，出任五省总督。这是明廷设置专门司令部统一主持剿杀农民军之始。

　　这时候的农民军尚在发展初期，各部倏分倏合，力量比较分散，行军作战也是从当时的军事形势出发，基本上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并没有什么战略意图，因而才被统治者称作“流寇”。在崇祯7年（1634）数省大兵同时压境的情况下，河南的农民军又分成了几大股，向不同的方向流动，以避敌之精锐，大体上有向南、向西南和向西3个大方向。向南各股经信阳和南阳一线进入湖广，进逼襄阳、应山等府县，甚至打到了长江以南的枝江。但湖广官军防守比较严密，农民军没有攻克什么城市，不久就在官兵的压力下沿长江北岸的山区入川，一度攻下夔州府（今奉节），后来流动于川、楚、陕三省交界的崇山之中。向西南的一路经内乡、淅川进入湖广的郧阳地区，先后攻陷了6座县城。这一带情势最为危急，因而陈奇瑜率本部兵马重点在郧阳一带作战，颇有斩获。农民军被迫向西避入三省交界的群山，在汉中、川北等地流动作战。向西的一路经卢氏进入陕西的商州、洛南地区，一度也进入过汉中，攻克过洵阳等县。这一路遇到的敌人是洪承畴所部的陕军，农民军暂时无力同陕军正面对抗，就在豫、陕两省交界的商洛山区分散潜伏，等待时机。

　　总而言之，当时的农民军力量还不足以同官军正面抗衡，因而大部分转移到各省交界的山区分散隐蔽起来。官军虽然连连取胜，却没有办法彻底剿除分布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各路农民军。中原地区像是暂时平静了，但遍地的饥民是农民起义的天然基础，一待进剿的官军回营归伍，各路农民军立即就重新冒出来，搅起漫天的烽火。

　　但在这年五六月间，陈奇瑜还是得到了一次歼灭农民军部分主力的机会。当时以张献忠为首的几股农民军的联军大约4万多人在汉中府城以东的山谷地区被陈奇瑜所部包围，由于地形窄仄，很有可能被歼灭。于是张献忠等人再一次使用了受抚的计谋，向陈奇瑜提出愿受招安，解散回家务农。陈奇瑜大概对于聚歼这4万之众也没有把握，生怕张献忠作困兽之斗，一旦失败反而没法向皇帝交待，也很想先招抚这一大股农民军，再图后计。他把情况向崇祯帝汇报，说明宜于招抚，开列的各营名单计有：八大王部13000余人，蝎子块部10500余人，张妙手部9100余人，八大王又一部8300余人，共计45000余。

　　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知道，这里请求招安的张献忠等人都是半年前在河北向官军请降过的，其中张妙手还带头面见过杨进朝、王朴等官军首脑，因此这一次受抚很可能又是故伎重演，不过是为了躲过眼前之灾的一种权宜之计。但不知为什么，一向对于各种细节颇为精明的崇祯帝对于这一点却好像没有看出来。兵部也同样马虎，议论后认为招抚可行。崇祯帝也就立即批准了兵部的拟议。

　　陈奇瑜有了皇帝亲自批准，就放心招安，让各部农民军分成百人一队，由一个军校带领，从容经连云栈道出汉中盆地，传檄各部不许截击。张献忠等部果然又是在假投降，刚一脱离险境就把带队的所谓安抚官或杀或缚，接连攻克凤县和宝鸡，向甘肃地区转移。

　　这次招抚的失败引起了明朝士大夫们的极大震动。他们大多过高估计了在汉中可能取得的胜利成果，因而把由误抚而导致的丧失成果看成是极大的误国之举，甚至以为后来天下大乱国家危亡也全是由于这一次错误引起的。在传说中，他们把被困在汉中的农民军说成不仅有张献忠部，而且还有李自成部，于是得出一旦全歼就不会再有南张北李这两大巨盗的结论。他们也忽视了除了被困的4万余众之外，在4省边境地区还活跃着至少十几万其他各股农民军的事实，以为只要这次得手就能从此天下太平。他们还忘了，如果不用招抚而坚决作战，腐败怯懦的官军也未必就能取胜，类似的例子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屡见不鲜。但他们还是坚持说，陈奇瑜误抚纵寇，有大罪于国家，揭露他的罪行的劾疏不绝如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