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决心严办的惩贪大案大部分是由厂卫侦察出来密报，全部交由厂卫系统调查审理。崇祯6年（1633）七月，锦衣卫密探侦察到江西彭泽县知县张子廉买通吏科给事中曹履泰谋求升为运同，而且抓获了作为这次交易中间人的监生项珍，还搜到张子廉写给吏部郎中王三重和吏部员外郎弓省矩的请托信件。这本来是明末官场中最常见的事情，但既然被皇帝抓到了，就当成大案处理起来。崇祯帝亲自指示要认真追查，严肃处理，有关人员全部被逮捕。因为案情很简单，又没有涉及到有势力的大官僚，案子很快就了结了，几个官员都被革职，张子廉和曹履泰遣戍充军，弓省矩在狱中自杀。崇祯7年（1634）六月，东厂番役又在南京搜查到原任兰州知州李景时托河西道朱纯给南京左都御史张延登写的信件，希望张想办法给李景时安排在南京任职。事发后，朱纯、李景时等人全被逮捕。

　　对于厂卫系统侦查到的地方官员横征暴敛肆行贪污的案件，崇祯帝也一律严处。在崇祯7年（1634）先后抓获的地方官员有四川安县知县钟士章、巴州（今巴中）知州杨文明、南直隶和州（今安徽和县）同知邝毓秀、六安州同知路之泰、湖广京山县（今湖北京山县）知县李春华等一批人，后来都以贪虐的罪名充军边卫。虽然同太祖时期对贪污者剥皮实草，摆在大堂里当作标本展览相比，崇祯帝的惩处还不算太重，但在整个明代的历史上，这样集中而严厉地处理地方官员的情况却是极为少见的。

　　问题在于，崇祯帝用来作为反腐败主要工具的厂卫系统自身就极为腐败。东厂和锦衣卫从主官到吏卒爪牙没有一个不贪狠异常，不但受贿索贿，还常常有意制造冤案，趁机勒索。时人记载，崇祯中期的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每缉获到州县官员送到京城的礼单就故意把收受双方的名字泄露给当事人，然后挨家索贿，直到满意了才罢手。东厂也是同样，有一个知县送了24两银子求翰林胡守恒撰写一篇文章，被东厂侦查到，去找胡守恒索贿。胡守恒还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为了避免麻烦，还是送给东厂上下1000两银子才销了灾。见于有这种情况，可以想象，那些被揪出来的贪官污吏虽然大部分都是罪有应得，却只是贪官群体中极个别的倒霉鬼，真正神通广大的贪官们是很难受到惩治的。在崇祯帝严厉惩贪政策中得到好处的反而是贪鄙成性的厂卫特务组织。

　　尽管一次又一次地严惩，由于不得要领，崇祯帝的反贪倡廉运动没有见到丝毫成效，贪污贿赂的行为反而在不断发展。到灭亡的前夕，京城里授官索价已经高得惊人，而且明码标识，绝不还价。知县要进京作主事，任职兵部的要1000两，任职礼部的要2000两；部郎外转道员，好地方需要5000两，有一位讨价还价，只给了3000两，结果只被授了一个知府。但到那个时候，崇祯帝已无暇也无心过问这些“小事”了，只能让这腐败之风同腐朽的王朝一起覆灭。

　　选拔人才不得要领，肃贪倡廉没有成效，士风不振，百病丛生。正是面对着这种无可奈何的局面，崇祯帝才又重用起身边的太监来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在内心里一直处于深刻的矛盾状态中。

　　历朝历代的皇帝们总是倾向于把宫中的宦官看成绝对亲信和真正的自己人，尽管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宫奴太监仗势弄权最后把皇帝本人也玩弄于股掌之上，甚至直接生死废立皇帝的，大多数专制君主还是喜欢把宦官当作最容易操作也最值得依赖的一个群体。崇祯帝读过许多历史，也亲身经历过魏忠贤专权时代的惨痛，但在他自己的独裁生涯中，在对待和任用太监的问题上，却还是不能突破历来的模式。在宫中，他对宦官其实是相当严厉的，为了一些不大的过失受到杖责、监禁、罚充净军甚至处死的大小太监不计其数。被派到各地执行公务的太监如果出现失误，受到的处分也往往要比廷臣严重得多。在崇祯中后期，有一大批监军太监因负责的地方军事失利而被杀掉。

　　但这种严厉表现出的是一种主子对奴才的威风，当他同“外人”打交道而把宦官们当作自己家里的一个分子（尽管是地位极其低下的分子）的时候，他的心理感觉就大不相同了。他同朝官的关系通常很不好，互相轻蔑，甚至互相敌视。而在这种同朝官的对立中，他就很本能地把自家的奴仆当成了自己的一种资源，一个筹码，忍不住要充分利用。在17年的统治中，他曾经3次大规模招募宦官，共增加宦官1万多人，每月仅增禄米即达7万2千石，年增靴料银5万两，宦官的人数超过了前几代。拥有这样一大批宫奴，崇祯帝似乎觉得在同朝臣的明争暗斗中更有了底气，于是凡是在他同朝官关系特别恶劣的时候，总会出现太监权力膨胀的情况。

　　早在崇祯4年（1631）的秋天，他已经开始对于朝臣们的能力和品德失去信心。他最发愁的事情是辽东的敌情，陕西、河南的民暴和财政的匮乏，而在这几个方面，朝臣们不但不能为他分忧解难，而且常常对他有意欺瞒，让他连基本情况都摸不清楚。他或许是出于无奈，或许是故意想让朝臣们难堪，在这个时候决定重新起用中官监督各要害部门。

　　九月初九日，崇祯帝特命宫中太监王应朝、邓希诏等人出京监视山海关、宁远、蓟镇等处军粮以及各边防抚赏情况，实际上就是用这些太监充当各战略要塞的特派员，直接向皇帝传递情报信息。二十六日，他又任命司礼太监张彝宪监督户部、工部两部的钱粮往来，并特意为这位大太监建立衙门，称作“户工总理”。不久，他又派遣太监王坤、刘文忠、刘允中等人监视宣府、大同、山西等处兵饷。再后，则几乎每支部队都有太监监军，每处重镇都有太监镇守了。

　　由太监监军的办法，尽管在明朝也算是自古有之，但由于太监们依靠在宫中的势力，难免要营私舞弊、贿赂公行，而且事权不一，将帅被太监掣肘，也给军事行动带来许多不便，这种制度早在嘉靖年间就已经被革除，直到魏忠贤专权时才再次恢复。崇祯帝拨乱反正，全部撤销监军太监，当时是得到了一致喝彩的。但仅仅过了不到4年的时间，这种弊政却再度被恢复，而且变本加厉，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的规模，这不能不让朝臣们大为震惊。

　　在朝臣们看来，恢复太监监军、监部的制度，不仅意味着将要破坏军务、政务，而且体现出皇帝对于朝臣极大的不信任，甚至是极大的轻蔑。更为重要的是，由太监监军、监部还将大大侵夺朝臣的权力和利益。为此，朝臣们对崇祯帝的这项决定表现出空前一致的坚决反对。给事中宋可久、冯元飙等十几人交章论谏，不被理睬。南京侍郎吕维祺纠劾辅臣不能匡正天子，转弯抹角地还是批评皇帝。吏部尚书闵洪学以百僚之长的身分率领全体朝官公同上疏，反对内臣参预军政。崇祯帝为此召见群臣说：“如果你们都能殚心竭力为国效命，朕又何必用那些内臣呢？”于是一项一项逐一指责朝臣的偾事与无用。朝臣竟然也无言以对。

　　崇祯帝再次重用太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把那些每天在宫中同他生活在一起的太监们看成是自己耳目的延伸，派太监出宫办事，就是四面散布下了自己的诸多耳目。既然朝臣、边帅都已经无可信任，多派太监四处收集情报并在关键时刻代表自己处理要务，他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对于朝臣中长年积累下来的陋习弊端，似乎也只有任用太监才能克服革除。

　　果然，受命监视宣府的太监王坤到任不久就检举新任宣府巡抚马士英挪用库存饷银6000两，于是马士英立即被逮捕审问，不久被判处流放遣戍。这个表面上看来很简单也处理得很公平的贪污案却在朝官中引起许多不平。原来，根据多年来的陈规，每一个新被任命的巡抚在上任后，应该立即给京中各要害部门送上一大笔礼金，数目都是有规定的。但新任的巡抚通常并没有那么一大笔钱，于是历来都是先从库银中预支，等以后有了钱（当然也是靠受贿而来）再行补垫。也就是说，马士英的所作所为尽管不符合法规条例，却是多年来所有的人都这样做的，是符合惯例的。对于朝官们来讲，这些陈规惯例是自己应有的一种权益，不应受到破坏，不然的话，皇家所给的那点微薄以极的俸禄连糊口尚且不够，更不要说置家业，立恒产了。但崇祯皇帝却不想考虑朝臣们置业立产的事情，他只是痛恨朝臣们的舞弊和贪黩。王坤之类的无情检举可谓正中崇祯帝的下怀，更使他以为只有内臣才能决绝情面，剔除积弊，也只有利用内臣才能对腐败的官场进行彻底整顿。

　　在这样的背景下，太监们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身为户、工两部总理的司礼太监张彝宪俨然是钦差大臣，在户、工两部颐使气指，把尚书、侍郎全不看在眼里，还命各司郎中以下官员都要来拜谒。工部侍郎高鸿图不愿身居于太监之下，上疏抗议说：“臣部有公署，中间是尚书之座，两旁是侍郎之座，这是国之大体；而今内臣张彝宪奉命总理二部，位在尚书、侍郎之上，这是有辱朝廷，亵渎国体。臣为侍郎，是尚书的副手而非内臣的副手，为了国之大体，臣不能不慎重其事。” 崇祯帝对高鸿图的抗议置之不理，高鸿图于是接连7次请求辞职，崇祯帝被惹火了，一怒将他削籍为民。此外，工部主事金铉与同仁相约不要私行拜谒，惹恼了张彝宪，也被纠劾免职。工部尚书周士朴由于不愿配合张彝宪工作，有旨诘问，在崇祯7年（1634）也罢官削籍而去。其他如南京御史李曰辅、礼部主事周镳等都以攻劾张彝宪被罢职，工部管盔甲主事孙肇兴为了攻击张彝宪误国还被治罪遣戍，给事中庄鳌献请求撤回内臣监军，被下狱治罪。

　　朝臣们同太监斗争动辄得咎。太监们更为嚣张起来，甚至有点忘乎所以了。监视宣府太监王坤上任后先是弹劾倒了巡抚马士英，接着弹劾倒了巡按御史胡良机，进而参预朝中大事，上疏弹劾起朝中大员，甚至直接导致了内阁首辅周延儒的下台。普通的文武官员深受宦官欺压，更为不堪。崇祯6年（1633）七月，总兵官张应昌率军到晋南围剿农民军，军中的监军太监阎思印趁机大肆向地方索贿，汾阳知县费甲鏸因为满足不了这位大太监的要求，百般无奈，竟然投井自杀。各地被出京的太监挟制凌辱的官员怨声载道，朝中官员们反对太监监军干政的呼声也从没有断绝。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