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灭的火》（１）

吴高兴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全国各地笼罩着一片红色恐怖的气氛，台州地区也不例外。台州供销学校“六七”游行以后，小小的台州府城满城风雨，到处流传着我被抓的消息，这正如鲁迅所说，“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好几次，我来到学校，老师们一见面，很有些惊讶：“咦，你还在呀？外面都说你被抓进去了。”连我的一些三天两头见面的老同学、老朋友，也听到了传言，有声有色的，也不由得不信。有一天晚上，有个老同学特地来到我家，看看我是否真的被抓了。他对我说，下午别人告诉他，“吴高兴被抓进去了”，他对别人说，“刚刚昨天晚上我还在吴高兴家玩，他还在家好好的”，但别人告诉他，“就是今天被抓的”，这一下他不得不信了。

我的亲属更加人心惶惶。老母亲在乡下也听到了传言，跑了二十几里路到城里，看见了我，眼泪汪汪的，但总算是放心了。母亲告诉我，赶路时，差点撞到了一辆拖拉机上，还好，老天爷有眼，拖拉机一个急转弯避过去了。我的岳父是城里的退休职工，当然也听到了传言，他三翻几次到我家训斥我，说我六月七号那天不该头脑发热，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并且要我到台州地委“认个错”，否则他们可能真的会抓我。

岳父的劝告我是认真考虑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的公安部门的《通告》，我也多次逐句逐字地咀嚼过——那些“非法组织”的头头和有“犯罪行为”的人，必须限期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否则将严惩不贷”。可是，我不是“非法组织”的头头——临海这个小城根本就没有出现过“高自联”、“工自联”之类的群众组织。我也没有什么“犯罪行为”，仅仅在六月七日那天晚上发动了台州供销学校师生的游行示威，这游行示威虽然发生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发表以后，违背了中央的禁令，可毕竟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行呀。我为游行队伍拟定的口号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人权万岁！”“声援北京！”“还我战友，还我同胞！”“停止流血！”……这些总不构成犯罪吧？何况，口号中还有“共产党万岁！万万岁！”（以后在杭州临平省四监与全省各地“六四”政治犯一起服刑，有一次谈起此事，王东海曾开玩笑说：“共产党知道你吴高兴狡猾——你喊‘共产党万岁’判两年，我不喊‘共产党万岁’也只有两年！”——这是后话。）这更加说明游行并不具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而“反党反社会主义”才是应该受到惩办的犯罪行为——这是我当时的认识。

至于认错，我一直有个信念：“八九”民运是历史上极其辉煌的一幕，我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是自己这一生历史上最辉煌的壮举——这个信念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动摇过。不过，我们中国人的是非标准也有我们中国自己的特色——凡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就是正确的，即使以后中央领导人换了，说原来那一套错了，责任也是原来的中央领导人的；否则，违背了中央的指示，那肯定错了，轻则写检讨，“转变思想”，重则记过、开除，甚至坐牢。多年以来，我自然也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也确实有错可认。但是，游行示威的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我现在主动去检讨认错，这无异于“投案自首”，今后又如何做人呢？——“这种事情我坚决不干！”我打定了主意。

六月七日那天晚上，为了发动台州供销学校的师生游行示威，我动员了语文教研室主任阎定山老师，两人一起到地处临海市南郊章家溪的学校召开演讲大会。演讲大会放在学校的露天操场上，全校学生和住校的青年教师几乎全部到会了。我首先向与会的师生表明，从现在开始，我今晚的讲话是主动录音的，这是为了表示负责。然后，我向这些处地偏僻、消息比较闭塞的中专生和青年教师介绍了北京戒严以来的局势，以及发生在六月四日凌晨的屠杀惨案，呼吁大家上街游行抗议。我慷慨激昂地大约讲了四十分钟，讲话不断地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会场自始至终群情激动，那场面回想起来，至今还是激动不已。我讲完以后，阎老师也讲了二十分钟左右，他的演讲同样激动人心，同样引起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阎定山是语文教师，讲起话来比我冲动得多了，我在讲话中还有意识地回避了一些当局忌讳的词句，但他不，他由着自己的性子讲，这一点给他事后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压力。

仅仅过了一天，六月九日晚上，阎定山满怀忧虑地来到我家，提出还是把录音带销掉为好。我说，当时我们自己录的音，公开声明以示负责，现在又销掉，如何向舆论交待呢？阎定山说，为了保护自己，这也顾不得了。我感到也有道理，但想起演讲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和雷鸣般的掌声，总不愿意把录音带销掉。何况，录音带保存下来，只要不交上去，当局也没有办法。如果销毁了，万一人家添油加醋冤枉我们，那就说不清楚了。但是，阎定山坚持一定要销毁。两人经过商议，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将原版带中的全部内容翻录两份，一份秘密保存下来，另一份仅仅抹去阎定山的讲话而留下我的讲话，准备万一被人诬陷，迫不得已时上交；最后将原版带中的内容全部抹掉，准备上交当局，表明磁带确实已经抹掉。第二天，六月十日，我找到一起参与“六七”活动的台州电业局职工陈ＸＸ，请他按照我的要求处理了录音带。

我总感到“六七”演讲是我们两人在八九民运这一重大历史关头的纪录，坚信总有重见天光的时候。可惜，那份秘密保存下来的磁带，我在被捕前夕交给了最可靠的朋友许向东（雄兴）保管，等我服刑两年期满出狱以后，向东已经因为开咖啡馆价格太高多次与顾客发生摩擦的事情入狱，按照法律法规，许向东那么一点事情最多判个治安拘留也就够了，但由于他得罪了地、县两级的权势集团，竟然在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被枪决了！（关于这件事情，我将专文记述）从此那版录音带也就不知去向了。至于已经抹掉阎定山的讲话而仅仅保留我的讲话内容的那一份，被捕以后我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它交上去了——这也是后话。

当局的“清查”运动象狼一样接踵而至。六月十日，我刚刚按计划处理好录音带，傍晚，台州供销学校的校长就差遣校办主任到我家要录音带了。主任虽然向来思想僵化，并且不怕得罪人，但对我有点怕，他嗫嗫嚅嚅地向我表明了要录音带的意思，我本来想训斥他：“你要录音带干什么？没有！”但想想上门要录音带这种公开为虎作伥的事情人家不愿意来，只有他不得不来，也难为他了，于是我温和地说：“录音带已经抹掉了。”主任无可奈何地苦着脸说，声音抹掉了，磁带总还在，请我就把抹掉的录音带交给他，让他到校长那边好交差，并且希望我自己向校长说清楚。六月十一日上午，我到学校对校长说，录音带已经洗掉了，“根”已经交给校办主任了。校长也无可奈何，沉默了一会儿，他冷笑着说：“你反正风风雨雨那么多年过来了——那就写个回忆稿吧，把演讲的内容重新写出来。”我知道，校长说的“风风雨雨”，指的是我在文革中的经历。我是台州中学（临海一中）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当地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之一，有名的“黑笔杆”，坐过对立派的土牢，写过一次又一次的“交代”，挨过一次又一次的批判，确实是风风雨雨，经历不少。

遵照校长的嘱咐，我回家写了一份回忆稿——当然经过“加工”，尽可能使内容变得平淡。例如，我在演讲中提到，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戒严部队如何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三十八军又如何拒绝执行命令，坚决站到了人民一边……这些话都被我删掉了。学校当局当然不会那么傻，就此善甘罢休。他们同时使出了两个绝招：一是抛出了一份据说是当时的记录稿，声称有人当场作了记录；二是全校动员，要求当时在场听讲的师生共同回忆，你凑一点，我凑一点，把演讲的内容重新凑出来。这无异是“打一场人民战争”了，我这“过街老鼠”还往哪儿跑呢？那份所谓当场记录稿，学校当局给我看了，要我签字。我一看，内容竟然几乎一字不漏，可见确实有人当场做了记录，而且做记录的人相当专业。

不过，“记录者”也在适当的地方添上了小小的但当时在一般人看来是致命的一笔，内容是：“……据说邓小平已经死了……”我在演讲中确实没有说过这个话，这真是冤哉枉也——现在回想起来，毕竟校长老谋深算，这大概是他们的激将法——迫使我把录音带交出来以作为铁证，因为光凭暗中作的记录稿恐怕证据显得不够充分，我还可以争辩。但是，我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我大笔一挥，把那些凡是我认为可以“上纲上线”的话全部划掉，再添上一些不着边际的内容，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天气一天比一天燥热，“清查”运动也在不断地升温。“高自联”头头周锋锁被他姐姐和姐夫扭送公安机关、肖彬在大连被抓，很快被判刑十年……看到电视上的这些镜头，令人不寒而栗。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学校当局对我们“六七”游行的处理也日见咄咄逼人。学校成立了清查清理办公室，专门调查参与“六七”游行的人和事。教职工以科室和教研室为单位，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全校开展大揭发，大批判，针对“六七”游行，人人表态过关。我是政治教研室主任，当时还没有撤消职务，政治教研室的讨论名义上还是由我主持。虽然我一再强调，希望大家不要顾忌我的面子，对我展开大胆的揭发和批判，但老师们平时跟我交情很深，有的甚至和“六七”活动有瓜葛，当着我的面，他们表态嗫嗫嚅嚅的，真是难为他们了。讨论会开了好几天，有两个青年教师还是不好意思说“六四”游行是“声援反革命暴乱”。据说语文教研室同样如此，原因也是由于阎定山当教研室主任，而且有的老师是参与“六四”游行的骨干分子。

七月上旬，临近放暑假了。校长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宣布：扣发吴高兴、阎定山等发动和带头游行的几位教师半年奖金，其他有关教师分别扣发两到三个月的奖金不等。同时，学生参与“六七”游行的，凡属骨干分子，一律扣发奖学金；至于那些随大流，跟跟队的学生，要求说清楚，思想上划清界限就可以过关。事后我还得知，毕业班中有些曾积极参与“六七”游行的学生隐瞒下来了，分配到比较好的工作单位，以后被人揭发，又被拉下来了。七月十二日，校长又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宣布：解聘吴高兴、阎定山的讲师职务。对于我这个教了十七书的穷秀才来说，在没有被捕以前，这是最沉重的打击了——敲了饭碗，全家五口人靠什么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