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克亮
今年年初，美国《时代》周刊评出2009年度人物，第二名是一个群体——中国工人，入选理由是，中国经济能够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快速发展，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背井离乡、勤劳朴实的中国工人。
或许是为了给这番光鲜说辞背后不足为外人道的复杂况味做注解和讽喻，深圳富士康公司中那些“背井离乡、勤劳朴实的中国工人”在短短四个月之内连续有十人跳楼自杀，造成八死两伤。
有心理学家称，“2008年，中国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言下之意是，富士康员工如此密集的“十连跳”在中国实属正常。对此，已有网友敏锐地指出，这种说法只看单个统计量，不顾数据的变化和分布情况，不顾其他方面的指标。要剖析此现象，至少还必须考虑自杀率变化的速度（短时间内连发）和来源（都来自富士康）。
由此可见，“十连跳”暴露出富士康在内部管理和企业文化诸方面存在问题应该是不容搪塞和置疑的。民间“富士康网友观察团”发布的报告称，富士康既有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准时支付工资报酬、购买保险等正规的一面，又存在工资偏低、超时加班、管理方法粗暴等问题。
事实上，早在四年前，就有媒体报道了深圳富士康工厂“普遍存在超时加班”现象，并用了“机器罚你站12小时”的标题。记者和相关两新闻人迅速接到了中国新闻史上向记者索赔标的最高的起诉，分别是3000万、2000万和1000万元。后来案件虽然以富士康主动撤诉了结，但亦说明了今日之富士康事件有前鉴可寻。
富士康事件直接关乎企业社会责任。众所周知，企业社会责任首先意味着企业有善待员工的责任和义务，其次意味着企业还有回报社会和族群、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等责任。中国古人尝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果一个企业连自己的员工都不能善待和尊重，却对各类作秀式的慈善募捐或公益活动孜孜以求，则该企业很可能是热衷于沽名钓誉者，而非诚信之辈。
话及富士康，许多人会将其与所谓“血汗工厂”联系在一起，而言及“血汗工厂”，则让人不得不想起马克思的那句经典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愤激于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马克思提出了他一生所追求的未来社会的理想目标：消除异化，解放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人类，每个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明确表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恩的论断虽然是就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时期资本积累的“血腥”和“肮脏”而言，但其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转型却也不乏警示意义。不可否认，中国近三十年伟大的改革开放历程创造了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的辉煌成就，但是，正如人们早已指出的，中国的迅猛发展存在着劳动力过于廉价、资源能源消耗过大、环境破坏加剧等问题，鉴于此，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今年以来更是全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
笔者以为，富士康事件的出现既与其类似福特主义和泰勒制的“科学管理”有关，更与其企业社会责任践履不到位有关，同时，也有着中国大变革大转型时期的社会性根源。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自杀论》一书中就阐述道，社会环境与自杀有着密切的关系，包括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动荡、改朝换代、工作变迁、生活变化等社会因素，某种程度上自杀是社会的产物、为社会事实所决定。他还指出，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希望。
如果把最近发生的赵作海案件、校园血案与富士康事件等影响重大的社会事件联系起来看，正好佐证了涂尔干100多年前的先见之明。其中的逻辑链条应该是，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不公正（尤其是作为社会正义最后守护神的司法不公）必然导致社会失范，而社会失范则会引发连锁效应。
由此可以得出规避或减少富士康事件的基本思路：一方面，鼎立公正的社会规则，以消弭群体的义愤，规避极端事件发生；另一方面，充分尊重信仰和宗教自由，用道德的雨露滋润某些特殊个体绝望和无所皈依的心灵，避免其铤而走险，踏上不归之路。
宗教不是笔者有能力在这里讨论的，兹就在当下如何建立更为公正的社会规则略陈浅见：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让城乡人口自由双向流动就业，给国民以普适的公民待遇；打破官家和国企垄断一切能赚大钱的领域的局面，大力拓展民间投资兴业的渠道；无分城乡，向全体国民平等开放所有就业领域、岗位；建立平等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笔者以为，上述种种方是减少甚至规避富士康等事件的治本之策。
(5月25日中国经济时报一版“时报时评”)
中国经济新闻网 http://www.jjxww.com/html/show.aspx?id=167766&cid=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