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党、大国民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智慧


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 ] 新中国,建国60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处于整体转型期,加上世界金融危机的特殊情况,国际与国内矛盾集中凸显。面对这一现实,作为一个大国的大党、大国民,需要有大视野、大胸怀与大智慧,在冷静、理性思考基础上,正确处理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深层矛盾和问题。本文从国家硬实力、软实力和社会矛盾三个角度切入,谈了个人的观点与思考。
[关键词]硬实力 软实力  社会矛盾
 
 
中国,是人类唯一有着5000年绵延不断文明史的古国。世界人口第一,全球经济、国土面积第三的现代国家。领导这个国家的是,有党员人数7600万,党的基层组织逾370万个(2009年7月1日中组部统计)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
 
在中共建立新中国60年前后,2008年8月,在北京举办了人类第二十九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10年5月开始,正在上海举办第41届世界博览会,2010年11月12日至27日,中国继1990年北京亚运会后第二次将在广州举办第16届亚洲运动会。这三大盛会,标志着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受到的屈辱与歧视史的结束,展开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平等开创人类未来的新篇章。
 
为此,笔者,有以下三点思考.
 
一、大国要有大视野
前几年,中国社会流行有一句形容农村个别边远落后山村的笑话:“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照明,基本靠油;耕地,基本靠牛;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这几句笑谈,今天的人们听起来十分好笑。其实,这就是我30年前在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回想起来,如再让我回到那种条件下生活,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
 
再往前看,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全人类都是在“交通,基本靠走……”的状态下生活。现代生活方式,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结果。人类生活的真正进步,仅仅是近200多年的事情。德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库辛斯基在《论工业革命问题》一书中提到,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止时间是18世纪60年代到1830年左右;法国是从1789年到1849年;美国是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末;德国是整整一个19世纪;俄国则是直到1917年工业革命还没有结束。
 
1769年,詹姆斯·瓦特根据前人的成果,成功发明了单向蒸汽机。标志着内燃机的产生带来了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是英帝国近两个世纪的辉煌。
 
1888年,南斯拉夫裔美国人,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动机;1879年10月21日,爱迪生用碳化的卷绕棉线作为灯丝,成功制作出世界上第一个电灯泡。标着电的发现走向人造电、走向生活应用,带来了人类第二次工业革命,造就了美国的崛起。
 
美国,又因半导体微电子技术,引起人类第三次工业革命(阿尔文·托夫勒称其为第三次浪潮),把人类社会带入信息化时代,成就了美利坚国超前繁荣。
 
整个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因为内燃机(机械的)、电机电器(电动的)、微电子(智能的)三大技术系统的发明与创造,才带来了人类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任何人,不可能知道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什么?它将发生在何地?
 
笔者的思考是:中国铁道部,能把法、日两国的高速铁路技术,拿来再创造,成功地造就了世界第一速度的高速铁路技术系统,为什么就不能把机械的、电动的、智能的等现有科学技术系统,再集成,再创造,产生更新、更高的技术呢?袁隆平能培养出杂交水稻,中国人能否在更多的科技领域“杂交”出改变世界的新科技?很难,但有可能。
 
世界上,任何大国的眼光必须远大,视野必须开扩,抓住国力增强的本质要素不放。即硬实力的本源,不是GDP,第一位是技术创造、科学发明与发现;第二位是大量具有高技能劳动者;第三位是国民的身体健康。现代技术创造、科学发明与发现,以及高技能劳动者,要靠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来培养,造就出具有创造力的人、高技能劳动能力的人,不是公务员。国民的健康,尤其是青壮年劳动者的身体与心理健康,就是社会生产力和国力。
 
中国要改变“重物质生产、私人产品的投资”、“轻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投资”的意识,从本源上提高国家硬实力。
 
二、大党要有大胸怀
20 世纪90 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
 
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
 
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力与国际关系的看法。
 
软实力主要包括内容有:1、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2、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3、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4、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5、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6、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7、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官方推崇的文化思想中,对人类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有三种:
 
一是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思想,创始人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之一,也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儒家思想,在中国存在几千年,至今,仍然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失。不仅如此,对东南亚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二是欧洲民主法治思想文化。卢梭的人权思想、孟德斯鸠的政治法学思想、斯密的经济思想。它们深化了亚里士多德等古代文化思想,共同开创了欧洲的现代政体思想、民主共和、人民主权、市场经济等文化思想,对工业社会和整个现代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以其强大的思想力、吸引力影响着全世界、全人类。
 
三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它是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为主要思想源泉的共产主义思想文化。马克思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既不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也不是将唯物主义运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而是指出了解决人类社会矛盾的问题在于解决人们的经济矛盾问题,并提供了两条路径:一是直接改变社会现状,即重新进行社会分配。二是通过对经济社会矛盾的分析,来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它从19世纪开始对人类的思想认识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主体思想文化,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文化。上述三种有巨大影响的三种思想文化,各有其优点。其中,马克思主义重在打破旧世界的理论建设;欧洲民主法治思想文化测重于社会管理的理论建设;中国儒家思想文化重视社会和谐的理论建设。
 
影响人类社会历史的思想文化另一主体是宗教。
 
宗教文化,是被人类历史封闭保存最完整的人类早期文化。它既是一种特定形态的思想信仰,同时又是人类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包容丰富的文化内涵。现在,世界上主要是三大宗教。
 
一是亚洲的佛教。佛教由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所创,他的名字是悉达多,姓是乔达摩。因为他属于释迦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
 
“佛”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
 
佛教,东汉时自西向东传入中国。中国有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佛教、道教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极为密切。佛教在东汉时期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后,逐步与中国原有的道教和儒家文化互相接触、交流、碰撞、包容、吸收、融合,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等社会学领域,乃至医学、化学、天文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社会历史价值。可以讲,中华民族如果离开了佛教和道教,就没有完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至于离开了佛教和道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都会受到极大限制。同时佛教还是我国藏族、蒙族、傣族等二十几个兄弟民族的主体文化,如果离开了佛教,也就没有这些众多兄弟民族本民族的历史文化。
 
二是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是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又称伊斯俩目,指顺从和信仰宇宙独一的最高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7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由麦加人穆罕默德(约570~632)所复兴。到2009年底,世界人口约68亿人口中,穆斯林总人数是15.7亿,分布在204个国家的地区,占全世界人口23%。
 
阿拉伯半岛原来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自从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以后,阿拉伯人才有了自己的文化,阿拉伯人从此成为一个坚强的民族。《古兰经》既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又是阿拉伯文化的典范,在阿拉伯语言文学史上占有最高的地位。凭着伊斯兰教文化,在百年之中,阿拉伯人从亚非欧三洲,把长期被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所奴役的人民解放出来,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阿拉伯文化,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在传播伊斯兰教经典的过程中,创造了阿拉伯文字学、文法学、修辞学、圣训学、教律学、法理学、教义学等,写出了许多记载穆罕默德的遗训,民间歌谣,传统故事和文学作品。由此可见,阿拉伯文化及语言文学,都是以伊斯兰教为中心、为渊源创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说,没有伊斯兰教,没有《古兰经》,就没有阿拉伯文化,就没有一个坚强的阿拉伯民族。
 
三是欧洲的基督教。基督教,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一神论宗教。现在全球共有15亿至21亿的人信仰基督教,占世界总人口25%-30%。最早期的基督教只有一个教会,但在基督教的历史进程中却分化为许多派别,主要有天主教(中文也可译为公教、罗马公教)、东正教、新教(中文又常称为基督教,又俗称“耶稣教”)三大派别,以及其他一些影响较小的派别。
 
基督教对欧美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离开了基督教文化,也就没有欧洲文化和西方文明。西方文化传统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得以整合的,它上承希腊哲学,下启近、现代哲学,包含了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希伯莱宗教的精神、以及罗马人的法治观念。中世纪欧洲以基督教文化为主体,在哲学上,对信仰与理性、传统和自主、理智的统一性、灵魂的不朽性、上帝的存在和世界的永恒性、国家的自然律、逻辑和语言、德性和激情、形而上学的观念等进行深入探讨与整合,从而形成了西方的文化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了解基督教文化,才能了解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渊源。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经过中世纪数百年的、在无边无际的泥潭中彷徨之后,才逐渐出现了近代科学的萌芽。如果没有“准科学”时代的愚拙而执拗地反复进行蒸馏和沉淀,大概就不会悟出那些卓越的实验方法的奥秘,也就不可能育成坚韧的科学精神[1]。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创造了近、现代西方世界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宗教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渊源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人类存在“两类六种”主体思想文化,共同影响着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地球上的人类之间的区别,不是肤色、语言和性别,而是文化的区别。
 
在信息化、“地球村”的现代社会,任何国家和地区,没有能力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区隔开来,也不可能屏蔽不同文化思想,尤其是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思想,借助高速、大量、即时的信息广泛传播,人们按各自的偏好接收与沉淀,人类文化思想大融合的大趋势势不可挡。
 
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其软实力不是来自他的历史文化魅力,而是来自其民主、自由、法治的政治体制的吸引力和他的文化融合力。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从制度上限制、禁止(除法律明确禁止之外)任何人的信仰与信息的选择。另一方面,要以世界大党的宽扩宏大的胸怀,以“融合”为先,不以“排斥”打头,以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来拥抱人类文明大融合的21世纪,吸取人类创造的文化思想精华,即时借鉴、改造、更新、升级中国的现代世界观、价值观。
 
国与国、党与党、民与民之间,也要有比、学、赶、帮、超的和谐竞争精神,人类才能持续进步与发展。
 
三、大国民要有大智慧
21世纪开始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前苏联在20世纪解体,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大部分遗产包括政治遗产。欧盟、美国、日本是世界上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都处于强势地位。
 
“金砖四国”(来源于英文BRICs 一词的谐音,意指“砖头”,是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英文国名开头字母的组合),有希望在几十年内取代七国集团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家。巴西被称为“世界原料基地”;俄罗斯被称为“世界加油站”;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金砖四国”国土面积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6%,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4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06年至2008年,四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7%。随着四国经济快速增长,其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21世纪的中国,是发展的关键期,非常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如果社会动荡不定,发展必然停滞,现代化建设目标实现的时间就会推迟。目前,呈现的态势是发展中的和平、稳定环境需求与国际挤压、国内问题集中之间的矛盾。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问题复杂、多变。如:2010年3月23日—5月12日,两个月内,连续发生六起凶犯屠杀儿童事件;深圳富士康公司,2010年1月23日—5月21日,连续十起员工跳楼事件;新疆、西藏在国外的分裂等势力,时刻窥伺国内局势变化等等。这些现象的深层矛盾是什么?我们决不能不能讳疾忌医。
 
其实,中国的问题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经济的(经济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社会问题)。
 
政治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体面劳动、活的尊严等理论、观点,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社会管理现实不对称、不匹配、不相符的矛盾。二是中国大陆社会主流意识、党的宗旨与社会自然形成的经济利益集团、少数政治利益集团与分裂组织之间的矛盾。三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海岛、海洋权益矛盾。这三大矛盾,都是21世纪初的中国,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其中,有的问题,实际上我们长期都是“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2]”。
 
经济问题,主要是经济差别越来大,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矛盾,可能会引发社会问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可能导致社会动乱。其理由有[3]
 
其一、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
其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
其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
其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以上四大失衡导致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仅0.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极为悬殊。
 
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的四大失衡,导致我国内需拉力不足,被迫严重依赖国外的消费和市场。很多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购买力增强,消费开支逐年提升,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发达国家消费开支占GDP的比重达60%至75%。而我国消费开支占GDP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1985年的52%下降到2008年的35.3%。
 
贫富差距巨大不仅带来内需和消费不振,带来经济风险,还会造成普通大众的严重不满和社会秩序的震荡不稳,急需采取措施从根源施治。
 
如何根治中国社会存在政治与经济矛盾,一个大国的政党和国民要有大智慧。矛盾对立的双方都需要冷静、理性思考,任何一方都不得执拗、固执坚守,需要双方的妥协与让步。
 
大智慧,不是小聪明,更不是权谋和技巧。大智慧是指辩证分析问题的真实本源,系统、科学地从本质上找到稳妥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方案。而不是“像和面一样,稀了加粉,干了加水”,把“面团”越和越大。我国的反腐败、打黑除恶、司法不公、维稳、上访、高校行政化、医药回扣等问题,就是没有釜底抽薪,只做表面文章,反而把问题越搞越复杂,越来越难办。如近几年突发事件频出,全国各级财政不惜代价的“维稳”,其支出大幅度上升,据凤凰资讯台5月20日22时“总编辑时间”吕宁思说:“总额已接近国防费用总额。”又如:高校行政化问题,许多人认为是高校行政级别带来的,其实,高校的行政级别是高校与社会交往、对接的行政资源,高校行政化,事实上是高校非教师、非教育家、非教育思维方式的人垄断了高校决策权所带来的。
 
人民内部矛盾,一般都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用人民币解决不了的中华民族内部矛盾,需要从社会思想文化、政策调整、立法修法、公平正义、开诚布公、阳光操作、民主协商等方法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宽扩的胸怀、又要有高超的智慧,否则,很难化解已经存在多年的矛盾和问题。
 
外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海岛、海洋权益矛盾,既不恃强,也不凌弱,平等睦邻。首先,需要中华民族内部统一意志。其次,再也不能用处理正常国家关系的“韬光养晦”政策对待主权纷争,正视过去“留给子孙后代解决”的良好愿望,给对方留下“先下手为强”为自己留下了“后下手为弱”的苦果。再次,需要立法的,就用立法形式确定解决争端的原则;可以通过外交谈判、协商一致、公平合理解决问题的,也要通过正式国书的形式通知对方国家政府,表示我方意愿。最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争端可以搁置,但双方不得采取任何单方面措施和行动,已经事实采取措施或行动了的,要通过国家正式文书形式加以否决,并以《白皮书》形式,向世界表明我国的严正立场,并要求对方承担责任。同时,国防军事机关,执法机关,对国家主权,法律尊严,领土、领海、领空权益等,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肩负13亿人民的重托,需要日常巡逻、巡防、巡航的,必须履行义务和职责。
 
结语: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是前进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其基本状态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的缺限靠政府弥补,即政府调节;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也有政府的缺限,政府的缺限靠法律来弥补。中国的问题是政府的缺限政府不承认,政府的缺限没有法律规范制约,没机制弥补其缺限。这就是中国制度的缺失所在。
 
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没有及时启动,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前进步伐,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相对落后,社会管理制度滞后,阻碍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变革,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
 
 
                                                                                    2010522
                                                  
参考文献
[1](日)汤浅光朝,科学文化史年表(中译本)[M],科普出版社,1984 年版,P34-35.
[2] 宋·周敦颐《周子通书·过》,典故,《扁鹊见蔡桓公》,选自《韩非子·喻老》.
[3] 丛亚平、李长久,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可能导致社会动乱[N],经济参考报,2010521.
                                                   
作者简介
柴福洪, , (19575--), 湖北蕲春人, 经济学硕士,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高职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E---mail [email protected].
联系方式:电话:0713-8348688 传真:0713-834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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