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行政化体制背景下，教育资源的配置完全官本位化。当官就能成为各领域的首席专家，就能成为各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就能获得各种经费的资助，就能获得各种评奖的提名。如果你自己不争取没有关系，自然会有下面的人员帮你办好这一切。周宪的事例在现在的大学体制下再自然不过了，无非是有人举报，包不住了，才在网上流传了。

    当官就可以通吃学术，中国人已经不太在意学术到底是干什么的了，学术已经成了吃饭的家伙。学术的真实价值-质疑批判、超前探索、自主创新、社会良知已经不再被重视，学术获得的个人及小集团的物质利益和个人与小集团的精神利益已经被提到首要地位。

    我们不要更多地批评周宪，因为据说周宪本人也是一个努力的人。我们也不要执意地去查有多少周宪式的例子，查也查不过来。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如何改变这种学术生态。

  第一让高校组织从纵向改为横向，需要切实解决教育的自上而下的等级体制：行政等级为特点的管理组织，从管理者的行为方式，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和等级服从，为了管理的规范和稳定，以常规型的认知水平为基准，加上权利拥有者的权利自私和权利自负，容易以自己的静态知识存量作为知识管理的基准，常规型知识在行政等级的管理系统中肯定成为主流，而超常型知识则被边缘化。从被管理者的行为方式看，为了在等级体制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体制内个人不得已把自己的知识存量和增量调整为符合常规型知识的预设框架，那些不在领导视线之内的超常型知识，尤其是超常型默示知识就可能被压抑和消减，自生自灭。即便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并容忍超常型默示知识，也由于其层层叠叠的等级决策结构，而使超常型默示知识的认可过程变得滞后和僵化。所以建立超常型默示知识的制度，尊重解决专家、学者的知识。需要变自上而下的高等教育管理为教学科研共同体的自治管理。

第二是让学术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生长：中国的国家级学术机构，学术评价机构，学术领导机构，往往在封闭状态下产生，几年，甚至几十年还是这些人。垄断现象非常严重，学术和经济一样，只要垄断就没有生命力，变成了圈内人之间的礼尚往来。

第三是让学者真正能参与治理学校。在教育行政化体制下，不当官的学者成了雇员，被行政考核指挥棒指挥，不要说参与学校管理，就是考核也被搞得自顾不暇，如果再敢于提意见，对不起，成了领导不待见的边缘人物，保不齐什么时候小鞋就穿上了，所以目前大家都学会了沉默，听话。其实，现在的知识分子比农民听话多了。真好管。

如果学术在中国信用不在，那将是比经济增长效率低下更致命的问题。中国的复兴、强盛、尊严都谈不上，充其量是被人瞧不起的暴发户。为了国家的未来，让我们正视并思考这一严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