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社会悲剧连连，引发媒体究竟该不该报导、以及如何报导的讨论。

　　

　　根据社会学的原理，社会大众的确有“模仿”心态，因此在很多年以前，在台湾曾经风行的“完全自杀手册”，就引起许多青少年争相模仿自杀。而烧炭自杀也曾经是香港流行的一种自杀方式，而这个也在台湾引发效应。

　　

　　一般媒体并无“分级制度”，就算分级，年龄也不能保证心智成熟度。台湾曾经有段时间到处发生银行抢案，电话诈骗也因为媒体报导而发生“跟风”，甚至有改进版本。又例如早年大陆偷渡客偷渡上岸，台湾警察临检会问的问题，经过媒体报导之后，人蛇集团就以此为范本，要求偷渡客详背，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后来台湾警方也懂得随机或是新闻热点不照牌理出牌，也能让偷渡客露出马脚。

　　

　　说这么多，不表示我认同此类新闻不应报导，而在于“该怎么报”，这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重点。

　　

　　一个社会案件的报导，我认为更多的目的在于“吓阻”，也就是说透过新闻媒体的报导让有心为恶者打消念头，这应是新闻媒体在报导时应该做为最优先的思考。另外对于嫌犯仍未落网者，也可透过新闻媒体，提醒大家注意。例如，台湾就常常看见有关捷运色狼、强奸案、摩托车抢案等的嫌犯照片公布，另外还有常见的诈骗手法等。而这样也可帮助一般民众随时提高警惕，而不至于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落入陷阱。

　　

　　然而这就面临一个问题，翔实的报导犯罪过程，固然有提醒大众的目的，但也可能因此引起歹徒的“有样学样”，二者该如何取决？

　　

　　首先，有一个观念要厘清，社会案件的血腥、暴力、甚至奸巧，通常很具“戏剧性”，所以引起关注度较高，这会为媒体带来较高的关注。因此媒体本身自己要将心态摆正，不应以图片、画面来吸引受众的瞩目。然而报导与渲染这条分界线，无法制定规则，只能依靠媒体人的自由心证，以及社会大众锐利的判断了。更多当然还是媒体自身的良心与道德。

　　

　　因此，在媒体不以渲染社会案件赚取关注的大前提下，我认为，对于社会案件应予报导。在歹徒仿效、社会群体无意识模仿与提醒民众免于受害、吓阻有意犯罪者上，两害相权取其轻，肯定是要以“防患未然”为主。因为所谓的歹徒仿效毕竟还是少数，况且真的想犯罪，就算不以社会案件为模仿，总也能想出一套方法来犯罪。但如果不让社会大众知道可能有怎样的犯罪可能性，民众如何提起防备心呢？

　　

　　但我反对散播受害者的照片，尤其是血腥、悲惨的。无论是以激起同情心、或是愤慨心，都不是理由。因为能同情或是能愤慨都不差一张图来激起。况且受害者有其尊严，谁都不希望自己或是自己的好友家人在形容枯搞、肢体残破的状态下，被公诸于世。况且要找到公理正义，我相信其本人乃至家属最希望的就是元凶绳之以法、问题得以解决。任何一个以图像张着大旗嘶喊的人都只是在消费着他人的悲剧而已。

　　

　　另外，在社会案件中有两种是应该不予报导的。第一，就是绑架或挟持案。因为肉票与被挟持者还在加害人手里，一旦发现曝光、引发关注，有可能造成他们认为势已至此不如同归于尽的心态。尤其是绑架案，消息曝光只会让绑架者认为警方已经知情，拿赎款无望，这种情况十之八九就是“撕票”了事，然后逃之夭夭。

　　

　　第二就是强奸案。由于事涉女性，社会又普遍会对遭到侵害之女子投以异样目光，可能导致受害女性自杀了结。这样的新闻曝光很可能逼当事人走上绝路。

　　

　　我始终认为，讨论相关问题，群众的立场通常是二元对立极端化，赞同者，通常就是无所不报、管他三七二十一。反对者则是一概否定，全盘推翻。当一个问题被简化到极端对立，首先无助于解决问题、其次就是在群众形成的“暴力”下，迫使情况恶化，导致更多人受害。

　　

　　身为受众的我们首先要知道，怎样的媒体报导是真正有助于问题解决，避免自己受害、更进一步促进罪犯落网。而不是盲目的悲伤或愤怒。摆正心态、深入的了解问题，才能够知道如何抉择，并且形成一股向上的力量潜移默化的促进社会进步。否则，自己都懵懂无知，随着自己的“感觉”或反对、或赞成，这都不是负责任的行为。要知道社会整体乃个人所组成，每个个人都有常识、都理性思考，整体又岂会不好？尤其要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赞同不代表全盘接收。反对也不能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唯有如此，社会才不会走上极端对立引发动荡不安的道路。

　　

　　最后，当然是要期许媒体，切勿怀有“渲染”“炒作”社会案件报导的心态。要知道根据心理学原理，人对于负面事件印象深刻，因此草率的渲染其影响人心的后果不可估量。本着“提醒公众”“还受害者公道”原则，忠实的报导，并怀着人溺己溺之心，相信必能起到防止犯罪的最大功效。而更多媒体也应担负起社会教育的责任，藉由案件本身宣导法律知识，让民众知道碰到类似情况如何处理最佳，这也算是对得起“媒体公器”的最根本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