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邓新华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秦晖为何对计划生育态度暧昧？》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毫无疑问应该反对计划生育的，但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秦晖教授为何却对计划生育态度如此暧昧呢？这是由于秦晖教授格外谨慎吗？不是的。说来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早一代的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很多基本理念并未搞透彻。即使深孚众望如秦晖教授者，也存在这个问题。这并非对秦晖教授的攻击，实际上，我一直很尊重秦晖教授在历史方面的研究和贡献。”

　　

　　我对秦晖教授也很尊重，但我并不赞成秦晖教授对待计划生育的态度。当然，我也不想过多地批评秦晖教授，原因是：一则他并没有明确地表示支持计划生育（虽然也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计划生育），二则我相信以秦晖教授的学问和悟性，他迟早会认识到计划生育的荒谬。然而，对于明确表示支持计划生育的知识分子，我是毫无疑问持强烈批评态度的，我也写过一些文章批评程恩富（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徐迅雷（《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苏文洋（《北京晚报》评论部主任）、郑志国（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刘大生（江苏省委党校教授）等计生支持者的观点。

　　

　　有一些人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分为左派与右派（或新左派与自由主义阵营）。无论是新左派内部还是自由主义阵营内部，都是既有支持计划生育的，也有反对计划生育的。从对计划生育的态度来看，可以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分为挺计派与反计派。

　　

　　令我遗憾的是，有一些我很敬重的知识分子，竟然也支持计划生育。例如，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农民养老与计划生育》一文中说：“我主张基本维持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四川大地震死了那么多人？在那样的高山峻岭地带、地质断裂带、地震活跃带还住着那么多人，不就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太多吗？所以，在沙漠地区、荒漠地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黄土高原地区也都住满了人，草原也过度放牧，载畜量太高，草场大量地退化。虽然有体制的问题，但其根本原因还是人口过于庞大。在美国，像汶川那样的高山地区、地震带肯定没有人居住了。”

　　

　　胡星斗教授把汶川地震死了那么多人归咎于人口太多，但不知他想过没有：日本人口密度更大，又经常发生地震，但为什么日本地震死亡人数相对较少呢？今年2月27日智利发生8.8级大地震，即使在首都圣地亚哥市感受到的地震强度也达到了8.2级，而且圣地亚哥市的人口密度比汶川地区高得多。5月15日，智利政府正式公布2月27日地震和海啸的死亡人数为521人。为什么智利大地震的死亡人数远远少于四川大地震呢？3月18日《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揭开了智利强震低死亡率的原因：所有建筑抗9级地震。至于四川地区的建筑能抗多少级地震，网友们自己可以查找这方面的资料。

　　

　　

　　附：

　　

　　秦晖为何对计划生育态度暧昧？

　　

　　

　　邓新华

　　

　　

　　在《“群己权界”与当代中国场景下的私生活权利》中，秦晖教授有这么两段话：

　　

　　至于计划生育问题，我说应当“考虑两害相权取其轻”，但“考虑”的结果是什么，我并没有结论，因为我国的人口形势与西方大不相同恐怕是事实，但我国的人口问题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因此对生育自由的限制应当严格到何等程度，是一个很专业的、而且有争议的问题。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在计划生育问题上“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资源约束、人口危机与限制生育自由中作出选择，只要真正通过民主程序作出，是完全合理的。如果这些都不问，只是讲“生育权神圣不可侵犯”，那恐怕缺少说服力。但是我这样讲并不是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辩护。我国的人口危机是否严重到了有些人渲染的那种地步？为此对生育自由的限制是否有必要那么严酷？计划生育政策的立法过程与执法实践是否符合民主、法治的原则？乃至于具体的某项政策（如独生子女政策）是否明智？这都是可以讨论的。

　　

　　可以看到，秦晖教授对计划生育态度暧昧。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毫无疑问应该反对计划生育的，但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秦晖教授为何却对计划生育态度如此暧昧呢？这是由于秦晖教授格外谨慎吗？不是的。说来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早一代的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很多基本理念并未搞透彻。即使深孚众望如秦晖教授者，也存在这个问题。这并非对秦晖教授的攻击，实际上，我一直很尊重秦晖教授在历史方面的研究和贡献。

　　

　　秦晖教授认为，计划生育的关键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应该由民主来决定。很显然，秦晖教授并不理解，个人生育已经经过个人计算了，并不需要由民主来“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权利确定的情况下，人们生育，都是计算了自己拥有的资源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的。无论人们怎么生育，只要在自己的产权范围内，都只能消耗掉自己所掌握的资源，而不可能产生什么资源危机。至于出生的人口，也是可以创造财富、可以增进他人福利的宝贵生命。生育其实就是人类最重要的储蓄之一，因为人本身就是财富。没有政府强制的计划生育，并不等于人们的生育就没有计划。个人对自己的生育进行计划，比政府计划要可靠得多。

　　

　　人口学家何亚福说得好，既然不禁止人们养宠物狗，为何限制人们生育？莫非宠物狗就不消耗资源了？如果担心“多”出生的人口消耗资源制造资源危机，那也应该首先禁止养狗。可惜没有机会问问秦晖教授，养狗是否也要经过民主计算？

　　

　　只有在产权不清晰的情况下，比如计划经济下，计划者才需要干预人口，否则就不能维持其计划体系。但是，对这种情况，也应该反对计划生育并反对计划经济，而不是赞同计划生育。

　　

　　在《“群己权界”与当代中国场景下的私生活权利》这篇文章中，杨支柱先生显然比秦晖教授更理解自由、权利的真实含义。杨支柱先生毫不含糊地说，生育属于私域。但杨支柱先生又说：

　　

　　秦先生强调“群域要民主，己域要自由”，并且认为群域和己域的界限只能用民主方式划定。对于这一点我也是赞同的。

　　

　　杨先生没有理解，如果群域和己域的界限只能用民主方式划定，那实际上是取消了群域和己域的界限。

　　

　　权利就是自己承担成本，而“合法”地把成本强加给他人，那不是权利，而是权力。秦晖教授并不理解这一点，因此他得出了福利社会是权利、特权工会是权利等错误的观点。他的著名的“低人权优势”说，其错误就和他对权利的错误理解有关。

　　

　　群域和己域，是根据权利原则来划分的。秦晖教授赞同对权利进行计算，然后由民主投票来决定群域和己域的界限划在哪，这实际上是说，即使侵犯个人权利，但只要通过民主投票把这事划到群域里，也就不叫侵权了。秦晖教授不明白，权利先于民主，它不是民主赋予的。经过民主决定后的侵权，那也是侵权。而按照秦晖教授的说法，群域和己域应由民主划定，这等于是说，权利是民主赋予的。在秦晖教授的逻辑里，同样一个侵权行为，如果民主通过，就不叫侵权；如果没有民主通过，就叫侵权，很显然，这样一来，权利的界限完全没有了，有的只是民主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