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文化的蕴含形式探论

　　                                                  陈甲标   

　　文化是包括信仰、道德、习俗在内的生活方式的整体。生活是人的生活，文化凝结和传递的主体是人。人生活方式的特征反映文化个性，人生活方式的进步反映文化进步。但是，人生活方式的进步和特征是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实现的，人在把文化印记打向自身的同时，也把文化印记打向了自然界。打向人自身的是人文化，打向自然界的是物文化，它是人的生活，人的信仰、道德、习俗在自然界的体现。文化凝结和传递的主体是隶属于民族的，不同的民族文化铸造了不同的人，不同民族打在自然界的也是不同的文化印记。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文化。中华民族是怎样把自己具有特征的生活及其信仰、道德、习俗的文化印记打向自然界的呢?

    (1)因自然而人化。当自然界没有被人类劳动化的时候，它是纯自然。它一旦成为人类劳动对象被劳动化，就是人化的自然了。自然被人化是人类劳动的结果，而人类劳动是有目的的，是在一定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人类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必然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信仰、道德、习俗等观念的印记打向自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化自然被马克思称为“非有机的驱体”。①因此，借助自然这一劳动对象是物文化蕴含的重要形式。

　　天人合一，把自然与人统一在思维整体中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汉代的董仲舒曾把人体结构与自然界相比符，如他认为人内有五脏符合“五行”，外有四肢符合“四时”，从而得出了“人符天数”的结论。董仲舒还把人的情感比阴于天的情感，他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 夏，乐气也，故养; 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②董仲舒从而得出“天人相通”的结论。这种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的整体性思维，体现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虽然未对自然直接加以改造却把自然纳入劳动对象的特征，这种特征集中体现在中国建筑中的“借景”。

　　中国画尺幅之间，气势磅礴，景色无穷。中国建筑如画，空间有限却可言江山万里。这种建筑特征的形成就离不开取自然之物而归人之用的借景手法。这种借景有远借、邻借，仰借、俯借等不同借法。如颐和园借玉泉山、西山之景，苏州留园借虎丘山之景。借景最著名的又当称阿房宫了。阿房宫之大，无以为阙，于是“表南山之巅而为阙”。这样一来，阿房宫随着扩大了千百倍；借景成势，气魄顿增无限宏伟。玉泉山、西山还是那山，南山之巅还是那巅，但它们却由于借景，由于把自然对象纳入劳动对象，由于把“天工”纳入“人工”而被人化了，纯自然景观因纳入劳动对象表现民族风格民族心理而有了文化意蕴。

　　如果说建筑中的借景是把自然纳入劳动对象从而使之劳动化和人化，那么，使自己的劳动对象象形于自然之物，把自然改造成某种“宇宙的图像”，则是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在自然人化过程中的另一种表现。中国村庄的村名，多有用自然物而命名的，如卧牛冲、双羊镇之类。这些命名就是因村庄建筑格局状似某种自然物的原故。笔者所见湘南一个小山村名叫牛形坳，前面一山丘酷似牛头，中间村落似牛身，后面一狭长林带状如牛尾。一条小溪从林中流出。相传当小溪流水清澈时，村庄便鼎盛; 溪水一浑浊，村庄便会由于瘟疫、战争等原因而衰落。李约瑟在他所著《中国科学与文明》一书中说:“再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象中国人那么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城乡中不论集中的或散布于田庄中的住宅也都经常出现一种对‘宇宙的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意义。”李约瑟的这段话，揭示的正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在人化自然中，把劳动对象纳入自然对象，把“人工”纳入“天工”的特征。

　　 (2)因制作而融入。人不只是适宜自然界，还要改造自然界; 人不只是接受大自然的赐予，还要向大自然索取。随着社会进步，人的吃穿住行等生活资料来源，越来越不在自然物而在创造物。应该承认，这种创造物首先是一种满足人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人类制作食品，离不开裹腹;人类制作衣服，离不开暖身;人类制作房舍，离不开遮风避雨。但是，人类在进行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在进行精神生产，也在把包括信仰、道德、习俗等在内的生活方式融入制作之中。如服饰，它就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标志。服饰不仅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表现了社会制度、社会心理、社会情趣、社会风俗等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如果把历代的服饰展示出来，它绝不只是通过质地、缝纫向人们说明人类生产的不断发展，工艺的不断提高;它还通过色彩、图案、款式说明人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社会情趣、社会风俗的不断变迁。如果把同一时代不同民族的服饰展示出来，它所说明的也绝不只是生产水平和工艺的高下，它还说明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再如建筑，它是用“石头”写成的文明史，它也是人类文化的典型凝结。不同时代的建筑物反映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今日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所耸立的摩天大楼迥异于古代建筑物;不同民族的建筑物反映不同民族的精神风貌，西方尖顶的哥特式教堂，它把人一下子扔进幽闭的空间而使人感到神的伟大和自身渺小从而祈祷上帝保护，这与布局有致，通过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感到和祥的中国神庙是完全不同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建筑都有自己不同的语法和词汇，从而把自己时代自己民族的文化描述在“石头”上。

　　在制作中，中华民族所融入的是自己的民族文化。整体与和谐是中国民族文化的显著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把天人综合在一起来思考，视人与自然为整体，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从外国人的视角看中国民族文化，也认为整体与和谐是它的最大特点，他说:“如那种著名的叙述‘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关键的字眼始终是和谐。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找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人类关系的理想。”③中华民族把这种整体与和谐融入了制作中。中山服是中国的民族服装.它立领、对襟、四贴袋，体现的是均衡对称之和谐。烹调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食文化，孙中山先生有言:“烹调之术本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烹调技术不妙，中国烹调之妙，亦是表明进化之深也。”④中国烹饪之妙，妙就妙在它蕴含着中国的哲学色彩:丰富而又和谐，多样而又统一，美味清香，调和鼎鼎。中国的建筑严肃方正，单个的建筑与西方建筑比起来似乎显得有点平淡、单调，但把一单个的建筑物组成建筑群，它却是那样的道巡连绵，错落有致，显示出一种整体的和谐美。

　　(3)因运用而赋予。同一种行为，人与动物不同，人与动物都要吃，但动物的茹毛饮血与人的“钟鸣鼎食”是不同的;西方人中国人也都要吃，但西方的刀叉餐具与中国的筷食也有很大区别。同是消费运用一种对象，由于信仰、道德、习俗等心理积淀不同，会有不同的消费运用格局。也就是说，人类不但会把文化印记打在自然界，打在物品，还会把它打在“过程”。因此，有些物品的文化含量不是或者不只是一种直接蕴含，而是通过运用中所体现的文化格局而赋予的。这种典型情况莫过于酒的文化含蕴了。

　　酒，无论为哪一个民族所酿造，它的自然功能都是醉，但不同的民族却有不同的醉。中华民族无论是醉的目的、醉的环境、醉的过程都凝结了具有个性的文化含量。借酒融洽人际情感是中国人醉的首要目的。中国宗法血亲、同姓聚族而居，养成了餐桌上示亲示爱文化传统。“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夜雨剪春酒，新炊间黄梁……广筋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这里称道的不只是鸡黍、春酒和黄梁等美食，更重要的是“故意”，是人的深长情意。借酒以消长个人情感是中国人饮酒的另一目的。“李白斗酒诗百篇”，这是借酒助兴;陆游“灯暗但倾浇闷酒”，这是借酒浇愁; 王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去阳关无故人”，这是借酒惜别……    “食而不爱，泵交之也;爱而不敬，兽蓄之也。”⑤中国是一个重礼义和人情的古老国家，作为融洽人际情感的饮酒目的，绝不只是表现在酒美肴佳，更重要的还表现在饮的过程。身份与座席的符合，举杯取菜的样式，劝酒的殷勤与交往的程度的适宜，所有这些都无不包含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行为规范。

　　(4)因名人而留迹。名人创造文化也代表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往往在名人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名人其有典型意义的人生轨迹，如果以某物为留传载体，那么就使这种物具有了特定的文化内容。这种因名人而留迹使物获得文化意蕴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描写留迹。如果名人以某物为描写对象而作品又成了传世之作，那么这种描写对象就包含了文化内容，如李白描写过的天姥山、敬亭山，欧阳修描写过的醉翁亭。二是活动留迹。如果名人特别是政治、军事名人，他们在卓越的奋斗人生中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痕迹，与这种痕迹相联系的物就成了名物。如留下曹操足迹的官渡之战的官渡，印上毛泽东足迹的延安宝塔山，留下朱洞、朱熹、张拭足迹的岳麓书院等。还有那为纪念名人的祠庙墓碑，如纪念孔子的孔庙，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三是书画留迹。山不在高有寺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物不在精，有名人留迹则贵。许多名楼是因为名人题写了匾额，许多团扇之类的日常用品之所以著名是因为留下了名人字画，许多寺观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名家留下了诗赋，如湘南郴州苏仙观之名，就是因为留下了秦少游之词、苏轼之跋、米之书的三绝碑……

　　(5)因象征而寓托。象征是用具体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当一种具体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形成一种民族心理的时候，在这种物之上也就寓托了人的生活人的精神。把人的信仰、情操、道德观念寄托在物之上，可以溯源到原始社会时代的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知识贫乏的原始人，面对风雨雷电的搏击，太阳月亮的运行，虹霓云霞的变幻，无法作出解释，于是由己及物，把万物都当成有灵魂的东西。一块石头从山顶滚落，在原始人看来，是在向他们突然袭击。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并非中华民族的独有特征，它是原始人类的思维共性。但是，以思考人类自身为中心，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思考并且崇尚自然，却是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如果说，象其他民族一样，中华民族在其经历的时代也曾把物看作有情感有思想有灵魂的东西来解释世界的话，那么，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思考的思维方式，就使中华民族在万物有灵的思维的基础上，在已经能够科学地解释世界的时候，发展了象征的思维方法，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寄托在自然物之上，仿佛是要通过自然来证明这种情操的神圣。

　　一种具体之物被寓托一种什么特殊意义，在于二者的相似性。梅、菊、松之所以被寓托人的傲骨，是因为它们的傲雪斗霜;莲荷之所以被寓托人的清高，是因为它出污泥而不染。同一种具体之物，由于它具有多种显著特征，因此可能与人类的情感生活发生多方面的联系，而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而这种典型情况莫过于竹了。白居易在《养竹记》中说:“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见善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砒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多树之为庭实焉。”除白居易揭示的竹的根、茎特征与人的情感联系外，还有扬载揭示的竹的颜色特征与情感的联系。杨载在《题墨竹》中言:“风味既淡泊，颜色不妩媚”。还有郑板桥揭示的竹的叶的特征与人情感的联系，郑板桥题画:“一两三支竹竿，四五六片竹叶，自然疏疏淡淡，何必重重叠叠。”至于《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琦椅，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秀莹，会弃如星。”则是以竹生长之茂盛而寓人之盛德了。

　　注释: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7页。

　　②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

　　③《李约瑟文集》第337页

　　④孙中山《建国方略•心理建设》

　　⑥孟子语，引自《光明日报》1994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