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35天，从南平到合浦，再到雷州、泰兴、潍坊，校园惨案接连发生，触目惊心！一条条幼小的生命这样毫无征兆的逝去，牵动了亿万国人的心，让人不寒而栗。

    在为逝去孩童叹惋、悲伤，为冷血凶手震惊、愤怒之余，“加强校园安全”的呼声此起彼伏，各路人马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填补安全漏洞——校门开晚了，赶紧提前开门时间；凶手冲进校园了，赶紧增配保卫；精神病杀人了，连夜排查校园周边精神病患者……

    反应之迅速，让人拍手称赞。但为何总是头痛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为何不能举一反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诚然，在学校安装监控系统、加强校园安全立法、制定中国版“校园安全计划”等等建议，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细细一想，这些应急之举，真能解决正义缺失、道德沦丧、心理失衡这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吗？假设上述亡羊补牢之举能发挥作用，阻挡歹徒在校园行凶，那是否会迫使他们将屠刀刺向其他的社会弱势群体呢？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医院，亦或是任何不确定的无辜大众呢？

    有专家已经提出，这一系列“泄愤性”校园血案的严重性其实并不在于受害者是学生，也不在于伤亡人数的多少，最关键的是攻击目标具有放大性和不确定性，使每一个无辜者都有沦为暴力受害者的可能。比起之前的邓玉娇式“自卫性抗争”、唐福珍式“自残性维权”以及马加爵、杨佳式“报复性攻击”，其更易造成社会恐慌，加深社会优越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排斥与对立。

    因此，要消除这种矛盾、恐慌，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些惨案为什么会发生。

    凶手个人的性格缺陷，或者说障碍性人格，肯定是惨案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必然存在一定的社会诱因，刺激他们以这样极端、偏激的方式发泄内心的不满。毕竟,并不是每一个心理有问题或者性格有缺陷的人，都会变成杀人恶魔。

    那么，这些社会诱因是什么呢？答案因人、因案而异。但至少有以下共同点。据5月1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贫富差距已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加剧了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群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而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对弱势群体不能及时给予物质救济和精神关怀，也加深了他们对生活的不确定感，产生被社会抛弃的恐惧。同时，社会规则的执行失范，也不利于确立“遵守规则者得利”的正确导向。

    虽然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对社会失衡进行彻底的反思。解决好民生问题，维护社会公正，才是抑制这类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