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避害：“强制力”下的管理实践

 卜安洵

    一切生物的本能，首先是维护自身存在的努力。侵害或对自我存在带来不确定的因素，对自己而言都是“害”，而应予以回避或抵抗。相反，有益于或对自我存在带来更多确定性的因素，都是“利”而应加以获取或保有。利害与人的基本需求相关，马斯洛对人的需求作出了简单有效的结构分析。比如食物、性、安全感和人格独立性等，都是内生而强有力的需求力量。这种需求力量首先导致直接满足的行为，如饥饿之下直接进食，受到误解后加以辩驳等。在当前需求被满足后，人的理性会趋使自己去付出“间接满足”的行动，即“储备性的满足”。如积累财富、修善住宒或建立信用等。但“直接满足”是唯一的，强有力的，而“间接满足”是可选的，不够强烈的。

    “趋利避害”是人类普遍具备的无条件的反应形式，因而必然是管理者借以利用的最基本的人性力量。而从实施的角度，可分为三种：强制力，支付力和评价力。

    且看排名第一的“强制力”。

    悍形大汉、匕首、鞭子或者一杯要么听从要求要么就喝下肚子的毒酒…这些境头在电影中时常见到。你会设想这些有可能为成管理者的力量吗？时有所闻从恶霸式的工头那里逃身出来的“现代包身工”，讲述那些可怕的“内幕”；即便是现代文明象征的高档写字楼里，同样上演着职场或商场的暴力故事。在一则报道中，我们听说某地的一所面向中学生的行为训练学校，其教学方法竞然完全是花样百出的身体折磨。虽然我们对家长和教师冲动之下对子女或学生的“体罚”褒贬不一，但我们却默认国家机器对违法者或反动者的“刑罚”是合理的。

    “强制力”之源或者基于体力，或者基于武装，只要足以给被管理者以痛苦的对击，对方将因为恐惧而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力量，从而听命对管理者。在法制化的大趋势下，人对人的强制力逐步受到禁止。但我们仍不得不思考：既然一个国家仍不能废止强制性的刑罚，为什么其他的组织中就不可以存在？我们不能说“组织规模”是强制力合理性的尺度吧？从另一个角度，家长们会觉得小孩子的行为习惯需要外在的强制力，那么，成人行为的养成就完全可以依靠个人自觉？

    真的，我们会困惑于强制力的合法性、合理性，就象我们会困惑于理性力量是否足以约束自我行为。我们主张法律应基于民主程序并体现人道精神，但对违法的制约，我们又必须依靠专制的、非人道的强制手段，除此之外，我们无计可施。这种认知的困境，为许多企业领导带来个性张扬的空间，以至企业内“宗法式”或“家法式”的治理屡见不鲜。演员企业家赵本山有一次对记者自豪地声称：如果他的徒弟犯了错，就让他跪下面壁反思。我们很难分清这是体罚还是师徒文化中的信念传承。许多名震商界的企业家其敏锐、果敢和高效的另一面，就是独断专行甚至“不择手段”。有人会想到，这就是原始积累的“血惺”本质，或者市场竞争的残酷由外而内的转化。是的，凡现实的，总是有原因，也总会有结果。也许人类进化的一万年中，凭借力量竞争的时期太长，以至于至今在人的内心，仍有一股潜藏的渴求暴力优势愿望。

    尽管我们不知道强制力何时完全消失，但可以明确判断出强制力在管理实践中将日薄西山。原因有三：一是人格平等和人道精神成为普世理念的重要部分，管理者也不愿背负违时逆势的恶名。二是事实上除了国家主体之外，暴力优势的谋求愈来愈困难，一方面是武装力量是受禁的，另一方面是个体的体能差异将因为现代化大生产的磨合而逐渐减小，事实上，所有人都愈来愈“虚弱”了。三是足以替代“暴力优势”的更多的手段和策略被发明和强化，更有效而且对被管理者而言，自我受损的风险更小。

作者：卜安洵 中国制造业企业管理专家、大任咨询首席咨询师。

Email:[email protected]  博客: http://www.blog.sina.com.cn/macro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