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2期

内容摘要：现代主流经济学面对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之所以如此无助，根本上在于其研究思维上的严重缺陷：原子个体主义使它忽视了现实行为的非理性以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抽象演绎主义使它热衷于形式逻辑的推理而缺乏人文性和历史感，静态均衡主义使它把复杂不确定的市场想象成自动有效的并刻意打造各种人为市场，实用功能主义则使它把视野局限在表象上而看不到背后的结构等实质性关系。正是根植于这些方法论，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偏重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这两个技术性方面，而且，为了追求所谓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数理化趋势使得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形式化，以至对一些明显的社会经济问题都熟视无睹。

一、引言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向学者们提出“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问题；英国社会科学院因此在2009年6月17日组织论坛讨论，一大批来自商界、学术界、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专家参与了讨论并献智献策；最后由蒂姆?贝斯利（Tim Besley）和彼得?轩尼诗（Peter Hennessy）执笔总结了与会者的观点，并给英国女王写了信。其大致观点是，1.有不少人对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失衡已经提出警告，尽管没有人预见到此次危机发生的确切形式、发生时间及危害程度，但关键问题并不仅仅是预测问题的性质，也应当预知其发生时间，并需要有恰当的措施来应对危机；2.金融市场也一直注重风险管理，尽管通常的风险管理被限制于金融活动的片段，主要是与具体的金融工具或贷款相联系，但更主要的是要将风险纳入整个系统来监控，因而即使那些优秀的数学能人也常常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3.前所未有的全球繁荣导致了所谓“全球储蓄过剩”，尽管这使得家庭和企业可以很容易地获得金融系统的资金，但由此也导致了房价的进一步增长，而大多数人对危险性警告往往并不在意，因为他们深信那些银行和资本市场里的金融奇才可以找到新的更聪明的方法去管理风险；4.受“金融和经济模型能很好预测短期和较小风险”这一预设的教唆，以致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盛行，有些人宣称他们已通过一系列新型金融工具分散了风险，而不愿意相信他们的判断可能出错或者他们无力审查自身机构存在的风险。[1]

但这种解释似乎并没有消取人们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在认识和处理经济危机之类问题上的疑虑，因此，随后“后-我向思考”经济学运动的10位主将——谢拉?道（Sheila C. Dow）、彼得?厄尔斯蒂（Peter E. Earl）、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杰弗里?哈科特（Geoffrey C. Harcourt）、杰弗里?霍奇森（Geoffrey M. Hodgson）等也就此给女王写了一封公开信，并对蒂姆?贝斯利教授和彼得?轩尼诗教授的回答做了回应。谢拉?道等一方面赞同蒂姆?贝斯利教授等有关即使“一些最优秀的数学能人”参与了风险管理，但“他们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及由于“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从而不能“预测出危机的发生时间、程度及严重性，也未能避免危机的发生”；另一方面又认为“其总体分析不够充分，因为它不承认经济学家本身在训练和文化上存在的缺陷”，忽视了正是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将经济学变成了一个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并通过不切实际的假设来支持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判的观点。在这些“后-我向思考”经济学家们看来，“英国及其他国家有影响力的主要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是负有部分责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只关注数学技术和建构不依赖经验的形式模型，许多主流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院系中也存在“为数学而数学”的研究追求；正是这种不大关注现实世界而对数学技术的偏好，使许多经济学家偏离了至关重要的整体性观察的轨道，从而导致经济学家们无法对经济学分支领域的过度专业化及进一步探讨损害大局观念形成的原因之动力进行反思。[2]

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的反思迄今为止主要都只是停留在宏观层次，主要从宏观经济政策的适当性着手。正因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此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尽管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依然存在理论上的纷争：前者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不会误入歧途，后者则相信经济时有可能偏离平稳；但是，两者在经济政策上却出人意料地平和，因为即使新凯恩斯主义者也认为，任何对繁荣轨道的偏离都可以且将会被全能的美联储纠正。当然，经济危机的爆发反映出经济学家们明显高估了货币政策在恢复经济繁荣上起的作用，于是“咸水学派”学者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政策开始了重新反思，并主张回到凯恩斯的财政政策中去。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微观思维上：正是受理性思维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者几乎都被市场给弄着了魔；结果，尽管每个人看起来都是依其能力各司其职的，但把所有工作综合起来却导致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的失衡状况，因为蝴蝶效应的放大使得每个人的小风险整合到整个系统后形成了巨大的风险。所以，谢拉?道等指出，“经济学家的受训面太窄，只关注数学技术和建构不依赖经验的形式模型，这是我们这一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那么，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与经济危机如何相关联呢？显然，这就需要剖析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整个过程：行为预设上的原子个体主义（研究起点）    推理逻辑上的抽象演绎主义（研究过程）    设定目标上的静态均衡主义（研究目标）    认知层次上的实用功能主义（研究结果）；而且，正是这一系列的研究方法论选择，导致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而对一些明显的失衡现实却熟视无睹，是以本文就这些内容作一简要探索。

二、原子个体主义

经济现象是人之行为产生的，因而对经济现象的理解首先有赖于一定的行为认知，而经济学在行为主体的认知上有两个对应的基本思路。一是抽象同质的原子主义个体分析，它认为社会现象必须由单个的人类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结果来解释，从而关注社会现象是如何通过个体行为而产生的；并且，它强调，研究经济现象最适当的方法应当在个人的水平上进行，所有社会科学的纯理论都可由个人行为以及该行为所依赖的特定条件或范围演绎而来。二是具体异质的结构主义整体分析，它认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其独特的目的、需要和发展轨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结构演进的；并且，它强调，个人只是社会整体的一员，其行为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从而关注个体行为发生作用的社会影响，考察社会整体力量对个体行为的制约。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大致采用原子主义的个体分析思路，而一些非主流经济学派别则大都强调结构主义的整体分析思路；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在拓展抽象演绎的分析思路时，首先是寻求一个能在抽象演绎中代表经济活动主体的抽象单位，这种抽象单位就是他们发现的经济人。

从经济学说发展史来看，早期的经济分析具有较强的整体主义特点，这是因为早期经济思想是和其他社会政治哲学问题混合在一起的，从而往往附属于政治学（古希腊时期）、伦理学（中世纪时期）和法学（经济学讲席没有设立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时期），人们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大多是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探索的也主要是具体社会关系下的公共领域问题。事实上，不仅早期重商主义学说大量存在着国家干预思想，而且绝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者而是掺杂着整体主义的观念，那些强调历史分析的学者更是整体主义者。然而，伴随着经济学的独立、尤其是随着经济学将研究对象逐渐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逐渐从广泛的社会性需求转向狭隘的物质需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就逐渐偏盛了；其中，最终促使经济学中基于方法论意义上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真正分离的是源于门格尔和施穆勒之间的那场著名论争，以致边际革命兴起之后的经济学开始着眼于既定制度下的个体行为分析而不再关心社会结构问题，从此个体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

个体主义方法论强调，所有的主观实体在本质上都是分立的，只有对个体行为和动机的剖析才可以理解整个社会现象；因此，分析社会现象必须从构建这个社会的单位入手，而不应从一个无目的、无意志、无自我的聚合体出发，经济学研究只有从个人行为的有目的性这一抽象概念出发才可以真正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确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仅在知识、预期等各方面并不相同，而且行为目的也不相同；这也是奥地利学派特别强调知识和错误在个人决策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反对集体主义而提倡个体主义的原因。不过，正因为对个体主义内涵的理解本身就存在的差异和争论，尽管所有的个体主义分析思路都承认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人组成的，但不同学科和流派赋予个体主义的含义是不同的：如古典经济学的个体是一个伦理的存有，奥地利学派的个体也是充满个人知识的异质体，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个体则是一个十足的单向人、一个没有任何情感的经济人。一般地，我们要区分两种个体主义：“原子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个体的相互联系是解释社会现象所不可或缺的，而原子论个体主义则否认这种联系是一种真正的解释。

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凸显得是原子论个体主义，因为它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将经济学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并把它所研究的对象确立为可以纯粹用达到目的的手段作出判断的一套人类行为；二是在理论上将实行经济交换的世界看作是自发地趋于和谐一致的领域；三是把人看成是从家庭、部族、阶级或民族分离出来的坚持原子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个体；四是以平均值替代每个个人的数值而将人抽象为基于自我利益的、以局部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人。这四个趋势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个体主义的理解被抽象化，从而为原子论个体主义的分析打下了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原子个体主义的倾向，现代主流经济学撇开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整体伦理考虑，而平均值的经济人则成为原子个体主义均衡分析的必然手段；正是在原子个体主义的基础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普遍性和唯一性视为基于个体主义解释方式的基础，并基于理性的抽象得出了社会和谐的结论；而且，正是基于原子个体主义方法论，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基石构建了整个理论体系，而作为逻辑原点的“经济人”变成了“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是能够“闪电般地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是一个个数学方程式中的数学符号。

同时，方法论个体主义也存在明显的困境：一是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对峙，因为如果个体在碰到相同的约束条件时，都会作出相同的选择，关于选择的个体主义的特征也就不复存在了；二是忽视了个体行为的加合效应，因为尽管社会、家庭、组织等都是由个体所组成，但群体和社会组织一旦形成就可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独立的内聚力、秩序和结构，从而产生独自的目标和利益。事实上，不仅社会集体的变迁并不完全是产生于个人的行为，而往往有自己的传统、路径和利益；而且，由个体结合而成的群体反过来往往会支配个人的行为，任何个体的行为都必然受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制约和激励。莱文等在《马克思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一文中就指出，即使社会在本体论上可以被还原为个体原子，也并不意味着，对社会行动的理解可以还原为对个体行动的解释。为此，要真正了解人的行为以及社会现象就应该考虑社会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制约，把人的活动置于被经常视为根源的社会关系背景中，这就是整体主义的分析思路。

当然，有关方法论整体主义也存在两种理解：一是强命题，它认为，个体和个体活动完全是由先在的社会和社会结构决定的，社会、集体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二是弱命题，它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活动形成社会，但社会一旦形成便产生了新的特征，这些新的特征反过来塑造了个人意识和个人行为，因而只能从社会环境感的角度才能给出对个人行为的最好解释。相应地，衍生出了“机械整体主义”和“反还原论整体主义”的不同分析思路：前者否认宏观层面的任何解释可以还原为微观层面的解释，并认为宏观进程从来不受微观进程的影响；相反，后者则认为有时这种还原是可能的，将整体进行分解以探究内部活动可以更好地理解整体的运动。显然，“机械整体主义”把整体视为原子化个体的简单加总，或是一个更大规模的“个体”单位，仅仅是分析的一个符号，而没有考虑整体内部的结构特征及其影响；正是基于这种“机械整体主义”分析，布坎南和塔洛克说，“集体变成一个个体”，“集体抉择理论就被大大简化了”。[3]在某种意义上，“机械整体主义”实际上对应于原子个体主义，而“反还原论整体主义”则对应于异质个体主义。尽管有不同的理解，但总的来说，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认为，环境的约束会限制个体的行为，有些被观察到的活动也起因于个人的特质而不是预先计划。

总之，经济学说史中存在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两大传统，早期经济学更偏好于整体主义研究进路，但后来基于抽象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却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显然，这种原子个体主义思维将具体社会中的人同质化，乃至还原为具有“神性”的动物：不仅拥有上帝般的全能理性，又拥有动物般的利欲本能；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内含了深深的悖论：一者，基于个体理性研究最大化行为，二者，基于市场均衡探究个体之间的协调。显然，个体理性并不一定导向和会的有效协调，这是囚徒困境所表明的。其实，抽象的经济人假设仅仅是把人还原为一般动物，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人类至多只能实现短期局部的最大化；显然，这并不是真正的人类理性，因为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理性就在于它能够更全面、更长期地考虑问题。特别是，随着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日益重要，以自然主义的经济人假设来分析人类的互动行为，不仅往往无法真正挖掘人类社会中的协调治理，并且也浪费大量能够改进人类生活的机会和方法。事实上，正如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即使竞争均衡模型对经济作了很好的描述，也会因为外部效应而表现出缺乏效率的结果。个人或企业的行动直接影响其他人或企业（而不是通过价格体系）的情况举不胜举。由于经济行为人只考虑自身所受的直接影响，而不考虑对他人的效应，因而他们所做出的决策很可能不是‘有效率’的”。[4]

三、抽象演绎主义

在确定了对行为主体的基本认知之后，那么就可以此为前提来推演出一系列的经济结论，相应地，经济学在理论推理的逻辑上也有两个对应的基本路径。一是演绎主义分析，它体现出浓厚的形而上色彩：以一些一般性的先验假设或者抽象定理为基础，并由此进行理性推理而得出一系列具体结论，从而演绎分析往往又与先验主义和惟理主义联系在一起；二是归纳主义分析，它更凸显出经验主义特性：它要从一系列的具体经验事实中挖掘一般的规律，或者从历史资料推测将来的结果，从而归纳分析往往又与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两者都是社会科学中具有互补性的理论构建的分析逻辑，任何理论研究都需要兼顾这两者；只不过基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不同学科和学者所选用的具体手段又各有所偏重。一般地，当经济学集中于作为工程学内容的资源配置之研究时，就会偏重于理性主义的抽象演绎分析方法；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如此，它在将社会制度视为既定不变的前提下试图从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出发来推演出其他结论。相反，当经济学试图探讨由人与人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社会现象时，则主要偏重于经验主义的历史归纳分析方法；例如，包括德国的历史学派、美国的旧制度学派甚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大多数非主流的经济学派就是如此，它们强调社会制度是处于不断进化和改良之中的，从而试图从历史演化中梳理出内在的规律。

从经济学说发展史来看，早期的经济学者一般都比较倾向用历史归纳的方法，这是因为当时的经济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往往被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早期经济学者非常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制度和行为的历史传统。事实上，在斯密之前经济学界还没有明显的方法论之争，当时的主流观点还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斯密的方法也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演绎法与归纳法的混合物：理性主义使他能够以少数几个最重要的原则为基础构建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而充溢于整个著作的经验主义则使他的思想非常现实。但是，斯密以后，他著作中所隐含的这两种方法为不同类型的学者所继承和发扬：马尔萨斯继承了归纳分析法，而李嘉图则发展了斯密的抽象演绎方法；不过，真正给后来经济学者的研究工作在方法论上打上深刻烙印的是李嘉图而不是马尔萨斯，从而使得经济学逐渐丧失了以斯密的方法为特征的经验倾向而变得严格和抽象，日益丧失了同哲学的关系而蜕变成一种自治和封闭的东西：它不依附于除了从其本身的思想体系的内部逻辑中产生的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这种抽象演绎的分析方法在边际革命以后逐渐在经济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例如，罗宾斯就认为，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基于内省所得到的近于公理的假设中演绎出来，并把“从少数几个自明性假定出发，通过逻辑演绎去发现不可抗拒的真理”视为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

[5]但这种考虑却因弗里德曼提出的工具理性主义方法论主张而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放在了一旁，弗里德曼强调：预言就是一切，假设无足轻重，并进而提出了“假说的现实不相关性”命题；这样，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运用各种假设，如最大化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完全信息假设、U形长期平均成本假设等等，并由此建立起一个个貌似科学的理论模型，而不再关心前提假设或者原先的公理是否正确。

显然，从先验假设出发进行逻辑演绎有利于充分发挥了数学工具的优势，但其缺乏经验验证的工具主义倾向又往往会脱离事物的本质和现实情形。事实上，正是由于日益强盛的抽象演绎倾向，古典主义那种对制度进行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被抛弃了，经济学开始出现了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百般维护的倾向；即使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发展了各种计量实证的分析工具，主张价值无涉，它主要是为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证实”，以致以西蒙为首的卡内基－梅隆学派讥讽它为“坐在轮椅上的经济学”。事实上，正如J.内维尔.凯恩斯所说，“演绎方法不只是包括演绎一个阶段”，“在其完整形式上，它包括对实际运行力量及运行不同条件的事先调查，并且通过求助于可公开直接观察到的具体现实，检测其结果在实际现象中的应用性。经济研究自身利用其演绎阶段有时或多或少会很方便，在经济学的纯理论中这点尤其突出。但前提并不是随意选择的。当纯理论假设经济力量在人为简化的条件下运行时，它仍主张调查的结果与其实际运行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吻合的，并确实在实际经济世界中以居于支配地位的方式运行”，但不幸的是，“这似乎为那些藐视演绎政治经济学假设特征的人所忘记”。[6]

总之，经济学中存在注重经验一致性的归纳主义和注重逻辑一致性的演绎主义这两大传统，它们长期以来在相互争论、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和相互吸收中获得发展；大凡那些自然科学出身的经济学家强调抽象的演绎主义分析路径，而那些本身就是社会科学出身并且具有非常渊博的历史知识的学者则更为注重历史的归纳分析方法。当然，既接受良好的技术训练又有渊博知识的经济学大师则往往主张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统一，斯密、穆勒、马歇尔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当然，由于抽象演绎法提供了一个较为规范而系统的分析体系，从而比较适合基于个体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因此，当边际革命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对关注社会制度的公共领域转向如何最大化收益的私人领域，并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物质资源的配置这一层次，经济学就急速转入抽象演绎化的研究轨道。与此同时，西方哲学也逐渐兴起了“预先假设”和“演绎”的方法，从而进一步推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演绎主义取向，并最终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分析范式，此后的经济学理论甚至逐渐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然而，随着数学大量引入到经济学中以及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进入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尊崇已经使得经济学家发展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语言；结果，在给予经济学思想以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也抽象掉了经济学所必须关注的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因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

四、静态均衡主义

[7]然而，基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物理学总是被推崇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从而追求物理学般的抽象和精确也成为主流经济学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以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的抽象分析思维为肇始，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就成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这是因为自边际革命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主流经济学就集中于资源配置这一工程学内容并探究最大化这一技术性手段，从而可以更好地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米洛斯基就写道：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和物理学“这两种学科理论上的相似性是惊人的。他们之所以惊人相似的一个原因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们大胆地模仿了19世纪7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物理学理论。……（新古典学派的前辈向物理学）模仿的是模型、术语和符号，并且说这就是他们要寻找的方法”。[8]

然而，这种均衡分析尽管使得经济学的严格程度增加了，但同时却抹杀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性、社会性。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却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均衡形成的过程。正因如此，包括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布坎南、乔治斯库-罗根、沙克尔和后凯恩斯学派的多布、罗宾逊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等众多学者都对新古典经济学缺乏时间性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当然，主流经济学往往也试图通过时间变量来表达经济的动态性，并通过时间－偏微分来确定最终的均衡水平；例如，其动态序列分成就用下标来明确表明时点和代际关系，或者，用附加的时间微分函数或方程的形式来体现某些变量的变化速度。问题是，这种对时间的处理恰当吗？哈耶克认为，对经济学中变化过程的恰当解释，要求承认时间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显然，主流经济学往往撇开哈耶克所称的信息和制度嵌入式内生发展的探究，因而无法真正说明一个动态的世界。所以，博兰指出，“断言一长远均衡的存在——需要无穷大的时间才能达到该均衡，只不过是在暗示，要么时间无关紧要，要么我们没有解释”。[9]

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坚持这种均衡分析，就是因为这种均衡分析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效用最大化结合在一起；正是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最大化策略，即使发现了与理论明显不一致的经验事实，主流经济学家也不是从理论假设着手，而是探索可能的条件没有获得满足的问题。因此，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家之所以钟爱这种（极值）理论，与其说反映了他们的自满，不如说反映了他们在方法论上根深蒂固的保守性”；不过，“保守的经济学家对极值理论的痴情，在经济学与物理学和进化论的反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只要极值策略研究纲领在经济学领域内取得哪怕是一丁点儿它在别的领域内取得的巨大成就，经济学家实际上就大有理由坚持这个研究纲领，但是，200年来在这个方向上的工作，既没有产生如物理学家发现新行星那样的新发现，也没有产生像牛顿力学指导下的控制机械运动的机器那样的新技术。” [10]正因如此，随着经济学危机的日益加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审视经济现象的认识论问题，并逐渐形成了四股推动演化分析的思潮。一是哈耶克发扬的奥地利学派，他们把均衡视为事件的过程而不是事件的状态；二是源于凡勃伦传统的后制度学派，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三是源于熊彼特创新思想的“新熊彼特”学派，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突出了企业家和技术创新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四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调节学派，强调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或过程在某种条件下交互调整从而产生某些有序的动态。

总之，经济学说史中存在演化主义和均衡主义两大传统，并且，演化主义传统来源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这种对经济活动的过程性分析后来为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等人所挖掘和发扬。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与牛顿力学联系起来，强调经济学发展方向的科学化和精确性，从而强化了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路径的拓展。当然，现代经济学之所以走向均衡的分析道路，还有其他两个基本原因。一者，西方学者认为，市场均衡是人追求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基于个人主观效用最大化分析认为，若市场未能达到均衡，那么至少有一个人没有达到最大化；显然，这就与普遍最大化假设相矛盾，因而普遍最大化假设必然意味着市场是均衡的。二者，西方学者认为，均衡分析是与个人最大化假设共生的。经济学之所以发生从演化向均衡分析思路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与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既有制度维护这种信仰有关；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完美假设的基础上，新古典理论强调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种可以自发调节、自发平衡的机制，以致除最低限度之外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都是不必要的。正是从自身的理论与信仰出发，主流经济学家们往往只是热衷于证明市场均衡的观点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相互吻合，而不是放弃这一观念；为此，他们宁愿放弃经济学本质上属于一门演化学科的事实，宁愿放弃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追求，而维护经济学理论与这种观念的一致性。朗达内指出，在经济学中，“人们认为‘进化’趋势是非正统思想这一事实，暗示着经济学界还没有达到20世纪20年代物理学的发展水平。因为那个时期物理学的标志是，从静态的宇宙观向动态的宇宙观转变”。[11]

五、实用功能主义

确定了对行为主体的基本认知、推演的基本逻辑以及预设的基本目标，那么也就框定了研究的层次和内容，而经济学在研究内容的层次上也有两个对[12]

同时，功能主义的分析促使主流经济学把实证分析和伦理判断结合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为现状进行辩护的学说，并为社会的现实存在寻找合理性依据；事实上，它在供求的框架下分析社会制度的成因，并把这种制度视为合理的。而且，功能主义从“手段－目的”关系来考察经济活动，从而合理化了人类现实行为；事实上，根据成本－收益来分析个体行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把人类所有的行为动机都归结为利益一项，都是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因此，即使计量经济学家往往也在挖掘一些材料，但“实际结果却是和抽象地分析学派相同的：把现存的东西当作应当成为的东西的规范来加以接受”。[13]而且，在功能主义的思维指导下，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强调对范式的遵守和研究程序的规范，以至经济学中的形式变成了目的，以至经济学的规范极端化为“为形式而形式”的形式主义。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相互强化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试图将人类的一切活动纳入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框架之下，把人类的行为都看成是基于简单的享乐主义计算的逐利行为；其基本思想就是：最优或有效解客观上可以定义，它只是个计算问题。其实，性质不同的学科针对其研究对象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往往是相差很大的：涉及简单、少数变量的自然现象的研究可以通过剖析数字之间的关系而进行功能性分析，而具有复杂多变影响因素的社会现象则往往倾向于采用剖析作用机理的因果性分析。但是，现代经济学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却采用了功能性分析，于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就只能把人类行为的解释约束在最狭窄的精神方面；结果，不仅忽视了传统主义的广阔领域，而且也忽视了道德方面的考虑，以至分析结论不仅显得肤浅片面而且还荒谬。

总之，经济学说史中存在功能性分析和因果性分析两大传统，并且，早期经济学更注重对事物之间发生作用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进行揭示，但后来功能性分析却逐渐支配了经济学的研究倾向。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逻辑：1.自抽象演绎法得到广泛推广后，社会哲学家开始用大数定理将复杂的社会过程归纳为简单的可以分析和预测的机械过程；2.自启蒙主义以降，科学活动和哲学活动就日益结合在一起，并导致了实用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盛行；3.实用主义进一步转化成为激进的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有用就是真理”逐渐成了实用主义的信条，从而导致了工具理性日益膨胀；4.工具理性的基本含义就是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种强调目的与手段之间直接关系的工具理性逐渐为经济学界所认同，并成为经济学中理性的基本含义；5.工具理性的不断膨胀式的经济学逐渐离开了对事物本质的探究而日益局限于事物表象方面，从而最终催生了经济理论的功能性研究思维。事实上，正是基于功能主义哲学观，现代主流经济学集中分析各经济事物之间功能性关系，即把一个变量的变化与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联系起来；为此，它用方程式的方式以及曲线的图形来分析经济之间的联系，而寻找最优的位置使现代经济分析开始使用微分学等工具：开始以一次导数来定义边际单位，并注意到一次导数达到零值时就达到一个最大或最小的位置。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强调积极数量关系的同时却抛弃了因果来解释经济现象，甚至进而发展到完全用经济现象的函数关系来代替因果关系；结果，这种分析为理解社会现象所提供的只是一幅高度静止的画面，只是限于形式主义的逻辑上，而无法揭示其内在的原因或机理。

六、理性数理建模

基于个人主义、演绎主义、均衡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方法论思维，数理经济学开始大肆盛行：原子个体主义为数理建模提供了行为假设的基石，抽象演绎主义为数理建模提供了逻辑推理的基础、静态均衡主义为数理建模提供了研究目标的指向，功能主义则为数理建模提供了解释现象的哲学。然而，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数学上的优美和典雅足以与物理学的最好理论相媲美，但其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相关性却也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一者，经济学的数理建模过分扩大了人类理性，试图用边际分析来探究最大化和均衡，这种均衡分析当然也就看不到经济现象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二者，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现象也根本不是计算理性可以刻画的：经济学模型只能抽象地表达一些简单的社会现象，因而绝大多数的经济问题都是不适合用纯粹的数学逻辑来表达的。不幸的是，尽管经济现象本身如此复杂多变，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试图以数学化的工具打造成一个自洽性的理论体系。这样，经济学就不仅离开了人文的关注，也逐渐离开了演化生物学的基本要求；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我们把尊重留给马歇尔，但我们追随瓦尔拉斯。

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建议和对策，而数学只是一种有用工具，为经济思想更有效的表达和交流服务；但是，如今婢女却成了公主甚至是皇后，它对经济学的发展和理论价值具有了发号施令的威权。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已经逐渐沦落为数学家的一个研究领域，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以至许多精微的思想被舍弃了。[14]问题是，现实世界确实与基于有效市场假说的模型相差甚远，以致这种建立在人为设定的参数上且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距离人类的生活经验越来越远；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数理经济学家制造出的是一个个脆弱的水晶球，任何一个细微的外来冲击都可能会导致这个水晶球的破裂。克鲁格曼就指出，“经济学科的迷途在于，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整体误将优美——套上外表华丽的数学外衣——当作了真理”，“这种浪漫化的和经过净化的经济幻象导致大多数经济学家忽视了所有那些可能出错的事情。以致他们对很多东西熟视无睹，诸如：经常导致泡沫及其破灭的人类理性的局限、狂乱运行的制度问题、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不完美性——它足以使经济运行体系遭受突然的不可预测的崩溃，以及当管理者不相信规制本身所引发的危险。”[15]

考德维尔曾指出，“只有当人们对知识的进步的失望成为常态之后，人们才会指望以变量的增加或理论模型的数学复杂化，或者是以经营分析的技术进步，而不是以经济运行的更好理解为尺度来对‘进步’进行衡量”。[16]不幸的是，尽管过分数量化把现代经济学引入了一个致命的误区：不仅在预测和应用中却遭到了普遍挫折，而且在经济危机出现后也开不出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显然并不打算放弃这种在象牙塔里进行数理逻辑的推导和数理模型的构造，反而打算把经济学大造成一个自我思维的纯粹公理体系。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本身可以被看成是像几何学那样的公理体系，或者直接把经济学归属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既然数学无需任何现实世界的材料输入，数学结构也无需与经验现实吻合，那么，也就不能要求经济学给予经济行为人的行为以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以可靠的指导。例如，罗森伯格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逻辑自洽性上，最好被看成是数学的分支，是处于纯粹的和运用的公理体系相交的某个地方，“它所致力于研究的是关于抽象关系传递的一系列假定的形式方面的固有属性，如明确界定理性这种技术性观念的公理，就如同几何学致力于确定关于抽象的点和线的形式方面的固有属性一样”。问题是，主流经济学的现状并不代表它的合理性，相反，它体现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异化：一者，尽管主流经济学常常用自然科学或数学来进行类比，但经济学根本就没有自然科学那种特性以及成功的纪录；二者，经济学从经验科学到数学的转化就失去了科学的本性，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必然有其独特认知和实践目的。

事实上，经济学不但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差异，更不能被视为像几何学那样一套公理体系；相反，它本身是一门致用之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显然，这句话同样适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现实情形及其实质要求：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然而，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流于形式而日益偏离了基本的研究目的，从而导致了经济学理论的有用性在不断下降。森就从寻找经济学为什么总是预测失误的原因出发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在森看来，预测经济现象的两大难点：预测个人选择的复杂问题和预测无数人在社会中相互作用的复杂问题；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将人在社会中相互作用被抽象为“一般均衡”这一概念，而个人选择则被约化为以谋私利为目标的极大化原理，支撑对这两个复杂社会问题做如此高度抽象表述概括的便是“理性”行为假说。显然，正是由于“均衡”概念无法描述社会中的相互作用问题，以谋私利为目标的极大化原理根本不足以正确表述人的选择问题，因而经济学从理论上就注定要预测失误；特别是，盲目崇拜抽象约化的方法论，追求建立在不合理假定条件下的逻辑精确，其实根本是不科学的学科研究方法论。

七、计量实证分析

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就其理论特色而言，既不类似于物理学等自然学科，也不等同于几何数等之类的管理体系；就其应用性而言，又不同于工程学，相反具有强烈的伦理学色彩。事实上，即使那些从事数理模型构建的学者，最初也是希望他们的推理结论能够对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某种预测，只不过，由于数理模型日益抽象化而使得这种预测一再碰壁，预测性才逐渐不再成为模型构建者所关注的重点。而且，当基于假设－推导的数理分析模式遭到挑战后，现代主流经济学有开始转向了实证研究，试图通过数据之间的统计回归分析来为其理论提供经验支持，并为其政策主张服务，从而导致计量经济学的兴起。由于任何政策主张的都是建立在理论的预测功能基础之上，因而计量经济学的兴起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进行预测和对社会实践提供指导的需要。例如，弗里德曼就提出，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它的任务是要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这个一般化体系可以被用来对环境的任何变化所导致的结果作出准确推测，并可以通过衡量它所作出的推测的精确度、范围和一致性来对其表现作出评估。”[18]问题是，当前的计量实证果真能够提高经济学的预测力和实践力吗？

一者，就预测层次而言。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仅仅是建立在历史数据基础之上，它最多仅仅是反映特定时间或范围内的发展趋势而不能揭示出规律；但实证分析却试图根据现状或过去发展的分析来对未来的走势预测，从而遇到了预测的逻辑一致性问题：过去的趋势能够反映未来的方向吗？显然，这种分析思维隐含了其他因素不变的假定，但在经济现象中任何初始敏感性条件的细微差异都会通过蝴蝶效应的放大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同时，基于计量实证来进行预测本身就存在逻辑缺陷，因为统计回归分析的对象本身是基于大数定律得出的一般状态，而将任何独特的事件都通过置信区间的设计而排除在外；问题是，经济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预测事件恰恰是其独特性，如经济危机何时来临等，而这却在计量分析过程中被排除了。一个熟视无睹的例子：我们能够准确地预知一个学生早上几点起床吗？一般地，如果他8点上课，那我们会预期他会在7点起床并在8点前达到学校；但是，这个惯例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某天也许他生病了，或许定时钟没有响，或许有家人去世了，显然可以有无数理由使那个学生没有按你预期的那样行动。正因如此，迄今为止的资料表明，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在预测方面是非常失败的，有笑话就说，经济学家预测出了过去5次衰退中的9次。

二者，就改造社会层次而言。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根本无法揭示事物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无法剖析事物现象背后的结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理；但实证分析却基于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简单地把适合特定时间、特定范围以及特定物体的方法或手段运用到其他场合，从而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工具主义悖论：在适合某个特定时空的工具用到其他时空时也会有效吗？显然，这种分析没有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从而缺乏一个可实现的理想状态之设定，也没有揭示出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即使实证分析果真如实地反映了现状，但这种纯粹的实证有用吗？究其原因，尽管现代实证分析强化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但它并没有打通从实然到应然之间的鸿沟，从而无法从中获取应然的政策建议。其实，尽管实证分析可以为社会改革的原因、范围以及力度提供一些基本的数据资料，但首先必须确定社会改革的方向；因此，在经济学中也根本没有纯粹的实证分析，任何实证都体现特定个体或时代的价值观。萨伊就指出，仅仅了解事实，不了解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没有多大用途的；事实上，没有一个荒谬理论或狂妄言论未曾援引事实来作说明，使政府当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实。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就内含了一个先验价值观：基于自然主义来提供“应然”标准，根据自然界的“物竞天择”原理来为社会竞争的结果进行辩护；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合理化了实证结果，以实证分析来为现实辩护，为既得利益者服务，从而具有强烈的保守性，无法为社会制度的改造提供理论支持。

正因为无论是在预测经济现象上还是在指导社会实践上，现代经济学迄今为止的纪录都很不令人满意；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及其理论功能的关注逐渐发生了巨大蜕变：它不再是预测性的而日益局限于解释性这一层次上，从而也就不再承担起指导社会实践的责任，解释力越来越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诉求。问题是，就解释层次而言，实证分析往往是将经济现象视为孤立的存在，借助数字之间的联系来加以功能性解释；显然，这就遇到解释的合理性问题：当前这种实证分析提供的解释可信吗？基于特定实证分析的解释比其他角度的解释更为合理吗？在一些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这种不包含价值观的实证分析所提供的解释总体上是客观的。例如，弗里德曼就认为，“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能够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科学。”[19]问题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对解释的追求与其对象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关联：一者，人类行为的动机和表现形式本身就有多样的，这与后天的社会环境有关，因而经济学中的解释根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二者，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本身并不仅仅为了纯粹的解释，而是为了进一步改造社会的目的，因而也必然渗透着解释主体所赋予的一定价值观。

一般地，任何实证分析都是基于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上，而基于不同引导假定下的分析和解释就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共同体。显然，按照不同解释共同体的经济学理论，同样一项经济政策，既可以解释为有利于增加就业，也可以解释为可能增加失业，关键在于由哪一位经济学流派或权威来加以解释，在现实生活中按照经济学家建议开出的政策也往往带来完全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事实上，除了弗里德曼等少数人曾试图将实证分析用于理论构建外，大多数计量经济学家都只是将之用于检验，而不是理论的构建；而且，弗里德曼等提倡的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目标主要是运用现实逻辑和概念性的分析给人们提供关于科学的核心特征，如证明或解释的抽象描述，他们倾向于将构成明确分支学科的、已被人们接受的、与背景有关的假设看做是理解解释、确证和理论结构等问题的统一的基本逻辑的障碍。[20]而且，由于当前流行的实证分析基本上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假设前提都源于不现实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基于实证的解释更显片面。例如，它试图用一个统一分析框架来对人的行为及其经济现象进行解释，这排除了人类社会因素的多样性，增加了描述的机械性和僵化性；因此，当现代主流经济学看到雷锋做好事之后，往往基于效用最大化的教条开始把“助人为乐”视为雷锋的偏好，显然，这远远不如精神分析学派从其早期的生活环境来进行解释解释、预测更为合理。[21]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已经高度演绎化了，它并非是对具体现象的解释，而主要是为了论证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合理性；米塞斯就强调，“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计量经济学是数字的天真游戏，无助于说明任何经济的现实问题”。[22]

八、尾论

上面的分析表明，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对经济危机之类问题如此无助，根本上在于其研究方法存在严重缺陷：原子个体主义使它忽视了现实行为的非理性以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抽象演绎主义使它热衷于形式逻辑的推理而缺乏人文性和历史感，静态均衡主义使它把复杂不确定的市场想象成自动有效的并刻意打造个中人为市场，实用功能主义则使它把视野局限在表象上而看不到背后的结构等实质性关系。正是根植于这些方法论，现代经济学偏重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这两个技术性方面，而且，为了追求所谓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数理化趋势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形式化。例如，西蒙就说，现代经济学在数学上的优美和典雅可以和物理学的最好理论相媲美，典型例子如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及其现代版本，表现在舒尔茨、萨缪尔森、希克斯、阿罗、赫维茨、德布鲁、马林沃德等的理论中。[23]事实上，自20 世纪中期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以及弗里德曼发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以来，形式主义数学的兴起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经济学中逐渐占据了方法论的主导地位，以致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改造成了一门无视经济现实的“数学科学”。例如，布劳格就指出，经济学家已经把经济学变为一门使用“价格”、“市场”、“商品”之类名词的社会数学。[24]

然而，尽管形式主义分析“消除了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但代价是失去了自然语言的丰富性和启发性”，[25]以致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现实世界变得越来越无关，对明显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越来越熟视无睹。事实上，正是由于日益走上了数理模型化和计量实证化的道路，现代经济学在预测和应用中遭到了一连串的重大挫折，以至20世纪80年代后纯“理论”经济学家对应用政策的兴趣顿时锐减了，而是将其任务局限在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这一层次上。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将经济学公理化的数理经济学身上，如萨缪尔森就认为，科学只提供描述，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测；而且，连弗里德曼这类实证主义者也开始丧失了经济预测的兴趣，而热衷于基于细枝末节的实证来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供证明和支持，以致实证经济学也蜕变为一门解释性的学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将实证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区分开来：实证经济学仅仅是对已有理论进行验证，同时对现状进行客观的描述。在他们看来，这种描述就像我们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描述一样，是可以达成一致意见的；相反，应用经济学则充满了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这都带有非常强的主观性和非科学性。

问题是，经济学根本上是一门致用之学，其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对社会经济现象的预测力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力，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对现代及教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混淆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在研究对象及其相应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它片面强调了实证过程的客观性以及实证结果的合理性。结果，如西蒙指出繁荣，“经济学研究人员的数学知识和技能的快速扩展允许传统理论发展到新的雄辩的典雅的高度，特别是和统计决策理论以及源于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博弈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而且还扩展到包容某些不确定性和不完美信息的现象。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成熟为两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了规范技术问题的广大空间，这些问题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推迟了与现实世界粗俗情况的相遇”。[26]为此，马兰沃指出，“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学研究必须回到解决具体问题的轨道上来，重新考虑它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这种对研究目标的重新评价在经济学领域正在发生，但是，经济学家不习惯将其作为一种正常的研究方式。因为这不仅要对流行的研究纲领进行修正，而且必须改变它所使用的专业术语，从而废弃当前的这种研究纲领”。[27]这也正是本文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