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朝中朋党（1） 

　　明代的科举制度每3年为一个周期，逢鼠年、兔年、马年、鸡年秋天各省举行乡试，从秀才中选拔举人，叫做秋闱；第二年牛年、龙年、羊年、狗年春天，举人们到北京来参加会试和殿试，叫做春闱，通过考试的就取得了进士的资格，全部进入官僚阶层。会试是国家大政，也是士子们的终身大事，这一年就被称为大比之年。

　　崇祯4年（1631）辛未，是崇祯帝即位后的第二个大比之年，整个春天朝廷中都在忙忙碌碌地安排出题、考试、阅卷、发榜、皇帝点名召见、新进士举行庆贺宴会……崇祯帝也亲自参加了带有仪式性的殿试和传胪等活动，并且欣然批准了本届取中的349名新进士的名单。新科进士按例分成3个等级，称作三甲。第一甲只有3名，就是民间所谓的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赐进士及第”，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分别考授官职。这一科取中的进士中很有几个天下知名的文士，崇祯帝很高兴，朝野上下的反映也还不坏。

　　但在春闱结束之后，新进士的考选授职工作也已经完成了，在八月里，有几个言官突然提出，本年科举中有诸多弊端：一是一甲第一名状元陈于泰竟然就是主考官首席大学士周延儒的连襟姻亲；二是一甲3名竟然全都是南直隶人，陈于泰是常州府宜兴人，与周延儒同里，第二名榜眼吴伟业是苏州府太仓人，第三名探花夏曰瑚是淮安府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全部是主考官周延儒的同乡；三是榜眼吴伟业（同时又是会试第一的会元）的试卷中有明显的谄媚主考官的意味，不成体统。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攻击这次考试及有关考官的章疏不绝于朝。考官们和新得中的进士们为此都紧张起来。

　　崇祯帝对于各种舞弊事件从来都十分敏感，立即就着手进行了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并没有反映出什么舞弊的证据，所谓姻娅、同乡确是实情，但制度上从来没有规定会试中要回避亲属，更没有规定不能录取同乡。他还特地调阅了吴伟业在会试中的考卷，读过之后觉得很好，没有所谓“衬贴”的感觉，于是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有了皇帝这样的批示，弊端的说法就算不攻自破。

　　这次小小的科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了，但崇祯帝却从中感到了一些蹊跷。攻击科场舞弊的矛头直指首辅周延儒，而他听到自己的情报系统传说，在幕后指挥这次战役的就是内阁中地位仅次于周延儒的次辅温体仁。如果情况属实，这显然又是一种新形势下的朋党之争。

　　在崇祯初年，崇祯帝尽了极大的努力，在朝中剿杀朋党。崇祯元年（1628）冬季那次会推风波之后，他对于东林党人结党营私有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极为厌恶，在后来的用人行政中就一直有意识地抑制东林的势力，希望通过压制东林党人彻底消除朝臣们的朋党之风和朋党之见。

　　在那次为会推而进行的御前辩论之后，东林党人集中火力发起了一次大反击。几位御史纷纷指摘温体仁在家乡的时候的种种不法行为，包括娶娼妓为妾、接受贿赂、夺取他人家产等项；御史毛九华还弹劾他为杭州魏忠贤的生祠作过颂诗，而且刊刻成册。温体仁为此辩解说：我在朝中三十年了，从来没有被人弹劾过，如今只因为参奏了钱谦益，立即就受到四面攻击，狠不得把我罢官杀头而后快。难道一个人的好坏前后能有这样大的不同吗？毛九华等人显然是钱谦益一党。对于谄媚赞颂魏忠贤的诗，他矢口否认，并且说：谄媚之诗应当手写逞送才恭敬，绝对没有刻印刊行的道理；即使真有刻本，应该流传很广，但为什么当初籍没魏忠贤的时候没有人参纠，反而在一年多以后提出来呢？请陛下下令严查，审问刻诗的人，究竟诗稿是从哪里得来的。

　　温体仁的回答总起来讲是比较有道理的，本来就对这件事有成见的崇祯帝则更容易听信。他再次召集朝臣进行当面辩论，结果东林的御史们有些理屈辞穷。连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的首辅韩爌也说：“温体仁平日清谨自守，名声很好；此次因参劾钱谦益一事，激愤过当，犯了众怒，所以诸臣攻他。”在崇祯帝看来，一向名声很好的温体仁受这番攻击，完全是因为揭露了东林人的党私，是为了朝廷的利益而造成的一种光荣孤立，因此这个人就更值得信任，值得重用；而东林党人则在这些无理的攻击中显示出他们的营私和褊狭。他为此特地在内殿召见韩爌等几位阁臣，很气愤地说：“进言的人不知忧国忧民，只知结党营私，自我标榜为‘东林’，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呢？对这样的人一定要严惩。”

　　韩爌这时候深深感觉到，朝中的朋党之争已经对皇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这只能使正在日益艰难的国事更加艰难。他在那次内殿召见后给皇帝写了一份表示个人意见的奏本，专论党争问题，其中说：“人臣不可结党侍奉君主，人君也不可用结党怀疑臣子，只能根据一个人的才能品行和从政业绩来决定他的升迁或是革黜，而不能看他是不是在哪一党。如果朝廷上打得你死我活，官员们全部分成甲党乙党，绝非国家之福。”这实际上是说，朝臣结党固然不对，但作为君主，不论是不是真有朋党，都不应该以朋党视之。君主心中无党，朋党之祸尚不至于太酷烈；君主自己先有了朋党的成见，那造成的党争将带来无法预期的严重后果。

　　可惜韩爌这个极有见地的说法却没有被崇祯帝接受。他确实有朋党的成见，而且成见还极深，还极其自负地认为只有把哪一朋党哪一圈子的人都认清了，才能以党治党，有效地消除朋党。他坚持要这样做，别人谁也没有办法，但朋党并没有被消除，反而愈演愈烈。

　　朝中那些非东林党人，特别是那些在魏忠贤时期曾身居高位的非东林党人，很快就从崇祯帝的表现中感觉到了某种可以利用的东西。既然皇上对于朋党深恶痛绝，那些“党”得最厉害的东林人士就有了致命的弱点。这些非东林党人对于东林大规模占领政治要津，并且不断地攻击、排挤东林以外的人士相当不满，有了皇帝的成见，他们就可以利用时机再把东林分子赶回老家去。这个时机随着后金军队对京城的包围而成熟起来。

　　在己巳之警中又急又窘的崇祯帝对于全体任职的大臣都不满已极，因为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从内阁到六部几乎拿不出什么像个样子的对应措施。崇祯帝深感到这样一批朝臣实在无法应付当前的各种危机，更不要说开辟新的丰功伟业了。为此，他在紧急中先是临时处理了兵部尚书王洽、督师袁崇焕，而后撤换了几个部的尚书，到警报稍缓的时候，又对内阁班子进行了大调整。

　　首先被调整下去的是大学士钱龙锡，直接原因是为了他同袁崇焕的关系，特别是在擅杀毛文龙事件中的责任问题。钱龙锡同袁崇焕本来并没有任何瓜葛，但崇祯帝召用袁崇焕，提出5年复辽，钱龙锡作为内阁大臣却不能不关心不过问。袁崇焕在京陛见期间，钱龙锡曾两次到他的寓所，共同商议辽东前线的安排布置。袁崇焕谈到毛文龙的问题时曾说，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钱龙锡从朝廷的立场出发，对除掉毛文龙也是比较支持的。这就是后来袁崇焕在杀掉毛文龙之后的奏疏中所说的“辅臣钱龙锡特过臣寓，商及此事。”后来为了边防事宜，袁崇焕同钱龙锡还有过多次的书信往来。这些本来都属于正常交往，但等到袁崇焕突然成了祸国殃民的大汉奸之后，问题一下子变得严重了。

　　钱龙锡是南直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与东林中许多老一辈骨干是同乡又是老朋友；他在天启5年（1625）因为得罪于魏忠贤而被削籍，因而属于崇祯初年得到平反复职的那个新既得利益集团。这种身分决定了他同在魏忠贤时期也还混得不错的旧既得利益集团处于对立状态，在定立“逆案”之后，他对于虽然没有列入“逆案”却可能多少与阉党有些牵连的那些人压制得很厉害，因而也特别被那些人仇恨。袁崇焕得罪被逮，而袁崇焕的奏章中明明写着擅杀毛文龙是同钱龙锡商量过的，这对于仇恨钱龙锡的人来说是个天赐良机。因此，在后金大兵仍在京师城下，情况还万分危急的时候，御史高捷、史×（上範下土）等人就开始对钱龙锡猛攻猛打，揪住不放。

　　崇祯2年（1629）十二月初五日，也就是袁崇焕被逮仅仅4天之后，御史高捷专章弹劾钱龙锡。他在奏章中先把崇祯帝大加吹捧了一番，说“皇上赫然震怒，下督师袁崇焕于狱，京城中万口一辞，都在称颂圣上英明果断，一举而振作国法，消除内患。”然后指出，袁崇焕的所作所为都有内阁的钱龙锡为他谋画，为他撑腰，为他侧应。高捷在疏中列举了钱龙锡的三大罪状：一是指使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他认为已有确证；二是勾结袁崇焕私自同后金谈判构和，这是他据袁崇焕所言推测出来的；三是挑动祖大寿率军溃逃，这就完全是他捏造的了。在本章的最后他又危言耸听地说：“臣深知龙锡羽翼如林，死党牢布，此疏一出，大祸将立至。但求一点忠心能达上听，皇上能够因此做出决断，除绝祸根，臣即再受刀俎也无所遗憾。”

　　崇祯帝对高捷所说的颇有同感，但暂时还没有精力来处置，只是听凭钱龙锡自行辩解和高捷一流继续攻讦。钱龙锡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无法安于职任了，只得申请退职回乡养病，并且立即得到批准。到第二年八月，袁崇焕被处死，钱龙锡的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史×（上範下土）甚至说：“袁崇焕出京时，重贿钱龙锡数万金。”崇祯帝为此震怒，命人到江南将钱龙锡逮至京师。十二月，钱龙锡被押送到北京，关进了刑部监狱。他再次上疏为自己辩解，并把袁崇焕给自己的信的原件和自己回信的底稿一起上交。崇祯帝已经拿定主意，因而不为所动，只是催着刑部定案。刑部根据皇帝恼怒的程度拟定：钱龙锡处斩，决不待时。崇祯帝却似乎又以为有点太重了，就以钱龙锡没有逆谋为由，命先关在狱中。到第二年，再次对钱龙锡减轻处分，改为免死遣戍定海卫。钱龙锡直到明王朝瓦解后才被南明弘光政权赦免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