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纸天堂(一)

祝勇

这些革命人物服从于某种不可避免的逻辑进程，这一进程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

                                       ——[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

第一章  劝世良言

曾经在《烟枪与火枪》中现身的洪秀全，在本文中将大展身手。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以前，他只是一介书生，固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七岁入塾读书，几年后便能熟诵四书五经，被塾师和族人寄予厚望，并于一年前（1832年）顺利通过县试，但像他这样的知识青年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不计其数。即使他们怀抱着远大的理想，并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是，对于整个王朝来说，无论他是否成功，都是不重要的。

说起来有些残酷，这些满怀理想的读书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就如野草一般，多他一棵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即使他有经天纬地的才能，对于这个衰落固执的王朝，也无足轻重；纵然他有朝一日像曾国藩一样官高爵显，他也只是朝堂上众多的奴才之一——“奴才”这个称谓，言简意赅地道明了他们的与帝王之间的隶属关系，这，正是这个王朝最为赏识的，而他们的全部工作，将是听从那个端坐在太后宝座上、有着乔伊斯式的意识流思维方式的更年期妇女的摆布。更何况，科举的路，几乎注定是一条失败的路，“进入考场的人当中，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与成功无缘。在这样的比率下，一个读书人在他的一生中达到自己目标的机会，像中彩一样偶然。从概率的角度说，一个人，当他选择了书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选择了失败。”[1]也就是说，诱人的前景，与家族的厚望，共同营造了一场巨大的骗局，把洪秀全送进绝境，使他想当奴才而不得。他企图通过读书进入上层社会的道路，从一开始就是一条断路，但这是他的唯一机会，即使概率再低他也义无反顾，因为，他没有别的机会。

1833年酷暑的8月，17岁的洪秀全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从广东省花县官禄（土+布）故乡出发，徒步走向遥远的广州城，参加癸巳科试。然而，在那里等待他的，将不是金榜题名，而是一本名为《劝世良言》的小册子，以及小册子的作者、基督教信徒梁发。

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中国历史，那本文笔粗糙的基督教启蒙读物，都不是一本可有可无的书。那天几乎所有考生都领到了这本书，作为聪明的布道者，梁发把科举考试视为他宣传基督教精神的大好机会。实践证明，历史对梁发这种广种薄收的做法给予了极高的回报。在所有得到此书的人中，很有可能只有洪秀全一人认真读过，其他那些精心印刷的册页都变作一叠废纸，但这就够了，因为那名特定的读者因这本书而酝酿了一次耸人听闻的叛乱，这使一个人与一本书的相遇，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事件。它像一次意外的撞击，使洪秀全的命运完全偏离到另外一个方向——一个连他自己都无法预知的方向。他终于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另一个曾国藩，他将成为洪秀全，一个出现在帝国的通缉令上，并令皇帝心惊胆战的名字，一个历史的异数；它打乱了整个历史的局面，就像一颗棋子的变动，会使所有的变动尾随其后，进而使整个棋盘的局面彻底改变。这是历史的“蝴蝶效应”。对于这些环环相扣的变化，我们常常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变化是渐进的，我们几乎觉察不到它的细节，但是，19世纪中国，所有的变化都是猝不及防，甚至洪秀全本人，在他走向广州城的途中，如果他能想到，不久之后，他将导演一场宗教革命，扰攘十七省，沦陷六百余城，牺牲了数千万生命，他一定会被吓得目瞪口呆。

第二章  鸦片，未完的故事

呤唎投奔太平天国的脚步没有丝毫的犹豫。

此时，他的国家——大英帝国，是太平天国的天敌，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太平天国对鸦片实行彻底的禁绝政策，在那个为英国人苦心孤诣地制造的鸦片帝国内部，只有太平天国的辖区是一片净土。而且，这片净土正逐步扩大，在英国人看来，就像一块正在扩大的皮肤病，令他们如坐针毡。

这无疑使呤唎投奔太平天国的行为成为一种冒险，他们在途中每次遭遇清兵时，都会受到他们的袭扰和攻击，无法预测，太平军将会如何处置他这位英国人，他在上海目睹的那些扭曲的太平军尸体，在向他发出警告，让他不要接近他们的天国，但是，来自天国的消息诱惑着他。他在忐忑不安中，穿越了清军控制区，一步步靠近了太平天国控制区、上海 60英里之外的村庄——芦墟。

鸦片的故事，粘着在中国的历史中，挥之不去。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起事，距离鸦片战争，只有11年时间。那正是英国人的东方事业方兴未艾的年代，无数商人，在鸦片的怂恿下，一步步完成了自己的东方梦，而那个东方帝国，一天比一天更加呈现出非理性、消极、纵欲和阴鸷的性格，与英国人的东方想象严丝合缝。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比鸦片更与这个国度的气质相契合，“中国就是一个抽鸦片的国家”[2]。在他们的知识秩序中，中国已经被构建成世界的黑暗中心，“宁愿住在疯人院，或者跟野兽待在一起，也比生活在中国人中强。”[3]他们颠倒了因和果的关系，这样，他们就不必为他们的鸦片贸易负道德责任了。在他们看来，中国人贪婪、沉沦、堕落、不可救药，整个国土，都因鸦片烟瘾而战栗和疯狂，是中国人自己导致了鸦片的泛滥，而不是英国人的鸦片政策。英国人的贪婪、沉沦、堕落、不可救药，则被戏剧性地掩藏在他们的正义、开拓与民族精神背后，没有人忏悔，鸦片贸易这一不可告人的秘密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在凯旋的阳光、花环与旗帜下，它变成一个被集体回避的黑洞。

连传教士都卷入了鸦片的事业。马礼逊——来中国传教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看不出在福音与鸦片之间存在着任何矛盾，因为他传教的经费，正是依靠鸦片贸易的利润来维系的。子如其父，马礼逊的儿子，也是一位天才，他在给东印度公司充当汉语翻译的同时，还利用宝贵的业余时间，撰写了一部通俗读物——《中国商贸指南》，为鸦片商人提供生意经。执著于鸦片事业的传教士马礼逊不会想到，有一个名叫洪秀全的书生，在大清帝国的末日余晖中，与他的弟子梁发擦肩而过。从那一瞬间开始，中国的历史、英国的历史，都变得截然不同。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洁癖。这种洁癖，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职业病。对于鸦片的态度，他们与任何人不能苟同。革命是纯洁的，污浊的鸦片显然不能混迹其中。作为堕落、腐朽的象征，鸦片与革命的语境格格不入，因而革命者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与鸦片的势不两立。“洪秀全又禁吸鸦片，甚至平常烟草和饮酒亦在被禁之列。”[4]这无疑触及了英国人的底线。呤唎说：“在太平革命运动的早期，几乎全体熟悉他们的人，甚或许多并不熟悉他们的人，全都对他们怀着友好的感情，可是曾几何时，一旦完全明白他们对输入鸦片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之后，就有有力的团体起来反对他们，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等等了。”[5]上帝的仁慈、女王的雄心，都在此刻露出了马脚——那些伟大的事业，归根结蒂都是为钱包服务的。在鸦片面前，所有动听的言词都沦为不堪一击的谎言。

英国记者安德鲁·威尔逊在当时就认识到：“太平天国叛乱之所以爆发，部分地要归因于鸦片战争……如果不是第一次英中战争对清帝国政府的威望给予猛烈的冲击，叛乱就不可能酝酿成为燎原的大火”。[6]历史的不同构件之间的勾连关系耐人寻味——中英两个帝国的战争成就了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的崛起，反过来又使已经撕破脸皮的大清与大英两个帝国重新坐到一起。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了大清帝国的首都，烧毁了它的万园之园，但这并不妨碍大清与英国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并肩作战。

在上海，呤唎亲眼目睹了法国人和英国人对“三合会”[7]的清剿，1855年，中国的除夕之夜，三百名冲出清军包围的会党，向海军总督拉戈投降，他们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酷刑处死——他们被拉戈全部交给了清军。然后，这座城市便多了一些残缺不全的尸体。他们死后，清军血洗了上海城，屠城三天，一些会党被钉在木桩上，有火红的烙铁在他们的血肉之躯上烫出一阵阵呛人的白烟；一些闪亮的刀，在一些扭动的身躯上不辞辛苦地锯着，在它们的努力之下，一块块粘筋带皮的肉被割下，在刀尖上，它们像火苗一样跳动，经久不息；还有一些刀锋，细致入微地划过受难者的肚皮，那些花花绿绿的肠子颤动片刻之后喷薄而出。三合会占领上海的时候，只杀了两个人，无一人受到酷刑虐杀，而此时，仅在宝塔桥，呤唎就看到十九颗人头悬在桥头，在风中摆来摆去，仿佛对清军的行为表示不满，而其他地方，人头已堆积成一座小山。呤唎看到法国士兵用枪打断了一位老妇人的大腿，那位老妇人立即仆倒在地上，子弹在她的前后左右不断爆炸，飞起的尘屑落在老妇人的脸上，使她显得更加面无人色，她看到了呤唎，张着空洞的嘴，向他呼救，正当呤唎犹豫的时候，她的背上中了一枪。呤唎说，他为这样的暴行感到难过，“如果我跟他们易地而处，我一定要把我所见到的一切外国人都开枪打死”[8]。呤唎后来听说，那位老妇人没有死，他躺在原地，一直呻吟到半夜，才被人救走。

后来呤唎说，“英国官员并不是仅仅在1855年的上海屠杀事件中，才充当清政府的盟友的，1854至1856这三年之中，英国人不断地干涉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起义。1854年，包令爵士使英海军与罪恶昭彰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联合，共同蹂躏广东。广州几乎是清政府在广东全省唯一据有之地，清政府是依靠英国人的力量才保有这座城市的，换言之，英国人使清政府保有广州城，就不啻于判决了城内一百多万无辜人民的死刑。……英国变成了世上最血腥最腐朽的专制主义国家的同盟者和救命恩人”[9]。

在芦墟，呤唎发现，天国的疆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阴森和恐怖。他后来回忆说：“人们穿着很好的衣服，商店充塞着货品，处处都显出兴旺景象。最令人惊奇的是乞丐完全绝迹，其他同样大小、同样繁荣的市镇都麕集着乞丐，可是这里却一个也没有。村外，很多劳动者正在收割丰富的谷物，田野生气盎然。这是秋收季节，极目远望，辽阔的平原盖满了成熟的五谷，在早晨的太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辉。我完全看不见有任何杀人放火的痕迹。村里，只见到一群一群富裕的、忙碌的、面容和蔼的中国人，和一大堆一大堆刚由船上卸在岸上的货物；郊外，只见到大自然的富足和美丽；但是这里明明是太平天国区域的一部分，我所见到的人民也明明都是太平天国的百姓。”

呤唎就这样成了他们的兄弟，而不是俘虏。呤唎说：“我在太平天国受到了普遍的友好待遇，甚至当他们的可爱的亲人被我的同胞所屠杀，或被交给清军酷刑处死，他们的妻女被清军暴徒轮流加以侮辱的时候，他们这种友好态度也始终不变。我每一回顾及此，就恍如置身梦中，我对于他们这种宽大忍耐的精神，实在感到难以理解，因为根据文明国家所盛行的复仇法，他们是应该采取英国军官（在1862年至1864这三年中）把不幸的太平军俘虏交给清政府的同样野蛮的行为，而去杀死他们所遇见的每个英国人的。”[10]

在太平天国的刑罚系统中，吸食鸦片将受到最高惩罚——斩首。太平天国将吸食鸦片者斥为“生妖”，规定“凡吹洋烟者，斩首不留。”这一点，比林则徐当年的禁烟令更加彻底。乱世用重典，在鸦片的势力所向披靡的年代里，或许只有死亡，能够抵挡鸦片的疯狂进犯。吸烟不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且是法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一个人对于鸦片的态度，决定着他对于革命的态度。

鸦片分开了人们的队列，也分开了人们的命运。

不可一势的鸦片，在天国濒临灭绝。

而大清王朝，除了鸦片，已经一无所有。

                                                                                                                           (未完待续)